湯因比預言：中國文明將統一世界
1973年，英國著名曆史學家阿諾爾德?湯因比與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關於人類社會和當代世界問題的談話，《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先後出版過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種文本。以下文字為池田大作為《展望二十一世紀》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湯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1889-1975年）此刻，感慨縈懷，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倫敦那整潔的住宅裏交談的那些黃金般的日子。如果他還健在，該多麽高興啊。對談開始，眼鏡後麵總是麵帶微笑的博士的目光嚴肅起來，說：“開始吧，為了21世紀的人類，讓我們交談下去！”
那是1972年，熏風吹拂、鮮花綻放的5月。博士83歲，渾身充滿了沉靜的熱情，和44歲的我坦誠相對。
談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恰好電視播報在英國召開首腦會議的新聞。博士看著，悠然說了一句話，至今在我胸中震響――“可能我們的對話不惹人注意，但是將永遠留存下去。” 那時我倡議“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在東西冷戰的旋渦中，各種既成勢力對我的倡言施加壓迫。然而，為了亞洲與世界的和平，中國和日本非締結友好不可，這就是我的信念。
湯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這種行動。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說：“因信念而遭受無端的責難是一種榮譽。淺薄的指責跟本質毫無關係。我們還是談本質問題吧。”
我們談論的本質問題很廣泛，概括起來，就是探究“何謂人”“何謂社會”以及“何謂生命與宇宙的本質”。這就匯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紀》這本書。
博士用他那無以倫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蓋地球這顆行星的“生物圈”中展開的人類史，遙望未來。
博士集畢生學術之大成所說的警世詞句須臾不離我耳畔。
對於哲學告缺、迷失方向的現代世界，那些珠璣話語今天也深刻提示著根本價值觀，即“為了創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麽”，“為了可持續的繁榮，人類應該怎樣生存”
對談跨越了兩年，總計10天，長達40個小時。
我曾問：“如果再生為人，博士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麽工作？”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後對於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為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種有價值的工作。”
在廣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協調，一貫保持一個文明，對中國的這種悠久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還清晰論述了中華文明精神遺產的優秀資質，預言今後中國是融合全人類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訪問貴國，深深感受到中國傳統的優質順應社會變化、切合時代而改變形態，綿綿搏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驗性嚐試，香港、澳門的曆史性回歸等，導向成功的動力當中也生動呈現“中華思想的優質”。
現在，貴國所切實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也是有湯因比博士從貴國發現的“罕見的政治、文化性統一的技術與經驗”作後盾的21世紀的先驅性行動。
博士一語道破，防止人類集體自殺的唯一道路在於如何能形成人類的和平融合。在這一意義上，正如博士所預見的，貴國培育的“融合與協調的智慧”給人類前途以無限的啟示和觸發。
對於我前麵的提問，湯因比博士還回答：“我將來生在中國，要是在那未來的時代世界還沒有融合起來，我就要致力於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經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從以物質為中心轉向以精神為中心。”
人類和平融合與精神文化複興，這也是博士托付給我的文明課題。博士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對話”。
以下為書中〈中國與世界〉一節的內容（節選）：
池田
博士說過“作為將來的一種可能，中國也許會統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這有什麽根據呢？現在還有這種可能性嗎？
我的想法是，與其說中國人是有對外推行征服主義野心的民族，不如說是在本質上希望本國和平與安泰的穩健主義者。實際上，隻要不首先侵
犯中國，中國是從不先發製人的。近代以來，鴉片戰爭、中日戰爭、朝鮮戰爭以及迄今和中國有關的戰爭，無論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衛戰爭。
博士說，中國人的秉性，進入近代以來，已由世界主義變成民族主義。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正確的。然而我認為這種轉變並不意味著是侵略主
義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是對鴉片戰爭以來，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侵略勢力，作出的不得已的反應。這樣說更好一些。我想所謂民族主義是對外反
應的一個方麵，基本上還是大力推行著世界主義、中華主義。以前中國采取孤立的外交姿態，一方麵可能是為了革命後需要整頓內部；另一方麵是
所謂中國即世界這種高傲的傳統主義的表現。
湯因比
對於中國的狀況，我基本讚成您剛才的分析。對過去的中國，拿破侖曾說，“不要喚醒酣睡的巨人”。英國人打敗了拿破侖，馬上就發動了鴉片戰爭，使中國覺醒了。
一八三九年即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您說和中國有關的戰爭完全是自衛戰爭，這是完全對的。然而按中國人的解釋，自衛的意義也包含著想恢複
清朝的鼎盛時期--即乾隆皇帝統治的後半期--中國所達到的國界。
中國圍繞喜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塊領土就跟印度關係決裂。這個地區本身對中國沒有什麽價值，戰略上也沒什麽意義。盡管如此，我推測對
中國來說，這個地區是有某種象征意義的。因為印度主張的國界是在中國衰微、無力爭辯的時期由英國決定的。
現在沒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國要越過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當年的國界進行擴張。實際上，在阿穆爾河沿岸，最近雖跟蘇聯發生了衝突，但
一點也看不出中國要認真考慮恢複阿穆爾河右岸和烏蘇裏江右岸的廣大地區。這一地區是從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間，中國被迫割讓給俄國
的。但是那裏居民的中國色彩，無論當時或現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對外關係中，出現了一些以前中國曆史上沒有過的新東西。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占世界一半的東亞是
名副其實的“中華王國”。雖說隻有日本在政治上沒有從屬於中國，但周圍所有國家，也包括日本在內，都在吸取中國文明。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是統治著“天下萬物”。
池田：想一想國際社會中的中國立場，以前那樣推遲恢複北京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硬使中國陷於孤立，責任完全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國家。讓中國本身負此責任是沒有道理的。
不管哪個國家多少都有這種傾向，特別是中國，對自己接受席位的性質極為敏感。由於戰後四分之一世紀裏遭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所以對新獲得的席位是否正當地評價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是極為重視這一原則的。
總而言之，中國大概對作為西歐化結果的美蘇兩大強國統治世界，感到難以忍受。當然法國或者英國對此大概也抱有強烈的反感。然而這些國家似乎能夠順應現實，采取妥協性外交上的靈活策略。比起這種妥協來，中國似乎堅持原則的色彩更為強烈。
我們從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時表現的態度上也能看到，如果不安排好符合這一原則的席位，中國可能寧作國際社會的孤兒。他們有決心一直等到獲得正當的評價為止。盡管如此，隨著中國回到國際社會中來，今天對全世界的動向將會產生很大影響。
湯因比
中國今後在地球人類社會中將要起什麽作用呢？由於西歐各民族勢力的擴張和暫時的統治所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已經擺脫了這種統治力量，今後仍會按現在的狀況繼續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於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
位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後中國所肩負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設想，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之時，可能就是實現世界統一之日。在原子能時代的今天，這種統一靠武力征服--過去把地球上的廣大部分統一起來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作到。同時，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為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
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組成的東亞，擁有眾多的人口。這些民族的活力、勤奮、勇氣、聰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無遜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具有中國文化和佛教這一共同遺產來看，他們都是聯結在一條紐帶上的。並且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裏。
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這正是原子能時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雖說是中華民族，也並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和平的。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和抗爭。然而到漢朝以後，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重新完成中國的統一是遠在紀元前二0二年。在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後出現了地方的國家主義複辟這樣的反
動。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和秦始皇帶有蠱惑和專製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了這項事業。
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幹練才能。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不是在半個舊大陸，而是在人們能夠居住或交往的整個地球，必定要實現統一的未來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漢朝的劉邦。這樣的政治家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越南人？或者朝鮮人？
池 田
從兩千年來保持統一的曆史經驗來看，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您這一說法，在考慮今後世界問題時，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漢高祖劉邦對中國的重新統一，作為曆史功績是應該給以高度評價的。
然而從另一方麵看，劉邦的成功，大概不能不說是因為有他的前任秦始皇的錯誤教訓。就是說，秦始皇的確在確立長期統治體製上失敗了，但是由於秦始皇用強權把在法律和習慣上地區各異的分散的中國統一起來，這就使劉邦確立統一的政權成為可能。沒有秦始皇，這一任務要由劉邦自己去完成，那時劉邦的角色也許就要由別人扮演。
不論怎樣，中國也是用強大武力完成統一的。後來，雖也有由儒教的倫理和天子這種理念上的象征來維持統一的一麵，但中央政府掌握的軍事力量一旦削弱時，國內就曾幾次陷於分裂危機。
因此，我想說的是，今後世界統一應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國那樣采取中央集權的作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國以平等的立場和資格進行協商這種聯合的方式。從這種意義上說，與其說哪裏是中心，不如說哪裏表現出先鋒模範作用。我個人認為歐洲共同體的嚐試，大概能成為這樣的一個楷模。
即或需要時間，我希望還是一定要促其成功，成為全世界的楷模。
湯因比曾在1929年11月16日，從當時日本的殖民地朝鮮進入中國東北，並在北京逗留了半個多月，然後赴上海。湯因比在南方感觸較多的是中國的革命，如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等，但他似乎隻認同改良，對革命造成的恐怖與毀滅心有餘悸。他並不喜歡上海，雖然英國當時在上海有著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機會接觸國民政府裏的高層，但看不慣這些官僚“蔑視過去、鼓吹當前、迷信未來”的嘴臉。他指出：“在相互對立的政府、黨派、軍閥的爭奪中，最終獲勝的那一方並非因為用武力取得了統一，而是因為賦予了人民其內心深處最想要得到的那些東西。”湯因比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寄予了同情，對把人民作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執政黨非常失望。
湯因比作為致力於文明史的“總體曆史學家”，很重視把中國及其文明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比。他不僅對比了中日，還非常罕見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與1928年恢複統一的中國進行了對比，得出結論是：“目前，土耳其人與中國人似乎交換了彼此的傳統角色――土耳其人在學文化，而中國人在相互廝殺。”關於中日，湯因比說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連續性，而中國人對曆史遺跡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惡意的態度。他說在北京聽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居然喊出“砸爛舊北京”的口號，認為這也就是為什麽中國的一些舊都城已無多少榮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對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湯因比在中國之旅30餘年後最終完成的《曆史研究》有多處談到中國曆史與文明，在“中華文明停滯論”尚甚囂塵上之時，他卻特別關注中國文明向現代化或如他所稱“西化”的轉型，這與他此次中國之行的印象應有較大關係。60年代，曾有日本學者問他若時光可以倒流，他願意出生於何時何地，湯回答說：“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願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歐亞大陸交匯點。那時古埃及文明、歐洲文明與亞洲文明在這一區域匯聚並擴散全球。”
在《曆史研究》一書中，他說，西方文明在創造驚人的物質財富時，卻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與破壞性，將整個人類社會綁上了高速行駛的列車，固有資源的消失或減少，使人類進入了充滿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時代。在現代世界，給人最大的感覺，就是充滿了極大的不穩定性。沒有人會否定，這種狀況越來越糟糕。
而中國文化，以其幾千年來大一統社會，而其文明和社會卻以其固有的穩定性，被湯因比，這個人們冠以“智者”的當代偉大曆史學家，視為一個奇跡。
中國正在走向滅絕。以下任何一個原因就夠了：1。環境的普遍汙染；2。有毒食品泛濫成災；3。計生政策消滅主體民族的基因組。人口的數量質量同時下降；4。貪汙腐敗盛行。
梁啟超：擺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複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麵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走投無路掉進市場經濟的陷阱
所謂自由貿易，就是按照市場的需求，進行商品的流通，從中賺錢。所謂自由市場，就是既然市場具有此種需求，就應該允許商賈將相關商品流通到這個市場來，通過滿足這種市場需求而得利，不可設置人為的阻礙。
在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運作中，政府不應該幹涉，應該放手讓商賈經商牟利。
所以，當咱們西方人到中國來做生意的時候，你們政府不能幹涉，如果幹涉，就是破壞自由貿易原則，就是損害自由市場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經濟手段進行財富掠奪時，在掠奪地區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礙就是以主權國家名義出現的政府的保護。自由貿易理論就是極力排斥國家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學說，這實際上是排除各國主權或傀儡政權對西方殖民掠奪抵的製。
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理論虛構了商業中政府的缺席，我們看看在西方人自己的商業運作中，是不是排除了政府因素。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的時候，伊麗莎白女王頒給東方貿易特許狀，也就是賜予它們在東方世界的貿易獨占權，其他英國公民若是敢在這個領域從事貿易，貨物一律沒收，沒收所得一半歸王室，一半歸東印度公司。這種特權就決定了它的經營模式跟“自由”貿易、“自由”競爭沒有關係。女王還賦予東印度公司製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貿易據點及軍事據點的特權。在後來的實際運作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貿易據點發展為殖民地，它們以印度為基地，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南亞地區進行殖民，這個公司實際上成為一個殖民政府機構，比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過之而無不及，它跟商業的關係，其實就是政府跟商業的關係，而不是他們所標榜的“自由商業”。
頗為諷刺的是，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所做的頭兩筆生意，都是搶劫。他們在接近好望角的時候，遇到一艘葡萄牙商船，於是將其洗劫一空。船隊到達印度尼西亞之後，又有幸遇到一艘葡萄牙大型商船，船上載滿了印花布和手工藝品，英國東印度公司果斷地將所有貨物填滿了自己的船艙。
歐洲在發展資本主義貿易的過程中，前期的海盜搶劫和後期的殖民搶劫，是他們最主要的資本積累方式。單是西班牙從美洲劫掠的金銀，就使得歐洲的金子增長了五倍，從50噸發展為300噸；銀子增長了十四倍，從700萬噸發展到1億噸。
西班牙政府規定，隻有西班牙船隻才能承運美洲殖民地的貨物，金銀貴金屬尤其如此。大量英國海盜專門劫掠西班牙船隻，其中有的海盜跟英國女王合夥經營，女王參與分贓。英國海軍就是在海盜船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跟英國女王合夥搶劫的海盜被女王任命為海軍司令。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第一次出海遠航的船隊所選擇的船長，就是一位名滿全國的大海盜蘭卡斯特。
在英國人控製印度洋航道之前，這裏曾經是葡萄牙海盜的一統天下。葡萄牙人來到印度洋之後，發現印度和中國都如此富裕，他們自己則窮得叮當響。他們根本沒有錢購買這裏的商品。他們隻好發展海盜搶劫的技能，向自己能夠涉足的地區和航道收取保護費，也就是職業強盜。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武裝貿易”。武裝貿易的含義就是搶劫。
英國能夠從葡萄牙人手裏拿下印度洋航道的控製權，非得搶劫能力勝出一籌不可。而在葡萄牙人、英國人控製印度洋航道進行武裝貿易之前，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先後控製印度洋航道一千餘年，此間這一帶一直是和平經商、和平航行，完全不存在武裝貿易問題，也不存在保護費問題。由此不難推測，歐洲人為什麽發展起資本主義——這跟**裸的搶劫密切相關。
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其理論支撐是經濟學上的重商主義，而重商主義經濟學的另一個名稱就是搶劫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