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在宴席上得到娃她娘指點後大有收獲，不僅在朝堂上大力推行新政，而且重視新軍。
“有本上奏！無本退朝！”隨著隨侍太監“王公公”那公鴨嗓般驚聲尖叫，整個大殿一片肅靜，過了片刻仍無人繼續上呈奏章，於是崇禎帝便站起身來朗聲道“散朝！”話音一落，便牽著周皇後的素手從側殿離開。
“皇上起駕，團營官廳！”隨侍太監王公公依舊扯著公鴨嗓尖叫著。而崇禎帝在周皇後陪同下，在偏殿外與眾嬪妃們匯合，乘坐車輦、轎子往“團營官廳”即新兵訓練場，在京城郊外幾十裏處的“通州五衛”之一。
當初，明朝改革元朝軍事製度，創立了獨具特色的“衛所製”，即皇帝獨攬軍事大權，在全國要地設立衛所，由軍丁世代相繼，給養仰賴屯田。此製在維護明朝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統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明朝兵製分為衛所製、屯田製、募兵製。軍隊種類分為邊軍、京軍、地方軍、護衛軍等。西元1368年，朱元璋統一全國後采納謀士劉基建議，立“軍衛法”，在全國建立衛所，控扼要害。中央設大都督府。
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年)改為“五軍都督府”，即中、左、右、前、後軍五處“都督府”，為朝廷最高軍事機關，掌管全國衛所軍籍。而征討、鎮戍、訓練等則聽命於兵部。遇有戰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調軍，任命領兵官，發給印信，率領從衛所調發的軍隊出征。戰爭結束，領兵官繳印於朝廷，官軍則各回衛所駐屯。
這種“統軍權”與“調軍權”分離，以及“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製度，旨在保證明朝皇帝能對全國軍隊的絕對控製。在地方，朱元璋設立了“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設置“指揮使”，為地方最高統兵長官。
“都司”之下，在衝要地區的“府”包括“直轄州”、縣（州）置“衛”或設“所”。一般的“衛”，由“衛指揮使”率領,所轄5個“千戶所”，共5600人組成；“千戶所”由“千戶率領”，轄10個“百戶所”，共1120人，而“百戶所”由“百戶”帶領，轄2個“總旗”，共112人；“總旗”轄5個“小旗”，共50人；“小旗”10人。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確定全國“都司”、“衛所”數量，共設“都司”17個、“行都司”3個、“留守司”1個、“內外衛”329個、“守禦千戶所”65個。這時，明朝的常備兵總人數達到了270餘萬，實力強大！
與此同時，明朝軍隊分為“京軍”亦稱“京營”和“地方軍”兩大部分。“京軍”為全國“衛軍”的精銳，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部隊。不過，隨著時間推移，收到朝局政策影響，“京軍”戰鬥力卻逐漸下滑。
洪武初年，拱衛應天府的“京軍”有48衛。待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因京師接近長城前線，故京軍多達72衛，並正式成立了“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其中，“神機營”掌握各種火器，為這次革新重點。
在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扈駕隨征。以後，京軍製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衛皇帝的“侍衛親軍”，如“錦衣衛”和“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12衛軍，以及隸屬“禦馬監”的“武驤左右”、“騰驤左右”等4衛營。這說明“京軍”無論是裝備素養還是綜合戰力都值得信賴。
“地方軍”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衛軍”配置於內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
“邊兵”則是專門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 配置於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的9個軍鎮，史稱“九邊重鎮”。“民兵”是軍籍之外、由官府僉點、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內地稱之“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在西北邊地則稱“土兵”；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則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
此外，還有不同行業和階層組建的“礦兵”、“鹽兵”、“僧兵”，如“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戰爭，常被召出征，戰爭結束則仍回原址。與此同時，“衛軍”主要是“步軍”、“騎軍”，東南沿海也置有“水師”。
明朝官府曾命福建、江浙沿海諸衛造船抗倭，使“水師”獲得了很大發展。“衛軍”的武器裝備不僅有佩刀、藤牌、弓箭、槍弩等製作精良的冷兵器，而且“火器”已占很大比例，如銅銃、鐵銃、地雷、各類火炮也開始裝備戍衛部隊。明朝中央還設立“兵仗”和“軍器”兩局，專門負責鑄造“火器”以供給當地衛戍部隊。
明朝各省“都司”、“衛所”也遍設雜造局，專管所在“衛所”的兵器修造。明初，“衛軍”主要來自隨朱元璋起義的“從征軍”、元朝和割據勢力投降的“歸附軍”、因犯罪而被謫發的“恩軍”及抑配民戶入伍的“垛集軍”。
“垛集”原是軍伍缺額時抑配民戶補充軍伍的一種辦法。朝廷頒行《垛集令》後，成“衛軍”的主要征集方式。按《垛集令》規定，民3戶為1單位，其中1戶稱“正戶”出“軍丁”，其餘為“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自永樂朝以後，“正戶”與“貼戶”的壯丁輪流更代為軍，軍民嚴格分籍。當軍之家皆入“軍籍”，稱“軍戶”，屬“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優免一丁差徭，其身份和經濟地位都與民戶不同。
“軍戶”固定承擔“兵役”，父死子繼，世代為兵，並隨軍屯戍，住在指定“衛所”。若“軍戶”全家死絕或逃亡，則由官府派員到原籍勾補親族或貼戶頂替，稱之為“勾軍”或“清軍”。
明朝的“衛軍“”實行“屯田製度”。按規定，邊地軍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軍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因此，每個軍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給耕牛、農具和種子，並按份征糧。
洪武至永樂年間，全國“軍屯”約有八九十萬頃。除大量“軍屯”外，官府還實行“商屯”作為補助手段，即按“開中法”，由商人在邊地募人墾荒繳糧，以補充軍糧。如此一來，皆大歡喜。
明朝中期以後，由於大批屯田被豪紳、將校侵占，而商屯亦因“開中法”遭破壞而廢弛，使得軍卒生活無著若而大批逃亡，“衛所製”雖逐漸崩潰。到了正統十四年(西元1449年)發生“土木之變”，導致京軍覆沒。
明朝為保衛京師，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應急，大規模推行“募兵製”，遂“募兵”逐漸成為軍隊主力。大凡戰鬥力較強的軍隊都是由招募而來，如抗倭名將戚繼光之“戚家軍”，俞大猷之“俞家軍”等私兵都是如此。
但是，實行“募兵製”，養兵耗費大，募兵愈眾，國庫日絀，於是頻繁地向民眾勒索，便激化了階級矛盾。等到明朝末年，募集之兵訓練廢弛，戰鬥力轉弱，並相繼逃亡，不堪一擊，終於無法挽救明朝滅亡。
明朝的“京師京營”又稱“三大營”，包括“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五軍營”分為中軍，左掖、右掖和左哨、右哨。其軍士除了來自“京師衛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衛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衛和操練，故稱之為“班軍”，就如同“輪班上崗”。
而隸屬“五軍營”的還有掌隨駕馬隊官軍的“十二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的“圍子手營”，以及“幼官舍人”殫忠、“效義諸營”。
“三千營”由三千騎兵組成，分為五司，分掌皇帝的旗 、輿服、兵仗金鼓、禦用寶物等。“神機營”，曾因用兵交址即越南，得火器之法，立營肄習而名，其下亦分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神機營”的中軍分設“四司”，掖、哨各分設“三司”，掌銃、炮等項火器。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三大營”各設“提督內臣”、“武臣”、“掌號頭官統領”。
各軍、各司分設“坐營官”、“把總”、“坐司官”、“監槍內臣”、“把司”、“把牌”不一。在洪熙時(西元1425年)，朝廷命武臣一人總理三大營之“營政”。平時由五軍營練習營陣，三千營練習巡哨，神機營練習火器。但是，當皇帝親征時，三大營環守於皇帝大營，一般是“神機營”居外，“騎兵營”居中，“步兵營”居內。
三大營初建時，頗有戰鬥力。但在“土木之變”中，“三大營”主力損耗殆盡。至景泰時，“兵部尚書”於謙對京營編製進行改革，並於三大營中選出精銳十萬人。分成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稱“十團營”。
“十團營”由總兵官一人統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禦史”一人為“提督”。各營分設“都督”，“號頭官”、“都指揮”、“把總”、“領隊”、“營隊”等官。而“京營”規製至此一變，到天順初，罷“十團營”。
成化初，複立“十團營”舊製，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又罷“十團營”，三年複置，且增為“十二團營”，其名為“奮”、“耀”、“練”、“顯”四“武營”，“敢”、“果”、“效”、“鼓”四“勇營”，“立”、“伸”、“揚”、“振”四“威營”。十二團營由十二侯分掌，佐以都指揮，監以內臣。各團營又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時人稱為\"選鋒\"。
正德初，因“十二團營”僅選出六萬零五百銳卒人數不夠。於是，朝廷調邊軍數萬人入衛京師，名之\"外四家\"，又立東、西兩“官廳”，“東官廳”操練正德初所選“官軍”，“西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進行操練。
從此，“兩官廳”則被稱為\"選鋒\"，而“十二團營”被稱為\"老家\"。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西元1550年)，朝廷因財政拮據而罷“團營”和兩“官廳”，恢複永樂時的“三大營”舊製。
但不同的是，朝廷將“三千營”改名為“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以大將一員統帥，稱“總督京營戎政”，以文臣一員輔佐，稱“協理京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
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到了明朝後期，“三大營”增設“監視內臣”，營務盡領於“中官”。至於南京“京營”，永樂時設“守備官節製”。洪熙初，則以內臣同守備。
宣德末，設“參讚機務官”。景泰間，增“協同守備官”。成化末，命“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南京“京營”主要負責在大、小教場操練南京諸衛所“輪班官軍”，同時操練的有“南京神機營”。
此外，朝廷又設“池河營”於江北，專城守、護陵寢。嘉靖二十四年（西元1545年），朝廷設立“振武營”，選南京各營銳卒及“淮安府”、“揚州府”丁壯者充任。“池河營”、“振武營”各有營兵三千。
隆慶時，為節省軍費開支，朝廷罷“振武營”，但其卒仍隸屬大、小教場及“神機營”。“京師京營”和“南京京營”都是明王朝的主力軍，“土木之變”後，惟景泰、弘治、隆慶和萬曆中後期，營務整飭，頗為振作。
此後，由於朝政腐敗，營帥貪殘無能，經費緊張甚至拖欠軍餉，導致兩處“京營”戰鬥力每況愈下。
到了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居庸關”，至沙河時，“京軍出禦”，但未經戰鬥，僅聞炮聲即潰敗而歸，互相踩踏自殘者不計其數！故在另一時空，因“京軍”積弱，使明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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