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借“災後重建”強勢推出“新政”，立刻遭天下“藩王”反對，卻不知另一時空已早有案例。

在另一時空，當朱元璋在江蘇南京站穩腳跟並建立“明朝”政權時，卻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製定了曆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同時反而讓自己的子孫後代享受著超高的福利待遇。這就是明朝與其他朝代的不同。

這些皇子皇孫們不受官府管製，不被律法限製，而且地位高崇，就連普通的王公、大臣們見了他們，也都要“伏而拜謁”。盡管明朝“藩王”們在“靖難之役”後被皇帝禁止互相串門和進京麵聖，但生活不受影響。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後代們能一直保持生活富裕，不惜恢複了“分封製”，把皇子、皇孫分封到全國各地做“藩王”，希望這些“宗親子弟”將來能通過血緣關係，共同“夾輔皇室，安定天下”。

然而，朱元璋高估了“血緣紐帶”作用，而沒意識到“人際關係”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而非“血緣宗親”，故才會出現兒子搶奪孫子的皇位，後世子孫之間因“削藩”和“立儲”而爆發了生死搏鬥，彰顯了政治的本質。

所謂“社會性”就是“階級性”，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和“統治階級”內部間的權力爭鬥。所謂“勝者王侯，敗者賊寇”，說明權力爭鬥與是非曲直無關，與道義仇恨無關，隻在心狠手辣和實力對比。

這些“藩王”擁有大量良田、土地，既不用納稅，而且能世代相襲。即便如此，太祖朱元璋還生怕後代們過於勞累，於是專門規定隻要是他朱家的子孫，從此以後就不能出門做事，隻管享受人間清福就好了。

於是，從十歲開始，“藩王”們就由官府發放俸祿。在“藩王”結婚時，朝廷還會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等到“藩王”死後，朝廷還會報銷喪葬費用，可謂是從生到死，“藩王們”都被“太祖爺”安排得妥妥當當。

由於朱元璋的寵溺，這些“藩王”們有錢有兵且超脫於官府，很快成為了大明王朝最不穩定的因素。於是，在“靖難之役”後，朱棣以自身為鑒，防患於未然，就剝奪了“藩王”的軍權，加強對宗藩的監視和控製。

經過幾代皇帝的完善後，明朝逐漸形成了嚴格的“藩禁”製度。這些製度對“藩王”們進行了嚴格限製,即宗室們不能為官，不能參政，更不能擁兵。畢竟“太宗成祖皇帝”朱棣就是以“藩王”身份憑實力奪權上位的。

到了明朝中後期，連宗室經商也被禁止。“藩王”之間不得見麵，連出城居然都要向皇帝請假。在這樣的“禁藩”製度下，各地“藩王”基本上都成了被軟禁的“囚徒”。當然了，其生活條件還是比絕大多數人好的。

無所事事且飽食終日，在沒有壓力又被絕對禁止工作的情況下，唯一的娛樂方式也就是狂生孩子了。

因“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很快就有聰明的藩王發現，生孩子居然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比如生一個“郡王”就有祿米貳千石，生個“鎮國將軍”也有米一千石，算起來這“生娃”居然是一樁穩賺不賠的買賣！

“君王”就是“藩國世子”，“鎮國將軍”就是“藩王”們的“庶子”，至於王爺們生的“郡主”，獎勵則相對少些。

於是，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增收增產，各地“藩王”們作為明朝的皇族，就鞠躬盡瘁，拚命的招妻納妾，苦苦耕種，更有天賦異稟者，其子女數量竟然多達百餘人！男女反正隻要幹不死，就往死裏幹！

正德年間，山西“慶王”因子孫過多，導致弄不清楚自家的人口數，便隻能向朝廷求助：“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此事轟動了朝野，成為“經典案例”！

於是，為了防止宗室人數暴增，朝廷隻能下令限製宗室們的娶妻數量，即“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得超過4人；“將軍”的妾室不超過3人；“中尉”的妾室不得超過兩人。這才稍稍減緩了藩王們的增長數量。

畢竟朝廷每年劃撥給各地“藩王”的給養和經費有著嚴格等級規定，不可能是“按需分配”，但也不能說是“按勞分配”，萬一某些“藩王”們的子孫後代繁殖過快，就會導致他們家人均福利驟減，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後代們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驚人！到明末為止，朱元璋的男性後代已達二十萬眾。若再算上各“藩王”的女兒、外甥女、孫女、外孫女等嫁出去的女性後代生娃，則早已超過百萬之巨！

皇子皇孫們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才能養得起這麽多閑人。因為朱元璋祖製的慷慨，到明中後期為止，國家的土地已有相當一部分兼並到這些“藩王”們的手中，造成朝廷稅收、口賦、丁賦大減。

據清史記載，大清入關後，收繳了大量“前朝藩王”的遺留田產，僅湖南、湖北、山西、陝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萬畝之多！這些王府占據良田，不需要交稅，還要從地方財政中領取俸祿，乃貪得無厭！

這讓地方的財政不堪重負。比如山西的那位生育冠軍“慶王”，因生的“郡王”和“將軍”過多，出現了傾山西全年稅糧也不夠發放“藩王”俸祿的奇觀。歸根結底，就是“朱八八”當年當過窮和尚和叫花子，被餓怕了！

這讓大臣呼籲，再過數十年，很可能出現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這一家一姓的情況。於是，頭大如鬥的皇帝隻能再次改革。到了“萬曆年間”，朝廷實行“宗藩祿銀定額化”，給俸祿定一個固定的額度。在此之後，不論該省宗室怎樣繁衍增長，俸祿總數不變，這才稍稍緩解了“藩王俸祿”對大明財政造成巨額消耗。

僅僅是財政供養，也不至於被百姓怨恨。其實，由於“藩王”們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製，不被律法限製。因此，許多地方的“藩王”就利用自己特權，在地方橫行不法，對當地百姓甚至對地方官員橫加欺淩。

有明一代，朝廷對“藩王”造反噬嚴防死守，但對“藩王”們恣行威福，奪占民田，欺辱官吏，強搶民女之事卻特別寬容，覺得讓“藩王”們引起民憤，才反而能讓朝廷感到安心，畢竟能趁機削藩回血，轉移矛盾。

但報應總會來到。西元1627年，陝西、山西、河南諸地發生災荒，低溫、大旱、蝗災接踵而來。農民顆粒無收，連草根都吃光。澄城的農民王二聚攏了上百饑民，殺官造反，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而另一方麵，通過各種政策優惠和巧取豪奪，“藩王”們卻積累了如山的財富。比如山西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擁有半個河南省耕地和礦產，金錢百萬，家中珠玉貨賂山積.....

由於家底殷實又民憤難平，按照祖製，“藩王”們還不能擁有軍隊。於是，這些人簡直就是為農民起義軍們量身定做的“補給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護佑，基本上就隻能坐以待斃，統統成為待宰殺的“大肥豬”。

以“福王”朱常洵為例，此人擁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麵對饑荒卻不肯賑濟粒米顆糧分與百姓。

崇禎十四年，賊首李自成攜饑民蟻附攻陷洛陽，而“福王”朱常洵倉皇逃至“破廟”，卻因身體肥胖異於常人，故很快就被抓住。“福王”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為所動，訓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將朱常洵拖下去重責四十大板，然後再當眾處死。

據統計，從崇禎十四年到崇禎十七年間，僅被農民軍殺掉的“親王”級別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韓王”、“代王”、“晉王”等一十四位之多，占了當時明朝的“親王”數量的一半以上！

至於“郡王”、“將軍”、“中尉”這些雜魚，更是多不勝數。僅山西一地，李自成所殺掉的朱姓子孫就有萬人之多！明末義軍如過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對這些朱氏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態度，那就是要斬盡殺絕！

這間接說明，各地“藩王”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站到了天下百姓的對立麵去了，本質是貧富差距太大！百姓對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凡朱姓者，盡皆誅殺。”

義軍們對“藩王”們毫不手軟的清算，嚇壞了這些養尊處優的皇族們。於是，學乖了的“藩王”們學會了聞義軍之風則倉皇逃竄。以楚地為例，長沙“吉王”、常德“榮王”、寶慶“岷王”等，“皆一聞賊至，望風而潰”。

地方官府在抵抗，而“藩王”卻帶頭逃竄，對士氣的影響極壞，讓朝中大臣憂心忡忡。“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力陳地方藩王“聞警輒逃”是違背祖製，按明朝規矩，“藩王”不能離開自己封地，求朝廷嚴懲逃跑藩王。

由此，崇禎帝隨即對外逃“宗藩”切旨嚴責，哪怕“賊兵”（農民起義軍）殺上門來，也不準“藩王”們外逃避賊，並要求這些“宗族”們“固守城池，則眾誌成城，即以奠金湯矣！”這確實是朱元璋當初“分封”的目的。

可憐的這些“藩王”，既受製於祖製，不能招兵勤王，而且還受限於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各地明軍一觸即潰後，隻得固守於空城之中，坐等“賊兵”（農民起義軍）的來臨，真是無處喊冤，擺爛等死。

而明朝“藩王”因上進之路被堵死，所以大多不學無術、目光短淺，即使坐於城中，也基本上以幫倒忙為主。比如郟縣一戰，明軍精銳盡失。但為了防守西安，朝廷緊急征調五千川軍協防，結果卻差強人意。

西北天寒地凍，南軍未曾配發禦寒的衣物，而“秦王”朱存樞又富甲天下。於是，西安守將們勸“秦王”朱存樞捐點銀兩給奉命來援的川軍們添點禦寒衣物，卻被“秦王”朱存樞一頓臭罵，把對方罵得一文不值。

川軍義憤至極，索性開門投降了李自成，導致“秦王”朱存樞被活捉，並且全部家財都被充當了軍資。

而且，這並不是孤例，以“善黃白冶化”而著稱“蜀王”被要求捐錢助餉，卻自稱“家無積蓄，隻有王府一座，懇請賣掉助餉。”待“殺人魔王”張獻忠兵臨城下，才拿出大把金錢，可惜再無一人響應，遂成階下囚。

“楚王”朱華奎，被湖北地方官跪求助餉，卻以朱元璋所賜“禦椅”拒絕，並揚言讓地方官“賣椅賞三軍”。結果讓士兵失望而回，而賊兵（農民起義軍）於是攻入武昌，得金、銀各百萬兩，輦載數百車不盡矣！

這些“藩王”府庫的金錢財物堆積如山，卻叫士兵們迎著寒風且餓著肚子守城，還大多不肯捐資助餉，於是經常激起軍隊嘩變。賊兵（農民軍）對這些被俘虜的朱氏子孫，自然無好印象，基本上屠殺殆盡了。

直到西元1644年，滿清入關後，為了收買人心，表麵上對“前明宗室”以招徠恩養為主，實際上包藏禍心。因此，到五月為止，京師以及周邊地區各漏網宗室，聽聞“新朝”發錢米發官職，皆露頭向清朝靠攏。

但隨著滿清在接下來的軍事鬥爭中節節勝利，於是從順治二年起，清朝對“前明宗室”的態度也開始轉向，不僅對明朝宗室進行政治上的打壓以及經濟上的剝奪，而且不許前明宗室科考為官，並沒收其田地。

到了八月，清朝變本加厲，開始對這些“前明宗室”們進行人身自由上的限製，於是發布文告：“故明諸王無論大小，皆赴京朝見。”到了順治三年又下令：“前明宗室獻地投誠者免死，否則無論少長盡皆誅之！”

於是，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的五年間，因不配合或反抗滿清統治的“前明宗室”們就有數萬人被殺，“郡王”以上名號者五十餘人！與此同時，滿清對主動投誠的“前明宗室”也羅織罪名，予以大規模集體殺戮。

順治三年五月，清廷以在北京的“前明宗室”們“私造印綬，圖謀不軌”為由，開啟了對“前明投誠宗室”大屠殺的序幕，有“魯王”、“荊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被殺；順治五年，“福王”，“晉王”、“璐王”等又被殺。

與此同時，各地方民間組織也掀起了屠殺“前明宗室”並“抄滅家產”的運動，將“貧富差距”的階級矛盾進一步擴大化。至此，“明朝宗室”數量銳減，總數由最初的百餘萬人被殺到不足萬人！這就是因果輪回了。

從此以後，“前明宗室”的社會地位更是淪落到連普通人也不如的地步，如“過年殺豬”。除少數“前明宗室”隱身江湖後以“俠客身份”組建“天地會來“反清複明”外，大部分朱氏子孫都隱名改姓，成為了普通百姓。

就如同後世民間習俗的“八月十五殺鴨子”和“臘月廿四殺年豬”。前者“殺鴨子”其實是“殺韃子”，乃元朝末年民間組織“賒刀人”暗語“八月十五殺韃子”；後者乃明朝末年“宗室藩王”們被農民起義軍抄家滅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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