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通事”在明、清兩朝對外貿易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一環，但決定國家外貿政策的仍然是實力！
西元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遠東的商業霸權已開始衰落，因為他們的商船在遠東屢次遭到荷蘭艦隊的劫掠。同時，葡萄牙人也想聯合英國人的力量來牽製荷蘭人，好繼續保持自己在對華貿易中的領先地位。
但是，英國人不傻，不甘心被別人拿來當槍使，於是決定另辟蹊徑，打開局麵，甚至企圖借助於長期壟斷對華貿易的葡萄牙人來打入中國市場。這就是西方列強之間的一切合作與否都必須基於利益分配上。
西元16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同占據了印度果阿的葡萄牙總督達成協議，並同意讓英商自由出入澳門與中國明朝從事貿易。同年的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頒布訓令，任命威德爾上尉為指揮官，率領6艘船艦前來中國。威德爾船隊於西元1636年4月14日從倫敦啟航，6月27日就到達了澳門以南的十字門外停泊。
由於英國商船突然到來使得葡萄牙人感到很為難，因為他們擔心英國人會趁著自己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一時腦熱就把“老歐洲人”的臭毛病展露無遺，甚至蠻狠地在中國海域炫耀武力，讓中國人覺得反感。
於是，葡萄牙人趁機在明朝官員麵前極力底毀英國人，說英國人就是“紅毛鬼”或“紅毛夷”（荷蘭人），企圖前來搗亂，應予以驅逐。同時，葡人又從澳門派出巡邏艇在英船附近巡弋，並阻止英國人進行貿易。
威德爾見到在澳門貿易已無希望，便於7月底啟碇前往廣州。同年8月8日，英船到達虎門外的亞娘鞋(Anunghai)停泊，被發現後，引起明朝水師的虎門炮台守軍鳴炮示警，要求英國商船立刻離開廣州海域。
可是，威德爾蓄意挑起事端，並下令扯下聖佐治貿易旗，升起英國國王的軍旗，並擺出一副準備戰鬥的架勢，隨即指揮船隊炮轟虎門炮台。攻上炮台後，英軍扯下中國軍旗，掛上英王旗幟，並拆下了35門大炮，作為戰利品搬到船上。英船繼續深入廣州內河，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激起明朝廣州當局憤怒。
同年9月10日，廣東海防當局派出3艘戰船衝向英國船隊，發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倉皇溜走。但威德爾對侵犯珠江內河航道不僅毫無自責之意，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地濫施暴虐，以為自己實力已天下無敵。
到了九月19日，在虎門地區縱火燒毀了三艘中國帆船後，英國人焚毀了一個市鎮，並搶奪了30頭豬。
到了9月21日，英國人又攻占並炸毀了虎門“亞娘鞋炮台”，並焚毀了大帆船一艘。當威爾德在虎門犯下了如此罪行後，覺得不好同中國方麵打交道了，便將船隊駛向澳門，請求葡人出麵，替自己與明朝轉圜。
11月22日，英商在廣州答應了中國的要求，願賠償白銀2800兩，畢竟這也是葡萄牙人盡力從中斡旋的結果。30日，威德爾向中國官員提交了一份保證書，對虎門事件表示歉意，並保證完成貿易後即行離去。
據此，明朝廣州官員決定對其不予追究，並責令其貿易結束後盡快離開中國境內海域。12月29日，威德爾船隊離開澳門並啟程回國。就這樣，中英之間充滿火藥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結束了，讓人哭笑不得。
麵對人數眾多的明軍，僅少數侵略軍、武器也並非特別先進的情況下，英國殖民者是根本不可能打得過明朝水師的，更何況在葡萄牙帝國實力最強大時，也得通過“賄賂”的方式，才能在明國有了一席之地。
因此，好不容易得到了“澳門”這個落腳點的葡萄牙帝國是絕對不願意看到如日中天的英國人成功將生意做到中國家門口的，畢竟這嚴重威脅到自己與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搞不好還會受托累而失去“澳門”。
大明朝擁有對澳門的主權，並通過和葡萄牙的經貿交流，在稅收方麵、武器引進方麵都有著優勢和不少好處，故懶得理會其它歐洲列強。特別是嘉靖當時倚重汪竑，開展的“仿製佛朗機銃炮運動”非常成功。
汪竑仿造佛朗機銃炮後，立刻受到嘉靖皇帝青睞，迅速提拔他為“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從而成為大明曆史上唯一一位一肩擔兩職的大臣。要知道，“禮部尚書”乃是六部之首，而“兵部尚書”可是政權的刀啊！
同時擁有這兩個職位的人，其地位雖無“首輔”重要，但實際權力也並不比“首輔”差多少了。而汪竑也大刀闊斧地、不怕得罪人地推行仿造佛郎機銃炮的運動，使佛朗機銃炮從東南沿海到九邊重鎮、從北部長城一線到南部天涯海角，在整個大明朝開始遍地開花。這讓明朝的軍事實力驟然增強，並化解了不少危機。
各種佛郎機銃炮的變形武器層出不窮，後來在俞大猷、戚繼光等人推廣下，各種陣法也是層出不窮。
靠著大規模仿製的“弗朗機”，大明在抗倭、對蒙作戰中取得了不少勝利，讓明朝君臣迷信武器重要。
然而，後世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正是因為這種思維，導致明朝中後期“唯武器論”的錯誤思維出現了。
主要的表現就是大明朝的“消極防禦政策”變得和宋朝一樣“以守為主，以進攻為輔”，讓後金步步緊逼。
雖然火器發明於南宋，但火器根本無法抵擋鐵蹄，“唯武器論”在任何時代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忘記了“武器是人來使用的”，如果吏治不修、膽氣不強、頭腦不靈光且渾渾噩噩，武器其實和“燒火棍”也差不多。
關鍵就在於，晚明時代的吏治已經腐敗，整個官場遍布自私自利的黨爭，人人不再是為國家朝廷效力，而是為自己的阿堵物來奮鬥。都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其實，這或許明朝晚期的情況一樣。
就是當時“精神力量”強大的東林黨也是如此愛錢，否則在崇禎帝上台後下令誅殺宦官魏忠賢等“閹黨”時，對其抄家的3700多萬兩銀子怎會不見？他們中有許多人也是為了自己的黨派利益而胡亂指揮瞎作為。
崇禎皇帝麵對“官場如商場”的情況，實在忍無可忍，於是誰也不信任，並一次次地更換“首輔”，一次次地貶斥手下，最終也落得個孤家寡人，等大明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皇帝老子或許隻相信那些死的武器了。
這個時候，葡萄牙的武器和軍事力量展現在一些還想為國為民為朝廷為皇帝分憂的人眼中，畢竟在儒家思想坍塌的情況下，請葡萄牙出兵成為挽救天下最直接的方式，隻要給錢就能辦事，還不用擔心反叛。
“隆慶開放”後的晚明，在商品經濟衝擊下，特別是“王陽明新儒學”學派的衝擊，“理學”開始坍塌。“宋明理學”最關鍵、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最受到統治階層支持的所在就是“忠君愛國”，但卻擋不住私利**。
那麽，隨著心學衝擊、商品經濟衝擊，自我就成了主體，什麽皇帝、國家的排序也就沒有自我重要。
本來，“此心不動，隨機而動”是王陽明心學中最厲害之處，但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權力至上的大環境下，儒家包括心學其實也隻能坍塌了，畢竟中國“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越發展到最後就越專製腐朽。
王陽明創立“王學”的本來目的、根本目的也是忠君愛國，但在商品經濟衝擊下，人們的思維變了，而“王派心學”反而成了摧毀儒家的利刃，真是讓人覺得好笑，反襯出了“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既然儒家思維已經坍塌了，那麽，許多儒生也就不再認為儒家是不可以改變的，變如為道、為佛很正常，因為兩者都有兩千多年的曆史了。但變儒為歐洲宗教卻比較少見，但這在晚明、南明時期卻並不少。
例如徐光啟、鄭芝龍、孫元化等一大批棄儒而進入天主教的人物。尤其是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爾），乃是明末“在華天主教三大柱石”，而徐光啟更是在華耶穌會最大也是最有力的保護者。
徐光啟入教會，是入華的耶穌會在利瑪竇等人的“上層路線”指導下的最大成果。他們用了8年的時間，從西元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到西元1603年，終於使徐光啟皈依為天主教徒，教名為保祿（PauLo）。
西元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徐光啟考中進士，成為翰林院庶吉士，最終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內閣次輔。可以說，崇禎時期火炮技術從澳門被引入、仿造和葡萄牙雇傭兵被組建（27人中12人陣亡、15人在登州城破後逃出）等事件，幾乎都是徐光啟、孫元化（教名依納爵）等人組織，為挽救明朝。
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都是西方火器在華傳入、引入者，特別是孫元化。他們以澳門為核心，組織了數次西方武器地引入，同時澳門的葡萄牙人、中國人也相繼投入保衛明朝的戰鬥中。
但最終，武器再好也是需要人來使用。所以，晚明在“黨爭”大環境下，財政、軍事實力、對皇帝和朝廷社稷的忠心、對儒家天下的信仰坍塌下，無可挽回地失敗了。想要避免明朝崩潰，隻能徹底改革政治。
雖然，葡萄牙從澳門發兵並攜帶著最先進的武器來為明朝效力，但明朝最終還是亡了。由此可知，武器隻能讓奮進的人成功、更強大，而不能讓身染重病的人的變得健康、強大。故，“唯武器論”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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