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不僅在朝堂上宣布給官員漲薪，而且還向天下富人借錢給老百姓贖身，並激勵將士。

一頓操作猛如虎，原因就在底氣足。按照原本的曆史發展規律，此時的晚明朝廷早已被財政危機折騰得體無完膚，不僅皇帝老子焦頭爛額，“九邊守軍”也很久沒法糧餉了，餓的前心貼後背，根本就無鬥誌。

想當初在“鄭和下西洋”時，朝廷每年通過外貿和各地上交賦稅就多達七千多萬兩銀子，如今恐怕連七十萬兩銀子也未必能湊得出來，否則也不會在李自成要求給100萬兩銀子加陝甘獨立就願意去幫打後金。

然而，在把持朝政的“東林黨”籍眾朝臣幹預下，崇禎帝朱由檢既沒能在李自成的農民軍打到北京前成功遷都南京，也沒能從列位朝臣手中借到百萬兩銀子兌現（實際隻獲得捐款20萬兩左右），這才被逼死！

崇禎初年，禦史陝嗣宗曾上了一副奏折給皇帝老子，評價崇禎皇帝乃“ 三不可及，五不自知 ”。“三不可及”的意思崇禎皇帝嚴格自律，不好財色，也不像其他皇帝那般有一些沉迷偏門的特殊愛好，這算是褒。

而“五不自知”，就是對“皇帝老子”朱由檢缺點不足的提醒，比如他疑心很重，管得太多，太過自信等等。這些從後來崇禎皇帝的種種表現中來看，真可謂是一針見血，直指朱由檢核心痛處，讓他惱恨不已。

作為大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對於明朝亡國之大禍來說，自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雖說和爺爺萬曆數十年不上朝、父親光宗整理陶醉於男歡女樂、哥哥天啟終日沉迷於木工活相比，自己對於皇帝的責任也還算是盡職盡責的。但他作為一國之君，朱由檢自己的缺點無限放大後，再遇到當時離亂局麵，就變得更加不可收拾，那麽切中肯綮的“五不自知”，到底哪一個才是崇禎帝最核心的問題呢？

陝嗣宗所說的其中一個不自知為 “ 非可旦夕責效 ” ，才是真正道出了崇禎的核心問題所在，用後世的大白話來說，就是崇禎皇帝由於太急於求成了，以致於不懂得授權，想法太多，胡亂領導，疑心太重，其實都是因為他內心太急於求成所致。這也不能怪他，畢竟他剛登基時年少氣盛，誌存高遠，故在所難免。

然而，大明朝積弊已久，從嘉靖朝後期就已經隱隱露出了衰敗的端倪。後來，好在陸續出了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位勵精圖治的內閣首輔，才稍稍挽大廈於將傾。不過，萬曆皇帝將近三十年不上朝，使得整個大明的局麵再次急轉直下。此刻的大明王朝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不能與明初相比，尤其是財政糟糕！

哥哥朱由校做了七年木匠活之後，待江山傳到了崇禎手上時，明朝已經是內憂外患，千瘡百孔，疊加上“小冰河期”導致農業歉收的厄運。而崇禎臨朝第一天，還要麵對魏忠賢可能的陷害，可謂是如履薄冰。

崇禎皇帝急於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甚至表現得連大臣都能感知出來，這才有了袁崇煥聊慰聖意的五年平遼方略。但問題是很多事情欲速則不達，過猶不及，越是急於達成目標，用力越猛，最後結果往往是事與願違，就好比崇禎帝不想被“東林黨”控製的朝廷架空，不得不頻繁換相，但卻進一步引發朝局動**。

崇禎皇帝剛即位時，臥榻之上還隻有遼東一頭“猛虎”（後金），農民軍尚未形成氣勢，隻要集中精力對付皇太極，即使收複不了遼東，至少也能將八旗鐵騎擋在“寧錦防線”之外，局麵必定也還沒那麽糟糕。

但是，為了開源節流，征集遼東糧餉（遼餉），不少驛站被裁撤，而“遼餉”和“練餉”反倒是同時加征，再加上連年大旱，蝗蟲漫天，使大量百姓流離失所，被迫加入農民起義軍，這就導致財政局麵更加被動。

後來，不僅是遼東有戰事，而且關內的農民起義軍也不安寧。由於“三餉”開支越攤越大，使得更多貧苦農民破產後自動成為“流氓”並加入到起義軍的隊伍中公開反抗朝廷，如此往複，終於形成了惡性循環。

當時，陝西、河南、湖北很多地方，先是農民起義軍來一波折騰，緊接著便是朝廷派來的官軍再來一波折騰，打生打死，燒殺搶奪，真可謂是赤野千裏，民不聊生，儼然一副當年曹操寫的《蒿裏行》慘狀。

崇禎皇帝越是急於剿滅關外和關內的兩股勢力，其財政情況就越糟糕，而底層百姓受到的剝削和壓迫就越多，淪為起義軍的“流氓”們逐漸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勢，專門打殺劫掠明朝各地藩王，而且不可遏抑。

那麽，或許有人不禁要問到，大明王朝的經濟狀態真的糟糕到如此局麵了嗎？難道朝廷真的窮死了？

其實，崇禎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每年財政收入大約是一千三百萬兩白銀，加“征三餉”之後的財政收入“最高峰”即禎十二年，也就是二千萬兩白銀左右，除內部開銷外，能真正用到實處的餉銀不足千萬兩！

可以說，此時的明朝財政收入已是捉襟見肘了。然而，吊詭的是，當李自成大軍圍攻北京城並逼得崇禎帝上吊自殺後。有人說農民軍進城後光收刮富戶、官紳的銀兩，加起來就有七千多萬兩，是崇禎朝全年財政收入四五倍，還不算後來清軍入關再搜刮一遍呢。這時，悔不當初的明朝官僚們才知道自己太失策！

當明朝北京城被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團團圍困時，老百姓等來的卻是比大明官吏更加凶狠的惡魔，因為整個北京城都陷入噩夢當中。比較可信的說法是農民軍掘地強取白銀3700多萬兩、黃金150多萬兩！

就連吳三桂都不是省油的燈，因為當時這些“準軍閥”力量就重起朱元璋、朱棣於地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就解決的，而李自成的軍隊當時正忙於搶錢搶糧搶女人，逼得吳三桂為了自保並得到陳圓圓而主動開關。

不過當時崇禎畢竟歲數也不大，曆史沒給他那個選擇。想想唐朝的安史之亂，唐玄宗必須被換掉，朝廷才能凝聚民心和軍心去平叛。而崇禎也絕不會捂著內帑不出，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國家一步步淪陷而亡。

對於當時攻克北城的李自成來說，他很不得人心，因為天下未安定就早早宣布要當皇帝，且其部下也對吳三桂的女人陳圓圓進行搶占，讓率軍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惱羞成怒，這才打開城關，放清軍入關。

這就導致了幾十萬農民軍被幾萬清軍和山海關守軍殺個措手不及，一路大敗而逃，加速了李自成的失敗。至於後來李自成戰敗後死於湖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畢竟誌在鯨吞天下的“滿清王朝”不會容忍他。

李自成當初的戰術機動靈活，四處遊擊，最後越做越大並聚眾百萬且成了氣候，乘勢一路闖進了北京城。按理說他很容易同知識分子、地主階級達成共識，但他沒這麽做，反而把自己推向他們的對立麵。因為在北京的四十二天裏，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政權掠奪財富，強搶民女，弄得北京城人心惶惶，謠言四起。

不久之後，多爾袞率領滿清“八旗”二十萬大軍與吳三桂的十萬守軍聯合對李自成的五十萬農民軍展開猛攻，憑借騎兵打步兵的優勢，殺得李自成的農民軍兵敗如山倒，短時間內損失過半，隻能向西潰逃了。

後來，多爾袞率領“清軍”主力一路窮追猛打並圍殲李自成農民軍，而副將多鐸則率領“清軍”南下進攻明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區，先後攻克揚州、嘉定等地，並對負隅頑抗者進行“揚州十日屠城”、“嘉定三日屠城”。

待攻克南京後，這支曾以兩萬滿洲勇士攻克十五萬蒙古鐵騎的大軍也獲得了合法搶劫和俘掠的權利。

多鐸著實了得，搶奪金錢、財寶無數，並且慘死在清軍殘害下的民女就多達兩萬餘，因為了鼓舞士氣強奸已經合法化。明朝百姓們這時候卻對李自成恨之入骨，因為沒有他逼死崇禎帝並迫使吳三桂開關迎敵，就不會有如此人間煉獄降臨到自己的頭上！可是，李自成自身難保，誰還有空管你明朝百姓的死活？

因此，從當時的亂象來看，表麵上沒錢的大明王朝實際上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程度。

雖然崇禎自己還被蒙在鼓裏，但個別將領已經洞悉到了這一內在邏輯，而孫傳庭最早在關中就開始運營起了自己的一套“規則”。他知道，如果再向底層民眾加稅，最後局麵將會徹底崩壞，局麵將不可收拾！

於是，他將軍餉伸向了關中富戶，通過對於富戶的征繳籌集了自己秦軍的餉銀。而且，像孫傳庭這樣發現問題的人很多，但裝睡的同樣更多，畢竟接著朝廷的名義壓榨百姓冰肆意斂財，是每一個貪官汙吏的最愛，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在共同利益的大網之下，孫傳庭這樣的將領注定要成為王朝背影的獨行俠。

崇禎皇帝為何急於求成，因為沒錢，為何沒錢，因為貧富分化嚴重，一張維護自己利益集團的大網早已將整個王朝窒息，至於是誰家的天下，並不是他們關注的，但一旦平衡的格局被打破，整個王朝必然迎來改朝換代。清末和明末在某種程度上很像，都是內憂外患，但為什麽滿清最後扛過去了，大明卻倒下？

順治初年，國家財政再次回到了三千萬兩大關，康熙皇帝“攤丁入畝”之後，人口和財政都引來了大發展，乾隆三十年左右，財經收入達到農業稅為主的封建王朝的頂峰5000萬兩，此後伴隨著人口紅利釋放的邊際效應遞減，一直到道光五口通商，整個王朝的財政收入又跌落到了四千萬兩左右。

不過，這時候的人口可比崇禎朝多了兩三億之多，這種人口暴漲和財政收入緩慢下降的局麵就直接導致了太平天國的起義。在沒財政支援的情況下，曾國藩和他的幕僚們開創性地設立了厘金，就是養路費。

為什麽曾國藩一定要占據水路，順江而下步步為營，關鍵在於有了交通，才有厘金，他才有錢養湘軍。這一創舉被大清朝運用到了財政體係中，到了宣統三年清帝遜位時，清朝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三億兩，增收的部分，除了通商後增加的商業稅和海關關稅之外，大頭就是厘金的收入。

那麽問題又來了，財政收入如此之高的滿清為什麽最後覆亡得更加無聲無息呢？導火線保路運動的爆發就是厘金收入的高配版，當平衡的局麵被最終打破之時，也是這個王朝走向終點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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