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催木匠想在農曆“九月九日”把女兒們嫁給皇帝，要大操大辦讓世人皆知，看各方反應如何？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曾說過“胡元亡於寬，故朕濟之以猛。”這後半句的意思就是他要廢除元朝的所有政策，通過利用嚴刑峻法、條條框框和苛捐雜稅等手段，來把天下百姓死死控製住，別讓百姓自由自在。
唯有如此，才不會出現像他們這樣的反政府武裝在短時間內迅速做大，最後威脅到自己新建立的政權穩固。為此，朱元璋參考了元朝那種人為製造的社會等級製度，把天下百姓分為“農戶”、“軍戶”和“工匠”。
“農戶”即“自耕農”，但不包括“佃戶”和“農奴”，世代隻能種地；“軍戶”就是負責“衛所屯田”的士兵及其家屬，世代隻能參軍打仗；而“工匠”還被細分成很多職業，比如開裁縫店的子孫後代祖祖輩輩都得幹裁縫。
朱元璋不許老百姓輕易改行，因為那樣不利於他極權統治，擔心哪天會有人去抄襲自己的“發家路”。
更缺德的是打魚的“疍戶”（即“疍家人”、“船上水家族”）隻能住在船上，上岸不許穿鞋。此外，像那些向地主租地來種的“佃戶”、地位更低的“農奴”、青樓和妓院裏的“娼妓”、街邊的乞丐（“叫花子”）、打更報時的“更夫”，甚至包括給官府衙門打雜的“差役”（小吏），這些人全都被編入“賤籍”，無論如何不能翻身！
這比起後世的“滿清王朝”更惡劣，因為包括這些“賤籍”在內的其它社會底層，如“三教九流”和“包衣奴才”在偶然立功後還有機會脫離“賤籍”。“三教九流”多指“下九流”，而“包衣奴才”多指被俘虜後淪為家奴者。
在中國的古代的封建社會中，等級製度森嚴，普通人很難通過正常渠道改變原有身份，盡管有著“科舉考試”（相當於後世的“高考”與“國考”）的人才選拔之道，但是通過這種方式得以實現“鯉魚跳龍門”者畢竟隻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隻能在祖祖輩輩從事的行業中苟延殘喘。“三教九流”即社會上各種行業的總稱。
“三教”指的是“儒教”（由孔子創立，對封建社會影響深遠）、“道教”（由張道陵創立，本土宗教）、“佛教”，但也不限於“儒門孔教”、“玄門道教”和“沙門釋教”等“修真界”的定義，因為“仙凡有別，各有隔閡”。
“九流”是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等源自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這之外還有“小說家”，因此有”九流十家“之說（出自《漢書?藝文誌》）。
“儒家”是古代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以孔子的學說來影響中國文化，時效最為長久。從漢朝至後世“五四運動”前，“儒家”一直在中國文化界及思想界占著重要地位。孟子、荀子、董仲舒等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道”之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流派”。莊子則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被稱為“道德家”。由於老子的哲學思想具有樸素辯證法的特點。因此，到了漢朝，“道教”就尊奉老子為道教的“始祖”。
“陰陽家”現於戰國，提倡“陰陽五行”之說，強調五行相生相克，代表人物是燕國太師兼齊國方士鄒衍。
“法家”乃戰國時主張“法治”的重要學派，源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等人，代表人物是戰國時的李悝、商鞅、申不害，韓非是法家集大成者。相比之下，“法家”提倡“霸道”和“暴政”，而“儒家”提倡“王道”和“仁政”。
“名家”是戰國時的學派，一名“辯者”，代表中國古代的邏輯學，其代表人物是公孫龍。“墨家”也是戰國時的學派，提倡“兼愛”（平等博愛）和“非攻（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節用”、“節葬”等。創始人是墨翟。
“縱橫家”即戰國時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策士，其中有“合縱派”和“連橫派”。“合縱派”代表人物是蘇秦，主張“合縱”六國組團抗秦。“連橫派”的代表是張儀，主張“連橫”齊國以瓦解六國合縱，以便遠交近攻。
“雜家”即戰國至秦漢間雜揉各學派思想的一部分學者，其特點是“兼儒、墨，和名、法”。其代表著作為《呂氏春秋》、《淮南子》。前者為秦國丞相呂不韋讓門客撰寫，後者為西漢“淮南王”劉安及門客所著。
“農家”即戰國時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流派，因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和當時諸侯爭霸且趨向統一的演變，使得衣食（尤其是糧食生產）的重要性顯現，而農業作為立國之本，受社會各階層關注。
今天認為是貶義的“三教九流”一詞，是中國古代民間根據人們地位和職業名稱來劃分的。“三教”沒有什麽特殊區分，而“九流”就不一樣了。古代民間按社會地位，將“九流”分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同時，“九流”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按照第一種劃分標準，“上九流”是：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工、商；“中九流”是：舉子、醫生、相命、丹青（賣畫人）、書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是：師爺、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時妖（拐騙及巫婆）、盜、竊、娼。
按照第二種劃分標準，則“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燒鍋、六流當，七商、八客、九種田；中九流：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風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下九流”：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幫、五剃頭、六吹手、七戲子、八叫街、九賣糖。
若按照地位和職業來區分，那人們就有了高低、貴賤之分。因此，古代小說將其變成了含有“貶義”的詞語。但早在漢朝之前，這些“三教九流”的名稱是不含貶義的。
但佩戴或擺放風水擺件時，古人要配合自己的五行以及相應的符咒和時辰，化煞力量倍增，效果無比。同時，“包衣”代表的是一個身份，是後世的滿清貴族氏族社會裏的家。，另一方麵，包衣是清朝統治階層裏的臣子，有一些包衣奴才由於自己常年在皇親貴族身邊伺候，權力也變得大了一些。
他們很容易受到重用和賞賜，相比較而下，地位也漸漸上升了一些，甚至有時權力超過了一些官員。
所以，“包衣奴才”雖然有個“奴才”的名號，可在身份上來說，他們可並不是在社會最底層人員。而相比之下，一般奴才則相對地位要差很多，並且他們基本上不能當官，隻能世代為奴，沒有任何翻身的機會。
當然了，那些奴才們的致奴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戰敗後被俘虜成奴隸以及罪犯本人及其家屬被罰成。
在古代的軍事行動中，擒獲戰俘並掠取對方的人口，比如商朝貴族獲得的大量羌人、夷人、鬼方等敵人做俘虜，一部分用作人殉人祭，一部分則淪為奴隸。對於罪人及其家屬，從商朝以後，就有把一部分罪犯（通常是所犯之罪既不輕但又不夠處死刑的人）以及犯死罪和其他較重之罪者的家屬罰為官奴的製度。
凡被入了“賤籍”的人將永無出頭之日，無論做了什麽好事，哪怕是立了大功，也很難有翻身的可能，因為朱元璋不願意看到老百姓脫離自己的掌控，且《大明律》規定“大明子民”也不許隨意外出，離家百裏者必須要經得官府同意，否則，擅自外出者將會有牢獄之災，若鄰居們知情不報，也將因此而受到牽連。
畢竟朱元璋的《禦製大誥》裏已經寫明白了，誰還敢拿自己和家人的自由去開玩笑？。可以這麽說，明朝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裏開具最好的朝代，因為對外沒有強敵，因為在它立國前的元朝蒙古人已經把“強敵”都消滅了。但後來，蒙古人自己也不行了，所以才被農民起義反噬，卻讓朱元璋等“草莽英雄”撿了漏。
不過，蒙古人自己建立的那套初具規模的商業和貿易體係，如果能在明朝繼續發揚廣大，或許會讓中國明朝與西方列強同步進入“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甚至在接下來的“工業化進程”中，進入到近代文明社會。
可是，處於封建社會末期高度集權的政治製度阻礙了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無論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還是後來的“康雍乾盛世”的清朝，都對“資本主義”反感和漠視，認為那是“奇技**巧”與“人性墮落”。但在此時空的崇禎帝朱由檢卻意外獲得了200多年後異時空“諾貝爾”的全部記憶，會甘心平庸麽？
他當然不會甘心平庸，因為他不僅隻用了短短三年時間就已將數百年來的內憂外患肅清，而且還讓社會底層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有盼頭，少有所教，老有所養，看病不花錢，種地少納糧，還破天荒地打開了限製底層百姓流動的“枷鎖”，為其低息融資，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故獲得海量民心善念和香火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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