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中、日兩國千餘年來彼此心存芥蒂，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既有“風水鬥法”，也有兵戎相見。
“諸位息怒！”催木匠雖然懸空盤坐吐納煉氣，但卻能通過精神力外放來激**周圍的“天地元氣”發出同頻共振聲道：“倭奴可惡，勢必滅除。但倭國也有不少實力強大之‘修真者’，須做好萬全之策才能前往征討！”
“噢？國師大人之意是……不宜開戰？”、“難道就不能輕言滅倭了？”、“不行！君辱則臣死，必須滅盡倭奴方可解恨！”、“是呀是呀，倭寇屢屢侵擾我大明沿海各地，攻陷州府，劫奪財物，殺掠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嘛，不狠狠往死裏打，這倭寇就欺負到咱大明北京城來了！皇上，臣等請求下旨東征！”
這時，文武百官也被“倭國特使”的挑釁行為惹怒，即便是聽了催木匠的警告後，依然不以為然，因為文武百官們覺得對方即便有強大的“修真勢力”在背後撐腰，但那也是“國師”等“仙家”們的事，與自己等凡夫俗子無關，更何況如今的大明朝上下煥然一新，不僅武備強大，兵強馬壯，而且士氣正盛，宜開疆拓土。
“呃……既然如此。那就……”崇禎帝朱由檢環顧眾人後，便與懸空盤坐吐納煉氣的催木匠彼此點頭，遂朗聲道：“大典繼續。先祭祀宗廟，再大宴賓客，後大赦天下！待朝廷準備妥當，便自會發布討賊檄文！”
就這樣，崇禎帝不想讓自己的“大婚典禮”變得殺氣沉沉，便決定用“大宴賓客”和“大赦天下”來緩解氣氛，這反而大受歡迎，因為“坤輿萬國”使者們正好有機會一邊放開肚皮吃喝，一邊盡快領回應得的賞賜。
不過，凡是“有心者”都能從方才的突發事件中察覺到了一絲緊張氣息，那便是明朝要準備對外發動大規模戰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如早日離開此是非之地，免得引火燒身，哪裏還顧得上欣賞“大明芳華”？
然而，由於《皇明祖訓》中有“十五不征之國”的規定，讓崇禎帝猶豫過是否要東征日本？畢竟當年元朝世祖忽必烈三次發兵東征日本都以失敗告終，這便是血淋淋的教訓，故有人認為明朝不可能東征日本。
但實際上，在異時空的明朝萬曆年間，明朝上下就曾掀起過一場“東征日本”的討論風潮，並且“東征日本”這一戰略甚至還得到了明朝高層的肯定，但最後為何還是不了了之？這恐怕有不少曆史巧合之因素吧？
在萬曆十九年（西元1591年），明廷方麵得到了大量關於日本擴軍的情報。四月，福建人陳申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緊接著，各種關於日本即將入侵朝鮮甚至入侵中國的情報雪花般紛遝而至。
到了七月份，這些情報被傳入北京，而內閣輔臣許國當即將浙江巡撫常居敬和福建巡撫趙參魯的奏報轉呈於萬曆皇帝，並請求預備調兵調糧，加強沿海防備，以抵禦日本倭寇大軍起傾國之兵來襲擾大明朝。
而在此之後，明廷也先後采取了多項備倭措施，如強化東南沿海軍備，籌措軍費糧草，收集日本情報等措施。在開動東南沿海戰爭機器的同時，上至朝堂，下至民間，凡是有識之士都紛紛上奏，討論各類備倭事項。其中，就不乏“搗巢日本”的先發製人之策，而這類策略也得到了明朝高層尤其是皇帝老子重視。
例如，《明神宗實錄》記載，總督兩廣侍郎劉繼文上書防倭條例：“仍將倭奴入犯情節曉喻粵夷，令其擒斬關白入獻，重加賞賚，尤消患安邦之一策也。著如議行。”就提到動員在廣東的葡萄牙人去攻打日本。
來自民間仇俊卿的“治本之策”有記載：“（仇俊卿）死之歲，聞平秀吉（豐臣秀吉）將入寇，猶憤發，貽書浙撫，請如漢橫海樓船故事，張中國威，觀者狀之。”（《天啟海鹽縣圖經》）說明百姓關心國事。
如果說以上“搗巢之策”的提出者，還局限於地方官與民間人士，不能代表明廷方麵的意見，那麽“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的“征倭敕令”，也許可以說明當時明廷對即將大舉入侵朝鮮的日本的態度如何？
據《宣祖實錄》記載：“初，我使黃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貽書我國，使之整其軍兵，與日本合動直犯上國。我國舉義斥絕，即於其年（宣祖二十四年）四月，因聖節使金應南之行具由奏聞。中朝先因許儀後亦聞倭謀，令我國要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征剿。”這說明日本故意放出假消息，欲聯合朝鮮入侵中國明朝。
《再造藩邦誌》也記載：“金應南之回，天子降敕諭，賞白金、紵絲、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諭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抄擊。”盡管這條敕書更多的是對朝鮮的試探，但也表明當時明廷高層已經有了“搗巢日本”的想法。這才試探性地提出讓暹羅（泰國）、琉球（衝繩縣）等藩屬國出兵幫朝鮮抗日。
隻可惜，朝鮮人以“不習下洋”為由，婉拒了萬曆帝敕令，而這也為後來明廷懷疑朝鮮勾結日本埋下了伏筆。“不習下洋”即不熟悉東南亞等明朝藩屬國之國情，擔心對方實力不夠強而滅不了倭寇而反受其咎。
由此可知，在萬曆十九年，“援朝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夕，明朝方麵已經有了“東征日本”的基本構想，而這個構想的特點在於以藩屬國的軍隊為征討東洋日本的主力。這一特點在後麵的征討方略中也得到延續。
但總的來說，這隻是一個構想，僅僅停留在提出階段，未能得到實施，因為在這一階段，明廷的主要重心仍然是加強軍備，防備日本“狂人”（豐臣秀吉）的大軍可能會放棄朝鮮，轉而入侵自己的東南沿海。
然而，隨著戰爭的開始，這個險些胎死腹中的構想又被抬出來討論。萬曆二十年（西元1592年），太仆寺少卿張文熙提出“征倭搗巢”之策。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浙、直、閩、粵四省各出兵一萬五千人，合兵六萬，泛海登陸日本本土，一戰解決倭患問題。其中的“直”即“直隸南京”，也駐紮了不少明朝的精銳部隊。
這一策略在提出後當即受到了朝野關注，並被抬到了朝議中討論。其中較有價值的評論，當屬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所作的《征倭當急搗巢非計乞詳審以收勝算疏》，《疏》中認為張文熙的策略是良策，但難以施行，因日本與中國隔著茫茫大海，道路不通。最終，此策略沒能通過朝議，張文熙本人也調任南京。
不過，“搗巢日本”這一戰略構想並未因此雪藏，反而得到進一步完善，並吸引到了廣大官員和士人的目光。部分官員開始研究，如何解決張文熙方案中“路難行”這一問題，比如當時的福建巡撫許孚遠就是。
到了萬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福建巡撫許孚遠派遣間諜前往日本，以為日後“搗巢方案”提供情報。與此同時，暹羅國（泰國）遣使來朝，在《明神宗實錄》中記載：“總督兩廣都禦史蕭彥奏,暹羅（泰國）居極西，去日本萬餘裏,近有貢使請於兵部,願效勤王。兵部覆令發兵直搗日本。”說此事關注度高。
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的明朝兵部已經同意暹羅（泰國）的出兵請求。而前文所提到的萬曆皇帝的“征倭敕令”在這時出現，也成就了明朝現實出兵日本的機會。但是，暹羅（泰國）畢竟是外邦，其心叵測啊！
最終，在兩廣方麵的勸阻下，明廷還是在暹羅使者回國宣詔途中將其攔下。請暹羅（泰國）出兵的計劃暫時被擱淺。不過，這倒給主張“搗巢日本”的官員們提供了一個重要思路，即發動屬國軍隊一同征討。
而到了萬曆二十二年（西元1592年），隨著史世用等間諜們陸續回國，使大量日本情報被帶回明朝，竟引起了各方反響。而許孚遠則依據情報再一次提出了征討日本本土的征剿戰略，即《請計處倭酋疏》。
這一次的方略，相較之前張文熙的泛泛而談顯得更加完備。《疏》中不僅分析了當時日本國內緊張的局勢，如“彼國諸酋，欲為秀吉之為而思攘奪之者甚眾。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即日本深陷軍閥混戰中。
《疏》中還提出了正確的對日戰略，即“用間、備禦、征剿”三項，並計算了相關的軍費和出兵兵力，即“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遊，直搗倭國”。許孚遠在被調任南京兵部後的練兵選將措施，很可能就是在踐行這一策略，可隨時出兵征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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