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清政府因在“甲午戰爭”中遭遇慘敗,被迫自食惡果,以“中斷國運”為代價,助日本飛黃騰達!
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龍興之地”遭到兵燹之災,又轉請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出麵調停。這時,美國政府認為對清政府進行訛詐的時機已到,便表示願意居間“調停”。由於急於求和,李鴻章在恭親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個德國人,即擔任“天津稅務司”的德璀琳作為自己的代表,前往日本去探商議和的條件。
但是,日本卻拒絕和他談判,理由是他乃德國人而非“清國人”,沒有資格代表清政府來與自己談判。但與此同時,日本人又傲慢地示意美國人可以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資格的全權委員”來與自己談判。
當時,“旅順”已失守,“慈禧皇太後”害怕日軍繼續進犯“京津”,便不顧“光緒皇帝”等人的反對,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貝秘密向日本疏通,後於西元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並特聘“美國前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赴日求和,恰逢當時日本軍隊正在猛攻山東半島的“威海衛”。
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日本覺得使清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機會還未到來,因此借口“全權不足”,居然將清政府派去的這兩位求和代表大臣狠狠地侮辱了一番之後,才傲慢地將其驅逐出境,讓“投降派”顏麵盡失。
日本雖然在戰場上連戰連捷,但畢竟國力有限,而且戰爭帶來的巨大消耗進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負擔。於是,自西元1894年底開戰以來,日本不少地方都爆發了“農民暴動”,使得社會動**不安起來。
所以,在國內形勢愈發嚴峻的壓力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於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談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鴻章來充當“全權代表”,並向清政府提出,必須以割地、賠款為“議和”條件,否則無需派代表前來日本,日本將繼續派遣大軍攻占北京,親自與“西太後”(“慈禧老佛爺”)麵對麵探討投清朝的降事宜!
清政府十分害怕戰爭繼續下去,為了求得停戰,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於是,在西元1895年3月,趕忙按照日本的旨意,改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以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前往日本馬關(今下關)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進行談判。3月20日雙方在“春帆樓”會見,正式開啟了和談。
當時,“北洋水師”雖全軍覆滅,但“遼東戰場”爭戰方酣。李鴻章要求議和之前先行停戰,但日方提出包括占領“天津”等地在內的四項苛刻條件,通過占領更多“軍事要地”來增加籌碼,迫使李鴻章撤回停戰要求。
3月24日會議後,李鴻章回使館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傷。日本擔心造成第三國幹涉的借口,便自動宣布承諾休戰。於是30日那天,雙方簽訂休戰條約,休戰期21天,休戰範圍限於奉天、直隸、山東各地。
此時,日軍已襲占澎湖,造成威脅台灣之勢,停戰把這個地區除外,保持了日本在這裏的軍事壓力。日方代表以勝利者的姿態,繼續進行威脅和訛詐。美國顧問科士達則設法慫恿李鴻章趕快接受條件,以便從中漁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議和條款,而李鴻章也隻能被動地乞求降低談判條件。
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後修正案,其條件非常苛刻,並對李鴻章說:“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辯?”伊藤博文回答:“隻管辯論,但不能減少。”李鴻章苦苦哀求減輕勒索,但均遭拒絕。
4月14日,清政府電令李鴻章遵旨定約。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又被稱《春帆樓條約》,共11款,並附有“另約”和“議訂專條”。
條約的主要內容為:中國承認朝鮮“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確實則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製;中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包括釣魚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中國清政府必須“賠償”日本軍費白銀兩億兩;後增加三千萬兩“贖遼費”;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駐紮,日本輪船得駛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裝貨;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市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其產品免征一切雜稅,享有在內地設棧存貨的便利;日本軍隊暫行占領威海衛,由清政府每年付占領費庫平銀五十萬兩,
在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領軍;本約批準互換之後,兩國將戰俘盡數交還。中國清朝政府不得處分戰俘中的降敵分子,立即釋放在押的為日本軍隊效勞的間諜分子,並一概赦免在戰爭中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分子”,免予追究一切責任!
中日《馬關條約》是繼中英《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它給近代中國社會帶來嚴重危害,是“帝國主義”列強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也是日本亡我之心真實寫照!
簽訂《馬關條約》對中有著重要的負麵影響。首先是台灣等大片領土被割讓,進一步破壞了中國主權的完整,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使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其次是巨額賠款,更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同時,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展步伐。清朝因此不得不大借外債,致使列強控製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通商口岸”的開放,使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深入到了中國的內地。允許日本人在華投資辦廠,其他列強引用“利益均沾”的條款,爭先恐後地在中國開設工廠,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民營企業)發展。
《馬關條約》反映了帝國主義資本輸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是資本主義由工商業發展到“金融壟斷”階段的表現。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馬關條約》簽訂6天後,俄羅斯帝國(沙皇俄國)因日本占領遼東半島後,阻礙了它向中國東北伸張勢力,便聯合法、德兩國進行幹涉,並用武力威脅日本,若不妥協,就一起聯合起來派兵攻打日本本土。
結果,日本因軍事實力不足以同時對抗以上三國聯手,隻好於同年5月4日宣布放棄占領遼東半島,但要求中國以白銀3000萬兩將其“贖回”。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後一共勒索了中國兩億三千萬兩巨額白銀!
然而,“三國幹涉還遼”對日本來說仍然是飛來橫禍,它使日本藉由“甲午中日戰爭”獲勝之機侵占滿洲(中國東北)的企圖遭到粉碎,也使俄國增強了其在遠東的勢力,並成功遏製了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擴張。
為了實現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二步(吞並朝鮮)和第三步(進軍滿蒙),日本重新整軍備戰,並決定於十年後發動針對俄羅斯帝國的“日俄戰爭”。當然了,此戰超出了“諾貝爾”的記憶範疇,並不在此贅述中。
“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清朝曆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而大清王朝在此之前為救國圖存所做的所有努力和一切成就都化為烏有,為日本做嫁衣裳,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複興的追求!
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了列強對華輸出資本和收割財富,並掀起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狂潮,標誌著西方列強的侵華舉動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使中國國際地位急劇下降。
“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空前高漲,而民族資產階級也趁機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使得中國人民自發組織起了反抗侵略的鬥爭空前高漲,如北方的“義和團”運動。
日本在得到了巨額的戰爭賠款和中國的台灣等戰略要地之後,不僅促進了其本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且更便利了日本對遠東地區的進一步侵略擴張,使得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唯一的新興資本主義強國。
另外,日本為了對抗俄國,血洗“三國幹涉還遼”之恥,一方麵提出“臥薪嚐膽”的口號,並重新開啟了十年擴軍計劃,準備攻打俄羅斯帝國;另一方麵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開始了東亞地區新一輪的爭霸。
“甲午戰爭”標誌著中、朝之間上千年的“宗藩關係”正式終結,使得朝鮮半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實際上卻被日本牢牢控製。之後,俄國勢力進入朝鮮,而日本和俄國在朝鮮的激烈爭奪最終引發了西元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戰爭”。在歐美列強提供大量貸款的幫助下,日本付出慘重代價後才最終戰勝俄國。
西元1904年2月,隨著日本海軍突然襲擊了沙皇俄國駐紮在旅順的艦隊,導致“日俄戰爭”正式爆發。在戰場上,雙方一共投入了百餘萬的軍隊。其中,日軍當場死亡8.8萬人,重傷而死10萬多人,而俄羅斯帝國當場死亡5.2萬人,重傷而亡14萬人,被俘虜的有7.9萬人。因戰爭規模較大,清政府被迫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戰爭”使雙方共投入了百餘萬士兵,讓日本差點耗盡戰爭潛力。而俄國因此導致國力空虛,無力控製中國東北和蒙古,讓日本撿了便宜,不僅全盤收,而且還強占了俄羅斯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等地。
當然了,俄羅斯麵對日本咄咄逼人,欲搶占自己的“遠東邊疆區”(外東北),便發誓要起傾國之兵與日本打消耗戰。由於“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日本自恃耗不過俄羅斯,便見好就收,未敢進一步刺激沙俄!
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日本加緊對朝鮮半島、中國東北、內外蒙古和庫頁島等地的掠奪,希望能盡快回血,以壯大自己的軍力,伺機發動其他戰爭,尤其是挑動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最好能引發“世界大戰”。
言歸正傳。對當時的“遠東局勢”來說,《馬關條約》掀起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並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的爭奪,而“三國幹涉還遼”事件明顯反映了列強在侵華問題上既相互勾結,又相互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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