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也是陽明的學生)往複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複那本體,不是著你隻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
——《傳習錄·上·徐愛錄》
“知”和“行”是同一件事
“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又一個核心命題。如果把陽明心學看成一把寶劍,那麽“心即理”就是劍柄,“知行合一”就是鋒利的劍刃。很多人都認為,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或者說理論與實踐不可分離。這樣的認識,就算不是對陽明心學的誤讀,至少也是一種很膚淺的理解。
事實上,“知”並不僅僅是指理論,“行”也不僅僅是指實踐。因為理論雖然可以指導實踐,但它本身並不是實踐;實踐雖然來自理論,但它本身也不是理論。所以,當我們把“知、行”理解成“理論、實踐”的時候,其實已經把“知、行”當成了兩種不同的東西。可在陽明心學的語境中,真正的“知”,裏麵必然包含了“行”;真正的“行”,裏麵必然也包含了“知”。所以王陽明才會說:“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換言之,“知”和“行”本來就是一件事,隻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或者是考慮到不同情況下的針對性,才把它分成兩件。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麵一樣,我們可以說一麵是圖案,一麵是字,但我們不能忘記:它們不是兩個獨立的東西,而是同屬於一枚硬幣。而把“知、行”理解成“理論、實踐”的人,盡管也能說出理論和實踐不可分離的道理,但就在他們這麽說的當下,其實已經把“知”和“行”一分為二了——因為必須是兩枚硬幣,說它們“不可分離”才有意義,倘若本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麵,說它們“不可分離”還有意義嗎?
既然“知、行”不能簡單等同於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理論和實踐,那麽王陽明所謂的“知”和“行”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知”就是人的認知功能,“行”就是人的行動功能。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僅憑字義就可以理解這兩個概念,但是,在陽明心學的語境中,這兩個概念卻有著常人意識不到的極為豐富和深刻的內涵。
同一個世界,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的是,人的心靈並不是一張空白的A4紙,我們的認知能力也不是一台複印機,所以,它不會把外在事物原原本本複製到我們的心靈上。關於這一點,西方哲學的認識論已經講得很透徹,比如康德就對此進行了非常複雜的論證,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心靈的內在結構決定了我們所能知道的內容。
從每個人的日常經驗出發,我們也不難發現,人的心靈其實更像是畫布和顏料,而認知能力就像是畫筆,不同的人麵對同一個事物或同一個場景,會有各自不同的反應、感受和體驗,因而每個人都會在心裏創作出與別人不一樣的“作品”。
正如魯迅所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由此可見,每個人心中的《紅樓夢》都不一樣。
再比如,我們麵前放著一顆蘋果,在你眼中,它是一種可以補充維生素的水果;可在果蟲眼中,那卻是人家的家園和糧倉;在水果商販眼中,它是可以換錢的商品;在生物學家眼中,它是一堆細胞;在物理學家眼中,它是一堆分子、原子和電子;基督徒看見它,就想起了夏娃和人類的原罪;牛頓看見它,就發現了萬有引力;喬布斯看見它,拿起來咬了一小口,就有了讓全世界“果粉”為之瘋狂的iPad(蘋果平板電腦)和iPhone(蘋果手機)。既然僅僅一顆蘋果就會讓我們產生這麽多的糾結和驚喜,那麽世界呢?這個紛紜複雜的世界對幾十億人來說,會是一樣的嗎?換句話說,你能告訴我蘋果本身應該是什麽,或這個世界本身應該是什麽樣的嗎?
我想,你不能。
同樣,我也不能。
由此可見,人對外界的認知,絕不僅僅隻是感覺器官對外界信息的一種被動接收,而往往是認識主體將自身的知識、經驗、觀念、態度、感受等投射到了對象物上,才構成了人的認識活動。換言之,在這個過程中,人會通過自身的認知係統和意識結構,把外在的物質自然“人化”,或者說是審美化、符號化。
關於審美化,杜甫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就是最好的注解:人因為心中傷感,看見花瓣上沾著露珠,就覺得花在流淚;親人分別,滿心離愁別恨,看見飛鳥掠過,便覺鳥跟人一樣驚惶。這就是人通過意識活動把自然審美化的典型例證。這樣的詩歌不勝枚舉,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詩歌史,就是一部把自然審美化的曆史。
此外,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擺脫原始狀態,從山頂洞裏走出來,告別茹毛飲血、結繩記事的生活,就是因為發明了語言、文字、藝術、哲學、宗教、科學等。如果人類沒有通過這些文化行為把物質自然“符號化”,文明就無法傳播、繼承和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西勒說:“人是符號的動物。”
而無論是把自然審美化還是符號化,本質上都是人通過意識活動賦予這個世界以某種“意義”的過程。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說過:“無人能脫離意義。我們是通過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現實的。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闡釋的現實。”
所謂“經過闡釋的現實”,其實就是自然世界的“意義化”。
有一個故事,說一個中國人、一個印度人和一個美國人結伴去看大瀑布。中國人一看,立馬張大嘴巴:“大自然真美啊!”印度人則雙目微閉、兩手合十:“這就是神的力量!”美國人則蹙著眉頭環顧四周:“怎麽不建個水電站?這也太浪費了!”
麵對同一個本無意義的自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基於各自的文化,卻可以賦予這個自然以千差萬別的意義。因此,不管你自覺或不自覺,隻要你在這個世界上活動,你總是會按照某種預設的眼光去認識世界。換言之,每個人其實都戴著一副有色眼鏡。
是被動接受別人對世界的解釋,還是主動建構自己的“意義世界”?
在政治學上經常使用的“意識形態”這個詞,就是一副典型的有色眼鏡。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某個政黨或組織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對這個世界(社會、曆史)所做的一種解釋和規定。誰解釋了世界,誰差不多就掌握了世界。德國詩人海涅說過:“一個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裏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
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通常是君臨一切的,它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管空氣。當意識形態滲透到人的內心時,通常會換個詞,叫世界觀或人生觀。除非你是一個從石器時代穿越過來的人,否則從小到大,你所在的家庭、學校、社會,就會把一整套觀念潛移默化地植入你的意識結構中。所以,不管你自己是否覺察,你總是要按照一套既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看待世界,並且在這個世界中采取行動。
但是,同樣是獲得一套價值觀,卻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途徑:一是不經省察、不經選擇地被動接受,二是自覺主動地尋求和建構。
若是前者,你得到的雖然也是一個經過解釋和規定的“意義的世界”,但你是被外在力量拋進去的,你的主動權和自由已經被先行抽離了。盡管把你拋進去的力量有可能向你許諾一個天堂,可最終你會發現,“被給予”的世界隻能是一個囚籠(悲哀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被關在這樣的囚籠中而不自知)。
若是後者,當你懷著困惑在尋求屬於你的“意義世界”時(比如王陽明在二十年間的“五溺”),你就已經是在行使你的主動權和自由了,此時你的主體性就會悄然形成,這個世界的諸多可能性也會向你敞開。雖然你最終選擇的仍然是前人創造的某種價值觀(比如王陽明最終選擇的就是陸九淵早他三百年就創立的心學),但在此之前,你有足夠的自由去思考這些觀念對你意味著什麽。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因為你的“意義世界”不是“被給予”的,而是主動尋求並建構的,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力量和智慧,以及最終創造的意義和價值(比如陽明心學五百年來對中國和東亞的影響),是前者根本無法比擬的。
而王陽明所說的“知”和“行”,指的就是建構這樣一個意義世界的動態過程。所謂“知”,重在改造舊有的意識結構和內容,建立一套符合聖賢之道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謂“行”,重在通過與外界的互動,來落實、深化你的認識和觀念。究其實,二者本來就是對同一件事的兩個不同角度的描述。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依舊把“知”和“行”簡單地理解成“理論和實踐”,那讓王陽明情何以堪?
在朱熹那裏,世界有兩個,一個是抽象的理世界,一個是具體的物世界,但在王陽明這裏,世界隻有一個,那就是被他賦予了意義的世界。也就是說,無論是理還是物,都必須經由我的主體意識的投射,才能產生意義。因此,在陽明心學的世界裏,知,就是意義的尋求和確立,本身就是一種行動;行,就是意義的展現和完成,因而也就離開不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