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我之勇

調停朱陸之辯，是為自己張本的重要舉措。陽明現在“通”了。“通”表現為敢於與諸派求同。他敢於說佛教、道教均與聖道無大異，均於大道無妨。並且不管別人怎麽反對，他都一直堅持到底。敢於去統一別的主義是他成大氣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說，世上的儒者不見聖學之全，不知把三間房都為我用，見佛教割左邊一間，見道教割右邊一間，是舉一廢百。他又說：“聖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儒、佛、老、莊皆我所用，是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與同一儒門的理學，過去的矛盾不亞於與釋、道二氏，現在，他也將他們調和到一條跑道上了：“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行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傳習錄》）這樣，和而兩美，同生共長。他認為僅停留在言辭之間的辯論，對自身心體的養育有害無益。他說，常在過失上用功就是在補瓦盆，必然流於文過飾非。為求勝而爭論是不善與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於養心的人，是要讓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著的狀態。

而且身體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不想白活一場的心氣，使他有成聖成雄的雙重壓力。如今鬢已星星也，卻還看不見現實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對自己承認“久落泥塗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現狀隻是“竊祿”而已。

明代的政治已相當成熟，官場相當擁擠，沒有人在最高層給你說話，千裏馬也隻得拉驢車。陽明一生兩次大功，一是靠王瓊舉薦平寧王叛亂，一是靠他的學生和同事方獻夫推薦平思田民變。方獻夫就是他講學講出來的。

方獻夫，本來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他喜歡辭章之道。後來，他熱衷於講說，就是在沙龍中講學論道、辨析義理。與陽明“違合者半”，就是意見或同或異。經在一起講論，方慨然有誌於聖人之道，超越了口給舌辯的表麵化愛好階段，進入了真信誠服的內在化階段。這才沛然與陽明同趣，並能超越世俗觀念，在陽明麵前自稱門生，恭恭敬敬。因有這種深層次的相契，後來才在上層深深地替老師出死力氣。

眼下，方獻夫因找到了聖人之道，遂毅然辭職，退隱於西樵山中以成其誌。陽明說獻夫之所以能脫出世俗之見，是因為他能做到“超然於無我”！我們可以從這種真人實例中理解王的“無我”是什麽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無大有”，類似釋家那個“大空妙有”。先無我才能真有我。無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無”的境界隻能通過去蔽、減去習得的經驗界的雜質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體就是這種本來無一物的純粹意識。

方獻夫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三次“飛躍”，靠的是“無我之勇”。對於這種善變而非惡變、從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氣勢美的學生，陽明發自內心地為之廣而告之：

聖人之學，以無為本，而勇以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