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愛山仍戀官

陽明無可奈何，一氣之下，上了九華山。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晴寒一度雨。”現存詩《弘治壬戌嚐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睹至是正德庚辰複往遊之……》記錄了他兩次上九華山的時間，第一次遊九華山是在弘治十五年壬戌，第二次是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另有他的《贈周經偈》為證，此偈原刻在東崖禪寺的岩壁上，現在寺毀刻石尚存，偈文《全集》未載，不妨抄出：“不向少林麵壁，卻來九華看山。錫杖打翻龍虎，隻履踏破羼岩。這個潑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間。嗬嗬！會得時與你一棒，會不得，且放在黑漆筒裏偷閑。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陽明山人王守仁書。”不難看出他玩禪宗那一套是多麽嫻熟，落款居然是山人。這第三次便是正德十六年辛巳。

他這次上九華山留詩很多，卻幾乎沒有留下展現自己境界的篇章。他畢竟心不靜。一些拐彎抹角的牢騷，既顯得無聊又顯得可憐。除了一再表示“初心終不負靈均（屈原）”外，就是大喊“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唯《江上望九華不見》，情緒主線還像個心學家的樣兒，因為他沒望見九華山，與他此刻的生命情景吻合了。經一番“精神勝利”的鼓搗，有了“駕風騎氣攬八極，視此瑣屑成浮漚”的超越氣派。美感從擺脫壓抑中來。快感，有時就是美感。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盡管“世途濁隘不可居”，但，他還是得回來。九華山哪樣都好，就是沒有政治舞台，陽明生命中更強的指向是政治，他有隱逸氣，但無隱逸心，他還得去安頓江西百姓呢。

此番上山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藝術呢？《年譜》說，他此舉是為了向皇上和搶功的人證明他不是要造反的人，隻是個學道之人。還說，皇帝派人暗中監視他，見他“每日宴坐草庵中”，才對他放了心。這種說法有點兒過於政治化的玄。他賭氣上山，氣平了就下來了，要有上述效果，也是意外的收獲。

他在九華山上住過的地方成了“文物”，譬如化城寺是九華山的開山寺，其西在嘉靖初年由青原縣令祝增按老師的意圖建成了陽明書院，入清後改為陽明祠，祠前有“高山仰止”石牌坊。祠與牌坊均毀於“文革”，隻存一陽明石刻像，高七十公分，寬三十五公分，像為便服方巾，端坐太師椅上。

他從山上下來，就到了九江。他要加強武備，以防再度變亂。他認定一條：國家不能亂，一亂百姓就遭殃。哪裏亂哪裏的百姓遭殃。他深知正德不足以治天下，但任何推翻現行政權的行動都是禍害一通百姓拉倒。他在九江檢閱了軍隊。別看在皇帝和閣臣麵前他有些窩囊，但在下僚和士兵麵前，他神氣著呢。這也是他公開說“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重遊開先寺戲題》）的原因之一吧。

軍歌過後是文化。他登上廬山，遊東林寺。東林是我國淨土宗的發源地，東晉慧遠在此建寺。陽明自比學佛卻援儒的遠公、嗜酒不入社的陶淵明，說自己的兩棲性是“我亦愛山仍戀官”，在“同是乾坤避人者”（《廬山東林寺次韻》）這一點上，跟他們是異代相同的哥們兒。在遠公講經台，感歎“台上久無獅子吼”。他說九華是奇觀，廬山更耐看，但“風塵已覺再來難”。一次性的生命，使任何活動都充滿了一次性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