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蓋浙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猶以文章氣節自負雲。——（清）計六奇
前明蘇、鬆巡撫祁彪佳死得非常從容淡定，他把結束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人生曆史中的一次大休息，而他是應當活在大明王朝的曆史中的，大明王朝已經終結了生命，他已經完全沒有理由再苟活在這個充滿著兵燹和戰火世界上了。因此，早在一個星期前就做好了赴死的準備。
他的人生是充滿著詩意和理性的典型士大夫生涯。既有儒家入世的理想追求，又有著一切順從天道自然發展，成功和失落都在有意無意之間，不刻意回避什麽，也不刻意追求什麽，體現了道家的“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空雲卷雲舒”的恬淡平和心態。對待仕途如此，對待生死亦然。
祁氏家族在浙東是聲名顯赫的望族，可以說是世受國恩，作為以忠孝立國的大明王朝的臣子，他受命於君父知遇，他的鮮血和生命是應該適時交還給君父的，況且自己所服務的末代帝王崇禎皇帝並不是荒**無道的亡國之君，但家國和天下卻滅亡了。他不可能從專製體製本身去思考問題，隻能和皇帝一樣認為是臣子未能盡責盡忠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他是飽讀詩書的儒家高官。《呂氏春秋·知士》中言：“夫士也有千裏，高節死義此士之千裏也。”可見以死報君恩也是乃是士義高揚，凸顯忠烈人格力量之所在，宣泄士的慷慨意氣。在已經大半淪陷的國土之上高揚起一麵道德大旗，既可以完成自己人格的最終塑造，對於依然熱衷於抗清複明偉業的其他忠義之士也是某種感召。比如他的忘年之交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馮夢龍先生在完成他的《中興偉略》之後，已經追隨唐王朱聿鍵的腳步去了福建山區，準備招兵買馬，圖謀東山再起。雖然他認為這隻是徒勞無功的白費心機而已，但是馮老前輩對於帝國的忠心他是充分理解的。
他是越東名士，作為名士他皈依自然，在山水人生中追求詩意的情趣，他有著一個琴瑟和諧的家庭；作為名宦，他恪守儒家忠君報國的情懷，以天下為己任，仁者愛人，關注國事民瘼，注重個人道德的培養，豐富學養的累積，完善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人生、家庭、事業在大明帝國堪稱美滿，因而在國破山河在的大動**、大分化、大改組時期，要完成自己圓滿的人生，為自己四十四年的人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他是以跨越生的門檻，開啟死亡的大門來完成自己儒家忠烈人格的塑造的。他不像帝國大部分虛偽的官僚那般將儒家說教當成進入仕途的敲門磚，敲開這扇大門後攫取的是權力和財富，外加美色和聲望。他是真君子，對名利地位不是看得很重，仿佛追求在有意無意之間，因而不計功利得失，人生就顯得豁達通透和敞亮，因為他實在不需要去看別人臉色取悅於任何人，包括九五之尊的皇帝。
他隻遵循內心的良知和認準的人生信條，因為他在朝野威望素著是自然人格的延伸，不必再加色彩的人為點染。再加上他俊朗的外表，白皙的肌膚，修長的身材，就很像是《世說新語》中晉國大司馬山濤形容嵇康那般“其挺立，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即是外表遺世高蹈超凡脫俗若青鬆之壯美的俊秀文臣，也是內心之堅韌意蘊美好情操的君子士大夫。嵇康的人生句號是在血腥刑場上，以超然物外地神態操琴弄弦一曲《廣陵散》，將生命的絕唱融合在悲壯的琴聲中，弦斷了人世琴音而結束了淒壯之人生，以示和黑暗王朝的徹底決裂。
祁彪佳的人生句號是在月色煙柳的曳動下，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端坐著欣然接受池水緩緩流進生命之竅，漸漸窒息了生命的微焰而淡然地赴死。使浩然正氣飄**在殘破的山河之間，讓大明的落日餘暉中暈染出一片美麗的血色，在慘淡的血色中完成人生的涅槃。此刻，殘陽如血，人生如畫，淒美而絢麗，他將在曆史中永生。孔夫子言：“不知生，焉知死。”《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生死輪回互為表裏，士大夫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永生。
回顧他四十四年的人生，可以說是俯仰天地無愧怍，於國於家無過錯。唯一可以檢討的就是平生太愛好修園子養花木，幾乎如醉如癡，就是山河動**內憂外患頻乃時期，也沒有放棄過。他深知自己人性之弱點，在日記中反複檢討，然而人生之癖好有時很難戒絕，當然也就如同詩酒嗜好伴隨他一生，走向人生之終點了。他是在自己精心籌劃了十八年的寓園前放生池中在清澈的池水中從容坐斃的。
他曾經和當朝大儒也是紹興名士的劉宗周密謀起事，組織義軍進行抗清鬥爭，然而計劃還來不及實施，清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麓兵杭州城下了。流寓杭州的潞王朱常芳此時已經被杭州鄉紳擁戴為監國，並將祁彪佳任命為兵部侍郎銜總督蘇、鬆兵馬的巡撫。隻不過他還未去履職，潞王爺就已經投降了清軍的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這是乙酉年六月初發生的事情。
對於劉宗周這位東林前輩紹興大老鄉，他是十分崇敬而充滿敬佩之意的，他雖然不是東林黨人，在朝中和那些東林黨中的偽君子如周延儒、吳昌時等人還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東林黨人早就分化成了君子和小人了，越是朝政混亂的時候小人越是得誌，小人得誌的表現是君子被難，小人結黨營私。過去有閹黨、浙黨一類，崇禎朝閹黨被逐，東林重新被啟用，崇禎帝口口聲聲要廣開言路，但是真正遇到忠貞直諫的大臣，便是另一副嘴臉了。劉宗周就是這種不避生死敢於犯顏直諫的君子。
劉宗周是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他敢怒敢言，是不善於掩飾自己真實情感的性情中人，當然他的心直口快首先是建立在豐富學養上的真知灼見，有膽有識決定了他不怕得罪人，包括九五之尊的皇上和權臣在內。性格決定了命運，他在官場的幾起幾落，在野比在朝的時間還要長。早在魏忠賢時代，他就得罪了魏氏。魏氏對他還算客氣，隻是指責他“矯情厭世”，便讓他辭職回家。崇禎朝他被重新啟用，被任命為順天府尹。上任後，他竟鬥膽上書，指責崇禎帝求治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
崇禎二年，後金入侵，京畿告急，劉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責崇禎帝的用人之道，並說太監典兵，是亡國之兆，弄得崇禎帝很沒麵子。崇禎八年七月，吏部奉旨推舉老劉入閣主事，算是給足了麵子。在皇帝召對時，老劉竟然不顧場合、不知輕重地再次當麵指責皇帝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他要崇禎以收拾天下人心為本，禦外以治內為本，並說如能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
平心而論，老劉這些話都是對的。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劉宗周竟能在百官都不敢講話時**心聲，可謂“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振聾發聵之聲音。敲打得皇帝心中不爽，幹脆取消了劉老入閣的資格。崇禎皇帝改授他為工部左侍郎，算是警戒。沒想到老劉耿直，秉性難移，一個月後又上了一道《痛恨時艱疏》，措辭之激烈，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責皇帝不懂聖王求治之道，所作所為不得要領。接著他要求崇禎皇帝不要輕易改定祖宗成法，當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禎在這方麵做得不夠，離堯舜之明君相差太遠。
這使得一向自以為天資英睿的崇禎皇帝看到奏疏怒不可遏，決意嚴懲。最後皇帝雖然放過了劉宗周，但是心中已生厭惡之意。劉宗周再次上疏指責皇帝重用宦官及內閣無能時，皇帝終於忍無可忍，劉宗周被罷官免職打發回老家。
這一放逐就是七年，直到崇禎十五年老劉再次被召回啟用為左都禦史。沒想到劉宗周依然故我，愛頂牛的臭毛病，看來是改不了。當時，給事中薑埰、行人司熊開元因為得罪了崇禎帝被下詔獄，密旨擬處死。劉宗周則認為言官以言論獲罪而下詔獄，本朝尚無先例，也有傷國體，於是便聯絡群臣奮起救之，據理力爭。結果薑、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劉宗周則再次被罷官。劉宗周終其崇禎一朝再也沒有能夠被啟用。
劉宗周是當時著名的清流、陽明學派的繼承人，道德學問為天下共推，言行恐過於激烈爽直，有時難免迂腐偏執，但是他對於王朝的忠誠、負責精神卻是和當時腐朽沒落官場充斥的阿諛奉承結黨營私的風氣背道而馳的。他入仕三十多年，仕途三起三落，真正在朝為官四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家鄉蕺山腳下著述講學，過著極其簡陋清貧的生活。他雖然屢次犯言直諫，惹得皇帝很不高興，但是崇禎皇帝對他的評價是“真直敢言”“清望出眾”“貞標碩望”“有裨激揚”“廷臣莫及”。崇禎三年（1629年）皇帝專發大誥表彰劉宗周：
爾順天府尹劉宗周純忠峻行，亮節清修。學古不悅紛華，直希賢聖，萌心獨嚴衾影，可質神明。
做為一名致仕朝廷高官，劉宗周的生活極為簡樸，堪稱清苦。依據《劉宗周年譜錄遺》記載：宗周平時“不赴人飲，也不招人飲”。佐餐不過魚蔬。在京都朝房中，上雨下風也不聞不問。當時法紀衰落，各級官僚動輒車馬肩輿，而宗周獨騎一匹羸馬，蹩躄行於長安道，應該說宗周的簡樸生活是內外一貫的。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浙江會稽知縣趙士諤欲屢造訪宗周，宗周皆拒而不答。有一天趙知縣徑至宗周臥榻前造訪問疾，隻見老劉家布幃縷縷百結，補丁成串，而所蓋的一床被子也是破爛不堪。趙知縣出去後對別人說：“梁泊鶯、管幼安以上人物也！所謂處士純盜虛聲哉？！”對老劉表裏如一的人品深表折服，他的品德高於梁泊鶯和管幼安，是真正的君子，絕不是那種欺世盜名的所謂處士，他的凜然風骨是士大夫窮不失義的典型。
劉宗周和他的小老鄉祁彪佳年齡上相差三十多歲，待人處事風格迥異，老劉崇尚簡樸節儉，小祁不避奢華舒適。但是在人生價值追求上卻是殊途同歸的，兩人均富有正義感，嫉惡如仇，絕不結黨營私，敢於犯言直諫而不避生死，在國破祚移之際，先後以身殉國。劉宗周在絕食離世之前，清軍將領博洛曾經征召禮聘他出山，被他嚴詞拒絕。曾經口授答複如下：
遺民劉宗周頓首啟：國破君亡，為人臣子，唯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議將來？宗周雖不肖，竊嚐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於鐵鉞焉而死，尤某之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
劉宗周之子劉灼錄口授書並與未啟封的的征書一並交付清軍使者。宗周還囑咐兒子：“此後但不應舉，不做官。”劉宗周以耿耿肝膽。凜然氣節為其精研篤實的學問和清輝灼天的亮麗操行，做出了壯烈的注腳，一位言行一致，始終如一的真正的君子型大丈夫。
有一點是共同的是劉宗周和祁彪佳都不見容於腐朽沒落的官場體製，屬於體製內被邊緣化的人物。這說明明末的官場已經完全排斥著這些品學兼優的忠貞不阿之士，接納都是阿諛奉承不學無術拍馬有術之徒，朝廷的精英已經排斥殆盡。但遺落鄉野的明珠，最終也能拂去塵土熠熠生輝，他們終也成為帝國的忠烈之士而彪炳青史。
因而劉宗周和祁彪佳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鄉閑居，隻是在崇禎朝覆滅後被南明弘光朝再次短暫啟用，但被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之徒再次排斥。他們終也難以避免“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遭到逆淘汰的悲劇性命運，直到他們用自己的生命鮮血為帝王盡忠，為帝國殉葬。
清將領博洛駐軍杭州，立即遣人前來浙東招撫，並且命令浙東士民薙發效忠，召隱居在紹興的鄉紳前往杭州朝見。蘇、鬆巡撫祁彪佳、左都禦史劉宗周、弘光朝禮部尚書內閣大學士高宏圖等都是住在紹興的前明高官。這些知名高官的歸附，無疑對於招降江南士子有很好吸引力，士子歸心，還怕老百姓不服從。
自從崇禎皇帝自盡煤山後，帝國在新朝統治者眼中就是前明了，言下之意江南的弘光朝廷和現在的魯監國、潞監國和不久將衍生出的隆武、永曆小朝廷都是偽政權，朱明王朝已經成為過去時了。現在大清帝國已經被改元稱作順治三年（1646年）是農曆的乙酉年，殘明王朝遺留的皇親國戚和臣子們應該睜開眼睛好好看看現在的大清的天下，不要誤判局勢，那隻有死路一條，這就是聘書後麵潛藏著的刀光劍影了。
如同祁彪佳這類越東名士前朝高官首當其衝都是博洛指明招撫的對象，當然招降書信的口氣對這位前明二品巡撫非常尊重客氣，是以重金禮聘出山的形式，希望他到新朝任職的。此刻的魯監國朱以海已經早早地逃離紹興漂泊到舟山去了，在群島中逃避著清軍的圍剿追擊。
祁彪佳以“身體不適，另推其他賢能”為理由，一直拖延著，對方卻三番五次派員上門催促，頗有些三顧茅廬的誠意和不幹不行的殺氣。當然他目前避難的地方絕不是草廬，而是恍漾著山光水色綠蔭叢中掩映著亭台樓閣的偌大一片莊園，是浙東著名的祁家園林——寓園。他為了經營這片園林耗盡心血，從崇禎九年開始營造到目前為止初具規模，還未及好好享受，轉眼山河已經變色，這片莊園目前已經成了避難所，卜居者絡繹不絕，祁家人已經做好了避居山區的準備，他甚至還騎馬進山去察看過地形。
在漢族大員心目中的野蠻人，曾被輕蔑地稱為“建虜”的滿洲貴族，時至今日並沒有帶兵占領莊園，而是多次帶著金錢聘書前來禮聘他出山做官，似乎非常文明非常有禮貌。當然，祁彪佳也看到金錢和聘書中隱藏匕首。如同劉宗周老人根本連所謂聘書都未拆封就明確說明，你們或者讓我就這樣絕食而死，或者就用鐵鉞將我殺死，反正都是一死，這才是士大夫應有的氣節。
祁彪佳的家人和親屬們紛紛前來勸說，為了家族的安危，老爺哪怕在形式上應付去一趟杭州，再找托詞返回紹興，這樣至少可以不連累家人。祁彪佳似乎順從了家人的勸說，平靜地對愛妻商景蘭說：“這種事情並不是推辭所能解決的，不如我去一趟杭州，再以身患疾病為理由，或者能夠放歸。”他表麵上忙著收拾行裝準備去杭州，一切飲食起居如常，該吃時吃，該喝時喝，表麵上看情緒很穩定，家人也信以為真。其實暗中他已經下定決心準備殉國了。
乙酉年農曆六月初五日，這是浙東最熱的炎夏季節，半夜時分寓園內外一片寂靜，家人都已經漸漸睡去。月色下梳理整齊的祁彪佳穿著青衫長褂悄悄蟄出大門，微風吹來衣袂飄拂，很有些出世的玉樹臨風之感，他沒有像屈原那般被發跣足顯得很是狼狽落魄那樣，他衣衫鞋履幹淨利落整潔，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苟，發結上包裹著角巾，這是最後的漢家儀表裝束了，以後萬裏胡騎，腥膻遍野，再要保持這漢家裝束恐怕就困難了。他實在難以想象自己剃發易服後那種可憐滑稽而醜陋的形象。
他本來就是明代官場上儀表俊朗的美男子，人到中年骨骼依然清奇，身材頎長偉岸，膚色平滑細膩白皙，清臒的臉上一絡美髯在微風中飄動著，增加了這位中年名士的成熟感。由於他在家鄉致仕閑居時常年經營著家族的田產，忙著營造園林，建立慈善機構，救濟貧苦百姓和災民，為販賣到妓院的妓女贖身等一幹社會事務，在當地有著相當的名望。
他來到梅花閣前的放生池畔，垂柳在夜風中輕輕搖曳拂動起圈圈漣漪，打亂了映照在水麵的銀色月輝，往事如同流年碎影般漂浮在他的腦海。以往每年他隻要閑居在家，在商景蘭生日那天都會在這裏召集親友舉辦放生活動，入夜池麵飄浮著盞盞荷花燈，燈輝和星光交相輝映，四周歡聲笑語，如今一切都將成為過去，歡樂愜意富足的寓公生活隨著帝國的傾覆一去不複返，往事成為雲煙漸漸消散。草木叢中響起蟲鳴聲，更加襯托四周的靜謐，他腦海中翻江倒海：全是令他感到心灰意懶的壞消息，使他的心情感到分外壓抑，武昌的左良玉兵潰身死，吳三桂從廣西打到了廣東，福建的形勢岌岌可危，國勢看來是無可挽回了，他將在自家門口的放生池完成自己由生到死的轉換。
這正是他生死抉擇的時候。選擇生，意味著榮華富貴的繼續，那必須向新朝廷折節妥協，剃發易服，犧牲名節，換取高官厚祿，成為無恥的貳臣；選擇死，意味著放棄家人和財富以及優裕的上流社會生活。士大夫注重的當然應該是名節。至於家人，他知道他的夫人商景蘭和四個子女（長子早逝）都是飽讀詩書深明大義的人，一定能夠理解丈夫或者父親的選擇，乃是對於正義的追求。至於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如同天空的浮雲，水麵的浮萍，隨風雲變幻而聚散，優裕的生活前身已經該享受的都享受了，紅塵似乎無所留戀。看來他是應該離開這喧嚷的塵世，去天地之間作永久的遨遊了。
《祁忠敏公年譜》[1]記載：清軍下江南，聞有渡江前來迎接他前往杭州的清朝使者，祁彪佳秘密對二弟說：“我死此其時也。家中的人太多，不若自絕於寓山，可速殮。”拂曉時分，家人見梅花閣前，放生池的石階水麵，露出角巾數寸，前往察看，見先生正襟危坐，垂手斂足，水才及額，麵有笑容。祁彪佳已經從容坐斃在池水之中，臉上帶著恒定的微笑，池水僅及額頭，可見他是活生生用池水將自己窒息而走進死神懷抱的。淡然赴死必須有驚人的毅力，他似乎沒有作痛苦的掙紮，含著微笑走向了死亡，這定然是下了必死的決心，才以如此酷烈的手段在鎮定自若中了結自己的生命。
回想一個月之前，滿洲軍隊攻破南京城，南明小朝廷的禮部尚書錢謙益和愛妾柳如是相約在自家花園池塘結束生命。當柳如是攙扶著老錢向池塘深處走去時，他懦弱地說水太涼，又終於返回去了。生死有時就在一念之間，而這一念卻牽動了這位當年東林黨領袖在曆史中的定位，可謂生死榮辱霄壤之別，老錢成了背主求榮的可恥貳臣。
當祁彪佳毅然決然向淺淺池塘蹲下去，池水從四方向他的鼻腔湧來，這種令人窒息的憋悶，一般人難以忍受。但是祁彪佳忍受了，如果他當時在求生本能助推下站了起來，他在曆史上就永遠地倒了下去。然而，他卻逾越了生命的障礙，使精神得以升華，這就是他需要的結果。他含笑接受了這枚苦果，結出的卻是精神永恒的花束。他被明唐王及後來的隆武帝朱聿鍵追贈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敏，清代乾隆帝追諡忠惠。就是政治對手也欽佩這些以身殉國保持氣節的前朝忠臣。
王思任者，浙江紹興人，萬曆年進士，曾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又任袁州推官、九江僉事。清兵破南京後，魯王監國，以思任為禮部右侍郎，進尚書。順治三年，紹興為清兵所破，絕食而死。是另一位女詩人王端淑之父。王端淑與商景蘭皆為明末清初著名女詩人。
在自盡之前，祁彪佳已經寫下了絕命詩和致親友、商夫人的絕命書信，對於自己的後事有所交代。他在幾天前和幾個親友來到寓園，在登上四負堂時，回頭對兒子說：“你們的父親這一輩子也沒有什麽大的過失，唯一是過分癡迷於園林打造，枕於山石泉水，將過多精力和心思放在壘土造園、植樹造林方麵。”口氣就有著對於自己死後的自我蓋棺論定的意思。
他對家人最後囑托說希望在他死後，效仿宋代的文天祥遺書命其弟將自己居住的文山改為寺廟的典故，將自己付諸大量心血的寓園也改為寺廟。祁彪佳希望兒子將寓園改造為寺廟，已經非常明確地表示自己準備以死報國的決心。一切事先的準備和身後的交代都十分周密和充分，他在書房的桌上留下的遺言是：
某月某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殮我。
留下了七十字的絕命詩：
運會厄陽九，君遷國破碎。我生胡不辰，聘書乃迫至。委贄為人臣，之死誼無二。光複或有時，圖功當時勢。圖功何其難，殉節何其易。我為其易者，聊盡潔身誌。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意思是我生遭厄運，君王已經遷徙，國家已經破碎，我身不逢時，滿洲建虜的聘書又要到了，作為人臣隻有以死報國，別無其他選擇。光複故土或者有機會，建立功勳也要因勢利導，應該說光複圖功實在是太困難了，殉節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容易的。我選擇了較為容易事情去做，以盡自己潔身自好的誌向。我含笑赴死，隻將自己的浩然正氣留在了天地之間。
他給親友的絕命書寫到：
時事至此，論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凡較量於緩急輕重者，猶是後念，未免雜於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試觀今日是誰家天下，尚可浪貪餘生？況生死旦暮耳，貪旦暮之生，致名節掃地，何見之不廣也！雖然，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予小儒，惟知守節而已，前此卻聘一書，自愧多此委曲。然雖不敢比蹤信國，亦庶幾疊山之後塵矣！臨終有暇，再書此數語，且係以一詩，質之有道：運會軛陽九，君遷國破碎，鼙鼓誌江濤，幹戈遍海內。我生何不辰？聘書乃迫至！委讚為人臣，之死誼無二。予家世簪纓，臣節皆罔贅。幸不辱祖宗，豈為兒女計！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他感歎時勢至此，已經不可挽救，論及臣子大義，自己應該一死。已經不可能反複比較什麽是輕重緩急的事了，如今已經是清朝帝國的天下，我怎麽能夠貪生怕死，致使名節掃地呢？春秋戰國時期趙相國家臣陳嬰和公孫杵臼為了保存趙氏血脈，一個死於十五年之前，一個死在十五年之後，都是趙國的忠臣。我隻是區區小儒，隻知道謹守臣子的節義，前時已經找借口推卻了人家的聘書，心中感到十分憋屈，雖然自己不敢和文天祥相提並論，但是完全可以歩南宋忠臣謝疊山之後塵，拒絕胡虜高官厚祿的引誘，以身殉國以盡忠義。同樣的絕命詩他稍作了修改，增加了自己作為國家重臣，家族屢受大明帝國恩惠，可謂世代簪纓，隻能以盡臣節，上以報國恩君恩，下不愧對列祖列宗，怎能為自己的兒女去苟且偷生等等內容。重申了君國大義和自己以死明誌的決心。
他在給商景蘭的遺書《別妻室書》中對於妻子的賢淑交口稱讚，對於夫妻恩愛生活深情回顧，對於自己死後養育子女的事情一一囑托，幾乎無一遺漏，此遺書寫得明白如話，不再翻譯，原文照錄如下：
自與賢妻結發之後，未嚐有一惡語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藹周祥。如汝賢淑，真世所罕有也。我不幸值此變故，至於分手，實為心痛，但為臣盡忠，不得不爾。賢妻須萬分節哀忍痛，勉自調理，使身體強健，可以驅處家事，訓誨子孫，不墮祁氏一門，則我雖死猶生也。一切家務應料理者，已備在與兒子遺囑中，賢妻必能善體我心，使事事妥當。至其中分撥多寡厚薄，我雖如此說，還聽賢妻主張。婢仆非得用者，可令辭出。凡事須前萬分省儉，萬分樸實，處亂世不得不爾也。賢妻聞我自覺，必甚驚憂，雖為我不起，亦是夫則盡忠，妻則盡義，可稱雙美，然如一家兒女無所依靠何。切須節哀忍痛，乃為善體我心也。世緣有盡，相見不遠，臨別綣綣，夫彪佳書付賢妻商夫人。
這些慷慨陳詞以明心跡的詩書，可以看出他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並非一時的心血**，可以說是從容不迫，視死如歸了。
[1] 明代王思任原本，清代梁廷耕、龔沅補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