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時間過得真快也真慢。到奧運會結束時，大村外欠了十一萬，這還不算他的工資和節省下來的生活費，總共加起來，他說有十五萬。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幸虧大村家裏還不知道這件事。公司也以為北京方麵一切如常，每月按時打過來經費，使他不致停擺。

二〇一六年九月，我搬到了朝陽金盞鄉皮村一家公益機構做義工。大都市的理想生活已告破滅，而公益是我喜歡的。每天麵對的同事和來往人群，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內容，是我曾經無數次經曆和麵對過的，對我來說，無非是換了種形式回來。隻有需要洗澡、洗衣服時，我才回到2027號。

某一天，剛起床，接到大村電話，要我趕快過去，有急事。推開門，屋裏昏黑一片，大村整個人陷在沙發裏。我問怎麽了，問了幾聲，沒有回答，最後他回答一句：“活不成了。”

大村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我趕快去買了泡麵，吃過三包泡麵後，他舉著身份證，要我為他拍照片。我知道他要網貸，那時候還不知道網貸的陷阱有多深，再者，除了網貸，也實在無計可施了，欠三朋四友不少錢，總要讓人家也活命吧。我不知道他給網貸公司留了我的電話號碼，把我作為緊急聯係人，到現在這些公司還經常打電話過來，有要起訴的，有要抓人的，有要把我列入黑名單的，讓我苦笑無計。

如果有所謂的最深記憶，大村在靠近三裏屯一家醫院的那晚留給我的記憶，無疑是最深的一次。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天氣有些寒冷。北風終於推開燕山的阻隔，在華北大地上浩**。朝陽區的任何一條街道上，梧桐們都落光了葉子，一排排銀杏樹像鍍了金箔一樣，一陣風吹過，紛飛的金黃落滿一地。北京的初冬也是金黃的，不僅僅是外表，它的內裏也是。

大村是深夜犯病的，腎結石。我趕到醫院時，在等候區的塑料椅子上，他已被汗水浸透了毛衣，豆大的汗粒接二連三地從臉上的毛孔裏湧出來。他雙眼緊閉，頭發蓬亂，像一個溺水的人。我翻遍口袋，還剩下不到三百元，他身上隻有十七塊錢，而B超檢查費要二百七十元。我一遍遍和窗口值班大夫溝通，企圖有一個心腸溫軟的人能答應醫後付款。我拿出我們兩張身份證做抵押保證，但沒有什麽用。

醫生告訴我們，沒有錢，可以等，這個病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等過去。他說這很明顯是腎結石，兩塊石頭在某個地方卡住了，隻要它們在運動中錯開了，或者排下來了，疼就過去了。

大村沒有那麽好的運氣，或者說好運氣已被他用光了。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因腎結石引發疼痛了，僅當年就發作過兩次。這一夜，一陣又一陣急濤大浪似的疼痛幾乎要將他碾碎，他在地上疼得打滾兒，有一陣差點兒休克過去。打遍了求助電話，天快亮時，他的公司終於打來了一萬元錢，為他進行了手術。

大村總共網貸了多少錢，欠了外麵多少錢，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謎。我無力幫他，也無力去揭開這個謎底，加上這一次手術費用，肯定不是小數。

幾天後，我離開北京換了工作，大村唯有三十六計走為上，選擇了跑路。

世界是一個“8”字，兜兜轉轉，循環往複，無數的事物與命運最終又回到了原點。我離開北京那天，天空劈頭蓋臉飛下一場大雪，仿佛是對我初踏上這座巨無霸城市時那場雪的呼應。

幾天之後，大村也回到了他江陰的鄉村老家，開始了另一場翻山越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