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的史學思想，最重要的兩個方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是關於“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二是關於“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對於前者，所討論甚少，本書特提出來加以闡發。對於後者，屢屢有論者提到[98]，有的論者也有一定的論述，頗多啟發，有的論者則未予以展開。本書意在發展、豐富已有的陳說，時亦提出新的認識，把這一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對於範曄的曆史思想，作者擬另撰專論，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這裏，首先討論關於“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問題。
範曄在“自序”中突出地寫了他關於“意”與“文”的認識，他說：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嚐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對於這一段話的理解，論者往往把它局限在關於“文”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比較狹隘的理解。其實古時文史不分，後來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聯係。劉勰《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著作，但也有《史傳》篇專論史學。《昭明文選》“選”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論”專卷[99]。劉知幾《史通》是史學批評著作，但它反複強調“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100]。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更是兼論文與史的理論著作。這樣來看，則對於範曄所論“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是不應當理解得太狹隘，而要把它同作為史學家的範曄聯係起來進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諦。要之，這是認識範曄史學思想及《後漢書》有關問題的關鍵。
其一，關於史論。範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所強調的，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是突出“精意深旨”和“筆勢縱放”，同前文所說“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絲絲相扣。二是他說班固史論“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說“情急於藻”也是絲絲入扣。
其二，關於“紀傳例”。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又稱：
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這裏提到了“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的問題。關於《後漢書》的“紀傳例”問題，前人少有論及。值得注意的是，在“舉其大略”的背後，包含著“諸細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為主”的思想。現在我們隻有從《後漢書》紀傳本身及其序、論去探討範曄所謂“諸細意甚多”了。劉知幾在論及序例問題時，批評範曄改變了《史記》、《漢書》的傳統，他說：
爰洎範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後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範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101]
劉知幾的這個批評是不對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起首就指出：“孔安國有雲：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既然如此，不同時代的作者，必然有其不完全同於古人或前人之“意”，倘無“序”則難以明其“意”，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可見劉知幾此處所論，不無自相矛盾之嫌。範曄的“諸細意甚多”應是《後漢書》研究者所應當特別關注的。
其三，關於作史的目的。範曄還寫道：
欲遍作諸誌，《前漢》（按指班固《漢書》——引者）所有者悉合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複未果。
顯然，“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是範曄作誌之意，也是他作《後漢書》之意；他說“意複未果”，指作誌的目的沒有達到，乃引為憾事。劉昭對他的遺憾深為理解，故在《後漢書注補誌序》中對此強調指出：“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認為，劉昭對《後漢書》所作的“注補”之舉，的確是深得範曄作誌之意。唯其如此，劉昭在中國史學史上留下了難能可貴的一頁。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八誌的結合，不僅是中國史學上的一段佳話，也使東漢曆史撰述得以成為完璧。
還需要指出的是，範曄所謂“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來龍去脈。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論中講到他對有關黃帝的文獻抉擇去取時，有這樣幾句話：“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這裏，司馬遷十分強調“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這個“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範曄所謂“以意為主”，當與此相近。清人章學誠談到別人以其與劉知幾相比喻時，他不讚成這一比喻，認為：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史館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102]
章學誠說的“蓋有天授”，實是指他在史學方麵所具有的天分和氣質，或指悟性與創造性。他說的“史意”，當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對曆史的內在本質及其演變的軌跡的認識，二是指史家為史之意即作史的目的。一般說來，劉知幾重在討論“史法”，章學誠重在討論“史意”；但若謂“截然兩途，不相入也”，就把事物看得絕對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也曾引用過司馬遷的話，用以表明自己的史學思想。他這樣寫道：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103]
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謂“心知其意”的“意”，“知意之人”的“意”，同“作述之旨”的關係了。
討論至此，回過頭來再看範曄說的“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史學思想的內涵及其理論價值，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來談“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的問題。
範曄撰《後漢書》，計劃中應有十誌，後因獲罪而未果。李賢等注《後漢書》曾謂：
沈約《謝儼傳》：“範曄所撰十誌，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複得，一代以為恨。其誌今闕。”[104]
此事與範曄所說不符，劉昭注補誌序亦不曾提及。南宋洪邁在《容齋四筆》中已說明這一點，並進而指出沈約《宋書》並無《謝儼傳》這一事實，認為此事“殊不可曉”[105]。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古今正史》於此事亦有詳盡注文，結論是“異說備考”。這裏，有一點疑問可以作為參考，即李賢注文隻是說“沈約《謝儼傳》”雲雲，而洪邁《容齋四筆》則說是“沈約作《宋書·謝儼傳》”雲雲。今查《宋書》，確無《謝儼傳》。這裏至少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李賢等人對沈約《謝儼傳》確有所據，但並非收入《宋書》而已，故洪邁從《宋書》中尋找根據自無結果；二是洪邁疑問可以成立，則李賢等所據不確。看來至今也還隻能是“異說備考”。
從史學思想來看，範曄即使將十誌托給謝儼，最多也隻是限於史事部分，而“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則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這一點自無疑義。當然從廣泛的意義來看，卷內發論，以正得失，是多數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責任感。一般說來，這裏沒有本質的區別而隻存在高下之分。現在，我們已不可能得知範曄是怎樣將擬議中的十誌於卷內發論的，在典章製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麽，我們是否也可以從《後漢書》紀傳中，尤其是紀傳的史論中窺見其有關的見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準此，我們還是可以試圖從《後漢書》紀傳中來揭示所謂就卷內發論，以正得失的具體表現的。綜觀《後漢書》紀傳，涉及這方麵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主要歸結為教化與刑罰，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風俗，外戚與宦官對政治的侵蝕，黨錮的教訓等。這些方麵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較而總結出來的，有的則從東漢本朝的政治後果而揭示出來的。
關於教化與刑罰問題。這是一個新的朝代建立起來首先麵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於社會的安定有關鍵性的作用。範曄對此二者，不持絕對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認為二者都有必要，都會起到積極的社會作用。這從他對漢明帝和漢章帝的評價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稱讚明帝“善刑理”，故法製能夠做到“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106]，可謂不易。這裏或許有所誇大，但總不能沒有任何根據。東漢社會的穩定，與此有極大關係。但是，社會的相對穩定，僅僅依靠法製是不夠的，還應同時實行教化。範曄認為漢章帝在這方麵是做出了成績的。他在《章帝紀》後論中寫道：
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烏呼懋哉！
一方麵減輕負擔，一方麵實行教化，以“寬厚”來淡化“苛切”，使社會繼續保持安定的局麵。這同人們稱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反相成的。
關於妥善安置功臣。東漢“中興”，多有功臣；對功臣如何安置，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所謂“中興二十八將”的安置，是一個突出問題。範曄對於“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的評論，提出不同的認識。他認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圖遠籌，固將有以焉爾”，即是從政治上的長遠利益考慮的。他進而指出，西漢初年大封功臣為王，“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絏，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這種情況，延續到漢武帝時，還是“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這就不僅僅是“隙生”、“亂起”的問題，而且更有堵塞賢路、埋沒人才之弊。範曄見解的深刻，在這裏顯得十分突出。他說，正因為如此，“故光武鑒前車之違，存矯枉之誌”，才作出不同於西漢初年大封功臣的決策。這個決策的結果是：既穩定了社會，又沒有虧待功臣。最後，範曄作了理論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07]這是東漢政治上一條極其重要的曆史經驗，而範曄此論則是《後漢書》中的一篇宏論，世人稱為“中興二十八將論”。梁昭明太子編纂《文選》時，收入此論[108]。
關於興經學，重世風。範曄認為，東漢一朝在這兩個方麵是有成績的。範曄對於東漢經學之盛作了具體分析，雖利弊皆有而從政治上看則利大於弊。他指出：東漢經學的發達，以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經學之盛成為東漢社會中的一個突出特點。範曄認為，東漢經學之盛，盡管帶來不少弊端，如：“分爭王庭，樹朋私裏，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並不多，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群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對一代社會風氣有很大影響，以致東漢末年的“權強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無所顧忌。東漢自桓、靈以下，衰頹之勢不可逆轉，“而能多曆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109]東漢末年皇權的延續，是諸多因素所決定的，而“皇權”本身實質上已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但範曄所論及其所舉出的曆史事實，說明世風對於社會以至於政治所產生的影響，不是沒有道理的。範曄還列舉李固、周軍、左雄、黃瓊、桓焉、楊厚、崔瑗、馬融、吳祐、蘇章、欒巴、寵參、虞詡、王龔、張皓、張綱、杜喬、張衡等人，顯示各方麵的才能，致使“東京（按指東漢——引者）之士，於茲盛焉”。即使到漢桓帝時，依然是“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這裏範曄得到同樣的結論：東漢末年，“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110]！在範曄看來，東漢經學的盛行，雖然存在不少可議之處，但它對於社會倫理的規範在當時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乃至對於政權的穩固和延續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很重要的。
關於外戚幹政和宦官專權。範曄認為，外戚幹政和宦官專權，是東漢政治上的兩個嚴重教訓。他強調說他在《後漢書》中撰《皇後本紀》的目的，是為了要說明：“權歸女主”，“委事父兄”，“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111]。在皇後和外戚的紛紛得勢、覆滅的過程中，東漢皇朝也走向“淪亡”。這個教訓，可謂嚴重至極矣。舉例來說，如漢安帝時：“權歸鄧氏，至乃損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複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112]鄧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塗，最後還要嫁禍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責任”。而鄧氏一門，則公、侯、牧、守無數。史載：
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113]
顯然，即使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現象也是極不正常的，其有害於政治統治，是不言而喻的。
從這些曆史現象中，範曄進而揭示出其中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即外戚們不可逃脫的曆史悲劇命運。他這樣寫道：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114]
這段話概括了幹政的外戚們必遭禍敗之理：或承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或後來得寵者，而先代權臣必不相容；等等。這在當時的政治權力的分配、爭奪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難以克服的痼疾。從範曄的分析當中，不難看出，外戚極易走上幹政的路徑，而這樣的外戚則必定成為當時政治肌體上的一個毒瘤。範曄的認識可謂一針見血，給後人啟示良多。
東漢時期的宦官專權、跋扈，危害政治，也是十分突出的。範曄指出，鄧後以女主臨朝，放手任用宦官；而此時的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115]，是一個權勢顯赫的群體。他們所起的作用是：“阿旨曲求”，“直情忤意”，“漢之綱紀大亂矣”，他們的“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116]。由此，範曄總結了三代以來的曆史教訓，他寫道：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按指西漢——引者）自外戚失祚，東都（按指東漢——引者）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117]
這個概括，雖不盡全麵，但其所論卻是抓住了一個重要環節。作為一個史家來說，範曄的思考是深刻的。
關於黨錮的曆史教訓。所謂“黨錮”，是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專權所釀成的一出嚴重的曆史悲劇。對此，範曄在繼承司馬彪《續漢書·黨錮傳》及有關傳記的基礎上，頗用心力，為陳蕃等六人作專傳，記荀翌等三人行事而附於他人之傳，而對劉淑、李膺等二十一人則立為《後漢書·黨錮列傳》，並為此傳撰寫了約一千五百字的長篇序文，略述“黨錮”之始末原委。所有這些，都表明範曄對於“黨錮”這一曆史事件的十分重視。這篇序文，實為範曄《後漢書》史論中的傑作之一。範曄認為，所謂“黨錮”發生的深層原因是：“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於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更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但對於這種“婞直之風”，專權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範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在範曄看來，盡管“黨人之議”本始於士人之間的“互相譏揣”，但它被宦官集團所利用並製造了東漢曆史上一個政治大悲劇，是有其必然性的。漢桓帝時，宦官對士人羅織的“罪名”是“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李膺等“黨人”於是被“逮捕”、“收執”，而受牽連者“二百餘人”。其後，雖“赦歸田裏”，但卻“禁錮終身”。漢靈帝時，張儉等被誣告“圖為社稷”，靈帝詔令大捕“黨人”，致使各級官員“百餘人，皆死獄中”；受其牽連，“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黃巾起義，靈帝才被迫“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範曄對於“黨錮”一事的性質也有明確的評論，他寫道：“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認為“黨錮”給予人們最重要的啟示和教訓是“上好則下必甚”[118]。他的結論是中肯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範曄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麵的見解的深刻，這裏不妨就《後漢書·黨錮列傳》序所引發的有關評論，再贅述幾句。清人王鳴盛指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119]《後漢紀》關於“黨錮”之論，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於強調“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的“先王之教”，與範曄論旨迥然不同。在對這樣一個重大曆史事件的認識上，袁、範的異趣，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正確地認識曆史，正確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是多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