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史學在步入隋唐時期後，其顯著特點是於發展中出現了新的轉折，尤其在唐代，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和鮮明的創新特點。當然，轉折和創新是相互聯係的：轉折中包含創新，而創新本身往往就是轉折的標誌。
先說出現了哪些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私人撰史受到限製，皇家加強了對修史的控製，並建立了獨立的修史機構——史館。這個轉折過程，反映了最高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的曆史意識和史學意識在逐步增強。隋朝統治者關於禁止私人撰寫國史和品評人物的措施與唐初設史館於禁中有計劃地撰寫前朝史及本朝史的措施，表麵上看，其性質頗相類似，但在客觀上其結果卻有極大的差異，前者阻礙了史學的發展，後者卻促進了史學的發展，可謂形同而實異。這一轉折對後世的影響，是強化了官修史書在史學發展中的地位，而對其評價則應持辯證分析的態度。
第二個轉折，是史學在思想領域中逐步擺脫了經學的羈絆而卓然自立的地位不斷得以鞏固，並得到了社會的承認。這反映在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在文獻整理和目錄編定的活動中，史學有了獨立的位置，史書成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典籍之一。這一轉折的影響，中經宋元而迄於明清，長達一千一百餘年而未間斷。當然，中國古代史學在曆史觀點和價值評價方麵，仍然受到儒家學說的深刻影響，也就是說，在這方麵，史學並沒有完全脫離經學的籠罩。另一個方麵，在唐代的科舉考試中設立了“史學科”，史學成為取士的途徑之一。盡管由此入仕的人並不多，但史學的地位已具有明顯的獨立性。
第三個轉折，是出現了對史書編著和史家得失及諸多史學現象進行係統總結與評價的專書，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摸索、發展道路而趨於成熟，這標誌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一個更加自覺地進行理論思考的新階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其影響所及，覆蓋後世，直至當代。
第四個轉折，是出現了新的、完備的史書體裁——典製體，以及係統地闡述製度史的專書。以往的史書，主要是兩種體裁，即編年體和紀傳體，其中紀傳體又受到更多的重視。典製體史書的雛形，在古代禮書中已有所表現，而在紀傳體史書中則表現得更為突出，故典製體史書的出現並非偶然，它也有一個長期醞釀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典製體專書的問世，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史書的表現形式，擴大了曆史研究的內涵和曆史編纂的領域，而且還表明中國古代史家對於製度文明在人類文明進程中之重要地位的高度重視。其對後世之影響，經曆宋、元、明、清的發展而蔚為大觀。
第五個轉折，是通史撰述出現複興的趨勢。司馬遷著《史記》，開創了通史撰述的宏大格局，受到了東漢學人的高度評價。但《史記》的流傳卻不如《漢書》，而新撰寫的通史更是寥若晨星。這一則是由於撰述通史的困難甚多，加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文獻散落，致使史家對通史之作望而卻步；再者是朝代更迭頻繁，從史學與政治的關係看，皇朝史即朝代史自然受到更多重視。這種情況，到了隋唐統一局麵形成後即發生了變化。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天下一家”的曆史思想與政治思想，啟發和推動史家致力於通史撰述。尤其是中晚唐時期的史家，運用多種表現形式撰寫出不同內容、不同特色的一些通史著作，對後世通史撰述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國史學之“通史家風”的形成，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六個轉折，是曆史筆記開始發展起來，從而擴大了私人著史的範圍，豐富了反映更多社會生活、社會風貌的曆史內容。此類筆記，濫觴於魏晉南北朝，發展於隋唐，興盛於宋元明清，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廣泛，成為史學園地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
以上六個方麵的轉折，其中包含著三個方麵的重要創新：一是撰述內容的創新，如製度史、片段的社會生活史等；二是史書體裁的創新，如典製體、曆史筆記等；三是理論認識的創新，如史家主體之自覺意識的增強和史學批評之係統著作的問世。
如果把這六個轉折、三種創新同以往的史學聯係起來考察的話，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先秦史學猶如涓涓細流，在山穀間自信地穿行；秦漢時期的史學卻似陡然升起了兩座高峰，聳入雲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史學，恰如衝出兩座高峰之間的滔滔江水，形成一幅百川競流的恢宏圖畫，而後又匯成巨流，奔騰向前，後浪推前浪，湧起一簇又一簇新的浪峰。
[1] 劉昫等：《舊唐書》卷二十下《哀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11頁。
[2] 司馬光：《稽古錄》卷十三“臣光曰”，王亦令點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7年，第340頁。
[3]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6～467頁。
[4]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七《石季龍載記下》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98頁。
[5]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十三《苻堅載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888、2895頁。
[6] 以上均係隋文帝語，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017、4015、4027、4023頁。
[7]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四，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103、6104頁。
[8]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247頁。
[9] 鄭樵：《通誌》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39頁。
[10] 參見《中華文明史》第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88頁。
[11]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大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92、993頁。
[12]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正史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7頁。
[13]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雜史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2頁。
[14]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舊事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7頁。
[15]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職官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9頁。
[16]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雜傳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82頁。
[17]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誌二》簿錄類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92頁。
[18] 魏徵等：《隋書》卷二《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38頁。
[19]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前代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7頁。
[20]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96頁。
[21]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史館移置”條、“修前代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7、1285頁。
[22] 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誌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53頁。
[23]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5、1286頁。
[2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69～3170頁。
[25] 以上見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蒲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書版社，2009年，第268～270頁。
[26] 以上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七“五禮篇目”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83頁。
[27] 以上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七“五禮篇目”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84頁。
[28]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二》職官類，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77頁。
[29] 以上分見魏微等：《隋書》卷三十二《經籍誌二》古史、正史、雜史各篇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9、957、962頁。
[30]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館建置》，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8～293頁。
[31] 魏徵等：《隋書》卷二《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38頁。
[32] 據清人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統計：實存著錄八百零三部，附亡書六十四部，合計八百六十七部。其所著錄四部書存亡合計四千七百五十七種，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此數不包括道經、佛經之數。
[33] 《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載：開元九年（721年），元行衝上《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其所著錄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此數與《新唐書·藝文誌》序所說有出入。
[34]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頁。
[35] 參見葉德輝：《〈世說新語注〉引用書目》，見劉義慶：《世說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7～539頁。
[36] 李延壽：《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62頁。
[37] 參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9、5680頁。
[38] 李延壽：《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61、1462頁。
[39]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44頁。
[40]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李義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41頁。
[41]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2頁。
[42] 鄭樵：《通誌》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39頁。
[43]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7頁。
[44] 詳見拙作《唐代譜學和唐代社會》，載拙著《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45]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頁。
[46] 參見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9～30頁。
[47] 參見史念海、曹爾琴：《方誌芻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頁。
[48]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頁。
[49]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3頁。
[50]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
[51] 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6頁。
[52]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20頁。
[53]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3頁。
[54]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頁。
[55]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63頁。
[5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38頁。
[57]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64頁。
[58]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63、2764頁。
[59]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35頁。
[60] 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唐紀十八》高宗鹹亨四年，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61]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路隨傳》與《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04頁。
[62]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路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677、4678頁。
[63]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李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08頁。
[6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李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08頁。
[65]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66]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7頁。
[67] 吳兢：《貞觀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2頁。
[68] 吳兢：《貞觀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4頁。按《貞觀政要》記此事於貞觀十四年，《冊府元龜》作十六年，《資治通鑒》作十七年。
[69]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03頁。
[70]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杜正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42頁。
[71]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史官”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9頁。
[72]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史官”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8頁。
[73]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魏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69頁。
[74]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5頁。
[75]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76]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頁。
[77]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路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92頁。
[78] 劉勰：《文心雕龍》卷十六《史傳》，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72頁。
[79]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80]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193頁。
[81]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在外修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6頁。
[82]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頁。
[83]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