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等靜觀其變，秉持希望，全力準備。①
等待盟軍拯救的法國，如今基本完全陷入了德國的統治。未占領區及其僅存的一點安全消失殆盡。直到1943年夏季意大利投降，羅訥河(Rh?ne)以東的八個省才擺脫占領。②除此之外，法國再不存在領土上的分裂。但是，分裂存在於國人之中、在頑固或消極的合作者與積極或緘默的反抗者之間，前者依然忠於貝當—賴伐爾政權，數量漸增的後者則反抗懦弱的統治者。毫無疑問，第三帝國必將失敗，但問題在於如何取勝、何時取勝以及勝利的代價。③
此時的法國命懸一線。當盟軍發布宣言，緩慢積蓄進攻力量以解放西歐時，納粹德國則如一頭受到致命傷害的野獸，展開搏命行動：進攻抵抗運動，並大規模逮捕、驅逐猶太人。1942年11月，黨衛軍上級突擊隊領袖(Obersturmführer)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抵達裏昂領導蓋世太保。維希政府則與第三帝國合作，積極貫徹其強製勞動法案，即《強製勞動條例》(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1943年1月，維希政府組建法蘭西民兵(Milice),以打擊猶太人、共產主義分子、共294濟會員和其他軍事反革命行動的敵人。①
1942年年末的事件，促進了法國地下組織的團結。在此之前，南北方運動分別針對兩組敵人，保留了各自的戰略和領導層。此外，在德軍越過分界線之前，南部魚龍混雜，獨立領袖們統率著旗下迥異、自主的部隊。團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依靠在國內、國際建立聯係而逐步實現。讓·穆蘭(Jean Moulin)是最早的設計師，他甚至在盟軍登陸前便為以夏爾·戴高樂為首的國內團結奠定了堅實基礎。1942年年末，民意開始反對嚴苛依舊而如今脆弱的統治者和日益羸弱的維希政府。在北非小心翼翼平衡各敵對政治派別的盟軍，開始更多地關注和支持法國城市內的反抗組織。戴高樂逐漸成為自由法國公認的不屈代表，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團結行動之中。法國國內幾乎出現了一股不可壓抑的勢頭，推進成立國家反抗軍，融合南北，平衡中央和地方控製，協調軍事、政治、社會服務和勞動者的力量，並將內部領導層與組織同阿爾及爾和倫敦整合。1943年年初，在穆蘭的激勵下，南部三大主要非共產主義組織一起並入統一抵抗運動(Mouvements Unis de laRésistance),這也是此後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 laRésistance)的雛形。①
作為一名“老派的中世紀學者”,布洛赫認為，“救世主降臨前必有反基督者”②,他意識到了當前的危機和希望。56歲的他待業在家，另謀教職幾近無望，但他還不準備退休。他的積蓄已經耗去大半，更負擔著一個龐大、年輕的家庭，還有幾名投靠他的親屬。他的妻子疾病纏身，他本人也體質虛弱。布洛赫本可隱居鄉下，一邊照顧家人，繼續從事研究，一邊等待著救援。然而，這一消極的路線明顯危機四伏，存在著許多個人障礙，其中不隻包括布洛赫對自己“百無一用”的強烈感覺。當然，還有另一條出路——行動。③
1942年年末或1943年年初，布洛赫決定加入抵抗運動。在這之前的半年，逃過了《強製勞動條例》或德國人侵略的“第二代”年輕誌願者，在地下組織內平步青雲。此前的許多南方首領都去了巴黎、阿爾及爾和倫敦。一個嶄新的局部和地區性的領導層正在成形，它的主要任務是構建政治體製，為法國解放發展武裝力量。布洛赫決定把主要的精力貢獻在此。
愛國主義和榮譽感想必推動了布洛赫的決定。身為抵抗運動的一員，布洛赫得以在此存亡之際為法國效力，表現出對祖國的忠誠。當然，他也有個人的訴求，要維持五代以來的聯係，將他的猶太身份和法國連在一起。在抵抗運動中，布洛赫和大批同化的愛國猶太人一道重拾被剝奪的公民身份，可以驕傲地宣稱“吾為高盧人”("civis gallicussum”)①。布洛赫對行動的熱忱和個人的雄心，也影響了他的決定。被捕和死亡的危險顯而易見，布洛赫無疑做了一場豪賭。設若成功，布洛赫可能進入新生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如果失敗，他的家庭至少可以在殉道者的遺產中獲取安慰。
如今，布洛赫徹底邁進了他之前竭力避免的公共領域，但他並沒有特定的政治理念。與抵抗運動中的許多人一樣，他依舊鄙夷政黨、
派係和第三共和國名存實亡的議會製度。布洛赫作為一名個體和曆史學家，驅動他的是強烈的反法西斯情感，以及某種認為法國是人類自由之翹楚的信念。他在鄉下重讀了蒙田，後者在四百年前的黑暗時代中，便是人文主義和自由精神唯一的堅定代言人。①鑒於布洛赫的背景、智慧、活力、雄心和強烈的責任感，加入抵抗運動的決定同時出自理性的考量和深層的需要。雖然命運的穀底恰逢參與國家重建的時機，但這在任何層麵上都未能減損布洛赫選擇中的真誠度、洞察力甚至是必然性。類似的重要決定，即便很少被提及或解釋透徹，卻實實在在有著閃耀整個生命的力量。②
加入之前，布洛赫尚需處理現實中的一些細節。為避免兩個最大的兒子和一名侄兒遭遇《強製勞動條例》或其他更惡劣的危險，也為了能讓他們加入北非或倫敦的自由法國，12月底，布洛赫陪伴三人抵達蒙彼利埃，在一名抵抗運動聯絡人的護送下進入西班牙邊境。③他的長女如今在利摩日一個兒童之家工作。他的妻子和三名年幼的子女，與她的小妹和其三名幼子一起，住在富熱爾鄉下的家裏。布洛赫內弟阿諾爾德·漢夫(Arnold Hanff)是郵政部門的高級工程師，也是活躍的抵抗運動成員，他將成為布洛赫夫婦之間的主要聯絡人。
1943年初，想要躋身地下組織的領導層並不容易。南部抵抗組織由微小、緊密的網絡組成，其基礎是私人關係和心腹夥伴，時刻受到監控和背叛的威脅，因此並不準備暴露給外人，更何況此人還是一名上了年紀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布洛赫的主要聯絡人都在克萊蒙費朗，當地的抵抗和逮捕行動近期均有增加。在地區領袖亨利·安格朗博士(Dr.Henry Ingrand)的有力領導下，新成立的奧弗涅統一抵抗運動正在團結“戰鬥”(Combat)、“自由射手”(Franc-Tireur)和“解放”(Libération)三大團體，在鄉間組織遊擊行動，在城區發展學生一工人運動，並根除間諜。①在這一狂熱而危險的階段，一個外來的申請者需要強力的支持和特定的關係，才可獲準加入。
布洛赫經由斯特拉斯堡大學(克萊蒙費朗)的老友羅貝爾·威茲博士(Dr.Robert Waitz)(在當地的領導人之一)介紹，加入了人數最少的一支統一抵抗運動。②“自由射手”的前身是“法國解放”(France-Liberté),後者是1940年年末在裏昂自發成立的組織，經常發布駁斥維希政府宣傳的言論。“自由射手”組織成立於1941年年初，由前激進分子、左翼天主教徒和共產主義者聯合建立。其領導人是年輕的複員後備炮兵中尉讓-皮埃爾·列維(Jean-Pierre Lévy),此人原是阿爾薩斯難民商人，複員後來到裏昂，他遍遊南部各地，為組織爭取到流亡中產階級群體的聯係和支持。在“自由射手”的曆史上，它的核心就是自己的秘密報紙，“一份盡量按月發行的報紙，取決於大元帥政策的容忍度”(1942年11月後，還要加上“蓋世太保”)。《自由法國》利用忠誠的印刷人、發行者鏈條，由專業記者撰稿，以簡練、尖銳的文風著稱。其報頭寫著“自由——平等——博愛”。①
與“戰鬥”和“解放”類似，“自由射手”代表著一個相對廣泛的政治意見群體，雖然它基本被視作一個溫和、獨立的共和組織：民主、親299歐、反對種族主義、反布爾什維克。②1942年，“自由射手”向戴高樂靠攏，開始時小心翼翼，隨後便滿腔熱情，並且加入統一抵抗運動，成為各主要團體之間的協調者。1943年統一抵抗運動成立後，“自由射手”不無意外地刻意削弱其成員的特征。可是，“自由射手”之名不免令人想起1870—1871年熱忱的誌願軍，它也一直保留著鮮明的反維希立場，這也符合布洛赫的意願。
威茲將布洛赫引見給21歲的哲學係學生莫裏斯·佩西斯(Mau-rice Pessis),後者是運動的中堅分子之一，依附於裏昂的領導層。佩西斯用了整整十天，說服上級接受這個熱切而尊貴的候選人。這之後的1943年3月，更有可能是在1944年4月，佩西斯驕傲地向大家介紹了他“新招募的隊員”。《自由射手報》主編喬治·阿特曼(Georges Altman)在兩年後回憶道：
一名50歲的紳士，紐扣上別著一朵小玫瑰花結，灰白的頭發下是精致的麵龐，犀利的眼神透過鏡框，他一手拎包，一手拄杖；剛開始，來訪者略顯拘束，但不久他便展露笑容，伸出手掌，禮貌開口說：“沒錯，我就是莫裏斯的‘新隊員’。”①
裏昂是布洛赫的出生地。兩年前，他在裏昂的美國領事館經曆幾番麵簽申請無果，如今，這裏成為布洛赫的最後一處居所。盡管早期的領袖大批離去，然而這座古高盧首都——當時法國第三大城市，仍然保有“抵抗運動之都”的稱號。裏昂基本上位於巴黎和馬賽的中點，羅訥河與索恩河交匯處，法國主要鐵路和公路在此會合，因此，裏昂的地理位置優越，是一個地下活動相對安全的地區。在兩條大河岸邊的老屋和倉庫內，在富維耶(Fourvière)山的建築裏，在紅十字區(Croix Rousse)看似沒有盡頭的台階上，在各層級的入口和小巷(traboules)中，在那迷宮般的小道和工人階級居住的街區內，有足夠的機會去發散、搜集信息，尋求庇護和秘密調動。抵抗運動最重要的媒體和秘密部隊(Armée Secrète)指揮部仍設在裏昂。1942年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十萬裏昂人在下午六點半至晚八點之間在市中心聚集，宣示強烈的共和信念。②
1942年11月德國人重占裏昂後，城內的氣氛極度緊張。雖然居所、食物和基本物資極度短缺，裏昂仍舊維持了一個活躍的黑市，警察也隻是偶爾處罰。不時出台的懲罰性宵禁遏製不了裏昂人的抱怨。他們惱怒於維希或納粹拙劣的權力展示，也厭惡法國和德國警察對猶太人的定期突擊——要麽為了清點人數，要麽為了勞動營強征——更反感對抵抗運動成員的大規模周期性圍捕。很少有人再相信合作，但302大多數人都畏懼統治者的暴力和報複的實力。①
布洛赫的抵抗生涯一開始並不順利。他先被分配到阿特曼手下，在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前，他能做的不多，都是一些雜務，主要是傳信和送報。他既要打消新同誌的忽視和顧慮，也要克服自身的懷疑和沮喪。在裏昂的前幾周，他化名“洛林先生”(“Monsieur Rolin”),遊走在各大精致的公寓之間。這是在相對陌生環境中的守望和寂寞的新生活。雜亂、危險的通信路線，極少前往富熱爾的旅行，都令他與妻子、家庭的首次分離更加難耐。布洛赫本有一線希望赴利摩日高層任職，但最終也未能成行。①
但布洛赫並未消沉。他以“富熱爾”為筆名，完成了《曆史作品集》
第四、第五卷的審閱。複活節時，他終於第一次去費弗爾在勒索蓋的鄉間小屋拜訪。②布洛赫還通過秘密渠道和英國友人們保持聯係。③
另外，布洛赫如今專注於政治和經濟變化，二者在法國重生之時可能成為關鍵。④他尤其希望在法國教育界開展一場“革命”。作為國家教育部部長阿貝爾·波納爾的後繼者，雄心勃勃的他意圖廢除所有
特殊學校，結束以考試為綱和拉丁、希臘文化至上的情況，引入國際研究，鼓勵教學創新並重組研究。①
布洛赫的教改計劃載於抵抗運動新刊《政治手冊》(Les Cahiers Pol-itiques)第三期。②此刊原本由研究總委員會在裏昂創立和發行，受到穆蘭啟發，穆蘭則意圖為《審查常委會》(New Statesman)找到一個秘密夥伴，並對抗《兩個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政治手冊》麵向少數的法國知識分子，向其宣傳解放和戰後政權的“政治、經濟與304社會”方向。通過審查常委會的關係，布洛赫被任命為《政治手冊》主編，他為之貢獻了自己所有的出版經驗和強烈的“曆史學家”旨趣，來處理重組的諸多實際問題。③
晚春時節，裏昂刮來一陣舒心的“南風”,英美在突尼斯接連取勝，盟軍部隊持續逼近歐洲大陸。④但是占領者很快反擊，裏昂人心惶惶，抵抗運動的主要領袖屢遭逮捕。6月21日，穆蘭更是在卡魯爾(Calu-
ire)郊區被捕，慘遭殺害。這一悲劇雖然疑點重重，卻在全國和地區範圍內阻礙了抵抗運動的融合進程。①
按照合並的協商，由統一抵抗運動統籌全國範圍內的行動，但三大創始組織保留對各自媒體和宣傳的控製。在責任劃分上，“戰鬥”的領袖亨利·弗利雷(Henri Frenay)主管軍事，“解放”的領袖伊曼努爾·德阿斯迪爾·德拉維熱裏(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統籌政治，列維則負責情報、安全和物質補給。從金字塔頂向下至各大重要地區，則需投入時間、精力和策略，才能讓新生的統一抵抗運動逐漸戰勝各大創建組織的“封建”傾向和敵對情緒。②
在裏昂，統一抵抗運動的領袖或是離開，或是即將轉移，後進人員迅速被提拔到領導崗位。布洛赫的測試期在1943年7月突然結束，他接替皮埃爾·加孔(Pierre Gacon),成為“自由射手”在羅訥-阿爾卑斯地區的領袖，也是其在統一抵抗運動三人地區領事會的代表。③新任的羅訥-阿爾卑斯地區領事會包括“自由射手”的布洛赫(如今代號“納博訥”)、“戰鬥”的馬塞爾·佩克[Marcel Peck,代號“巴特斯蒂”("Bat-testi”)]、“解放”的A·馬拉雷[A.Malleret,代號“博杜安”(“Bau-doin”),此後為“布德爾"("Bourdelle”)]。在法國南部的領導問題上，“戰鬥”因其規模最大、組織最完備，在統一抵抗運動的六名地區領袖中占有五席。但是，在羅訥-阿爾卑斯地區，“解放”的代表卻在1943年3月被全國委員會提名為地區領事會領袖。這既體現了裏昂三大組織根基深厚、十分活躍的特征，也暴露出“戰鬥”候選人出現了政治和安全問題。“自由射手”似乎支持“解放”的候選人“博杜安”。即便“自由射手”的代表在嚴格意義上是一名聯合夥伴，但他常在領袖和其競爭對手之間充當觀察人、調解者，二者之間既有私人恩怨，也有對抵抗運動在東南部中心地帶之領導與組織的兩套完全不同的觀念。①
7月，布洛赫繼承前任的責任，成為地區社會服務的組織者和地區十大部門的監督員。他同時維持著統一抵抗運動與當地各區域組織的聯係，包括情報和假文書、秘密部隊和遊擊隊，還有鐵路和郵政服務。在裏昂與維勒班(Villeurbanne)郊區交界的辦公室裏，布洛赫和幾名特工解碼、編碼信息，再交予裏昂街頭的其他特工。他去辦公室時總是隨身攜帶一本書，裏麵的紙條記載著布洛赫的職責，為保護聯絡人，紙條都經過仔細偽裝。②
如今，布洛赫的主要抵抗生涯已經展開，這些任務符合其能力和秉性。他迅速脫穎而出，將秩序和紀律帶到這個此前混亂的組織。①他的責任瞬間成倍積累，他的聯係人也在增加，而他的自由度和權威性亦隨之提升。布洛赫被委以特殊任務，準備該地區的“登陸日”(Jour-J)——盟軍登陸日——屆時十大部門都將發動起義。他籌劃設立“自由委員會”("Liberation Committee"),統領裏昂和該地區，他也負責所有行動的細節，如人員、交通和聯絡，他還可能期待自己能出任委員會主席。②
作為秘密組織的領導，布洛赫過著雙重生活。出於抵抗運動的經驗，他以旅遊商人“布朗夏爾”(“M.Blanchard”)的身份在卡魯爾找到了一處安全的長期居所。布洛赫居住的橘園街(rue de l'Orangerie)靜謐如鄉村，遠離喧囂市區，不受猖獗的盜竊和惱人的宵禁影響。他的妻子可以來訪，他也可以在這裏用餐，過上一種更加“正常”的生活。西蒙經常從鄉下給他送去食物、衣服、書籍和補給，使他能夠堅持、過得舒適。“布朗夏爾”用壁爐燒毀了成堆的文件。鄰居完全沒有察覺到布洛赫的行動。③
布洛赫也有難以忍受的大段孤獨期。他獨自度過了57歲生日。他通過聯係人，迫切地關注被流放的兩個兒子的消息：從他們在西班牙監獄的漫長刑期到釋放，再到逃往北非的自由法國(Free French)。①他也一直擔憂長女愛麗絲的安危，彼時她是約八十四名4至12歲孩子的監護人，而他們在馬斯基裏爾(Le Masgelier)的兒童之家已經兩度“被訪”,一次是法國警方來搜尋武器，一次則是德國士兵來搜捕猶太人。②另一個兒子丹尼爾即將年滿18歲，受到強製勞動法的威脅，布洛赫非常擔心他的學習，要求他考入一所不錯的農業學校，位於阿爾代什的訥維克(Neuvic in Ardèche)。③幼子讓-保羅於1943年秋季成為古爾赫(Guéret)高中的走讀生，但讓-保羅身體欠佳，無法讓布洛赫放心。④他思念著孩子和妻子。在與他們分離的這段漫長時期，他發覺
人生“沉重”,苦悶於自己“拋棄了他們”。⑤
裏昂有兩種抵抗分子：一種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參與地下活動；另一種則是全職的秘密隊員。前者大都是裏昂本地人，後者則是法國和國外難民，與當地人聯係甚少。布洛赫即屬於後者，他有一“幫”姻親。好客、善良的魏爾(Weill)一家，他為他們著想、提供建議。他也和在戰鬥中十分活躍的兩名侄兒與一名侄女保持聯係。他在抵抗運動同僚中建立了一個親密的友誼圈子，包括阿特曼和埃利·佩呂(EliePéju),還有經常和他一起用餐的年輕人佩西斯。
布洛赫展現出令人驚異的適應能力，如今的他有了一群年輕、熱忱的戰鬥員與之共事。為了安全起見，所有的抵抗分子都隱藏了自己的身份，但布洛赫卻很容易辨識。一名年輕的前通信員形容布洛赫是一名“小個子的年長紳士，笑容可掬、和藹可親”,在裏昂眾多橋梁中的一座，她假裝和布洛赫偶遇，以傳遞信息。①在辦公室裏，布洛赫對所有任務一視同仁，很快大家便發現他是運動中最實際、銳利和善辯的長者。多數的年輕同誌都和這位優雅的巴黎紳士保持著忠誠、信任、敬重的關係，但他避免泛用親密的稱呼“你”。在一個需要膽量與計劃、個人主義與集體合作、緘默與交流技巧，還有最重要的對某一事業獻身精神的時代，布洛赫是一名模範領袖。他熱愛練兵，是一名負責的軍官。雖有眾多缺憾，布洛赫大都保持了輕鬆愉悅的姿態，似乎還悠然自得於個人自由和地下活動者的生理與物質匱乏。②
新生活令布洛赫再度四處奔走。作為地區領袖，他要巡查全區，這也讓他得以短暫地探訪家人。③不久，他亦要每月前往巴黎，和審查常委會的全國領導們會麵，討論解放後的行政事宜，以及《政治手冊》的轉移工作。①三年後他重回首都，巴黎正值美麗的夏季，比裏昂具有更為怡人的氣息，塞納河的瑰麗燈光讓布洛赫流連。盡管這裏有德國鬼子，議會大廈上依然高揚著萬字旗，街道上禁行汽車和公交，地鐵擁擠不堪，不時傳來惱人警報，但是布洛赫寧願留在這裏。②接下來的五個月裏，他六次前往巴黎，最後一次更是攜妻同行。他在上好的餐廳用餐，光顧電影院，遙望此前的住所——如今那裏住著德國軍官，陽台上還裝有防空照明燈。布洛赫也走訪親戚，每次都拜訪費弗爾，後者認為其一如往昔：“思維清晰、樂觀積極、精力旺盛”③。這些旅途時常是最後一刻才定下，也是危機重重、令人不適，但它們卻為這個裏昂抵抗運動的領袖帶去了難得的人際交流、影響、信息和決心。
布洛赫發表作品眾多。他顯然在為《自由射手報》撰文。他也和阿特曼一起創辦、編輯新刊《自由評論》(La Revue Libre),成功發行了兩期。《自由評論》的學術式結構由文章、檔案、見證、評論和其他抵抗運動刊物的通告組成，其文風簡練，一針見血，也向“法國社會的革命性轉型”致辭，故明顯帶有布洛赫的印記。①此外，布洛赫還匿名為《政治手冊》撰稿，評論1940年潰敗的原因②、納粹主義的宣傳基礎③、法國學界的種族主義和精英主義④、戰後世界經貿合作的前景⑤,還有解放後進行徹底、全麵淨化之必要，他更堅持“審判的真正時機……尚在明日”⑥。布洛赫的這番傾斜甚至比其學術文章更為激烈，反映出一個比此前更加激進的政治傾向。他還可能寫作、集成或編輯了統一抵311 抗運動的匿名傳單，多次號召各自由委員會的人民進行動員，強調起義必須成為一起當地深得人心的起義。①
1943年9月布洛赫收獲了兩次喜悅和希望，先是盟軍在意大利南部兩棲登陸的消息，之後是蘇聯收複斯摩棱斯克(Smolensk)。②但隨著秋日益深，白日漸短、漸灰、漸潮，冷風日起，寒意和孤寂給布洛赫的精神帶來了負擔，他也如被占領的法國一般，受困於普遍蔓延的疲乏感，其中更夾雜著苦澀和急躁。自由何時來到?③
冬日帶來更多的等候與絕望，更伴有日益增加的危險。1943年12月，預計到盟軍登陸和國內起義，狂熱分子約瑟夫·達爾南(JosephDarnand)被任命為法蘭西民兵頭目。他上任後立即與德國人全麵合作，向抵抗運動發起大範圍的野蠻行動。④伴隨著這一波恐怖逐漸接近裏昂，布洛赫謹慎地策劃出逃。他堅韌而勇敢，靜候自己的命運。他已做好必要的財務安排，也知會妻子打理他希望發表的學術作品。參加抵抗運動將近一年後，布洛赫即將迎來最大的危機，他知道太多人、冒過太多險、太不注意自身安危。他察覺到各種信號，知道自己行將被捕。①
被捕前晚，布洛赫掛念的全是他人：他勇敢堅忍的導師費迪南·洛特②,他之前的學生們③,尤其是他的家人。他試著安慰女兒，給予她未來的希望——後者的工作隨兒童之家的關閉而結束。④對遠方的兒子們，他說自己對必需的生活方式還不習慣，雖然勞頓卻仍然感到滿足。⑤雖然極不情願，他仍勉強同意丹尼爾加入遊擊隊的決定，並立刻展開工作，幫助兒子。被捕當天早上，布洛赫請求妻子原諒他的“遠行”⑥。
布洛赫被嚴重暴露。近兩個月來，他一直是羅訥—阿爾卑斯地區人員的實際領袖，鑒於馬拉雷(“博杜安”)在1月初匆匆趕赴巴黎，而他的繼任者阿爾班·維斯特爾[Alban Vistel,代號“弗朗索瓦”(“Francois”)]又罹患肺炎，現在的布洛赫是兩名新任的地區領袖——來自“戰鬥”的維斯特爾和R.布朗克[R.Blanc,代號“德拉克”(“Drac”)]的上級領導。布洛赫的副手讓·布洛赫-米歇爾[Jean Bloch-Michel,代號"隆巴爾”(“Lombard”),他代替了11月被捕的佩克]是布洛赫哥哥的長子，布洛赫之前曾幫助撫養他。1944年2月，布洛赫在裏昂中部的喀特夏普(Quatre Chapeaux)街一號(科爾得利大廈，the Cordeliers Build-
ing)的一家縫紉工廠的六層建立了新的支部。經由當地一所大學的關係，他以M.布朗夏爾的身份將該辦公室轉租，用作科學研究，裏麵散落著一些德國書籍和學術文章。布洛赫化名“納博訥”,與秘書和兩名助手一起勉力保全並維持著統一抵抗運動組織。1944年3月8日下午3點，原定舉行地區人員全體大會，討論多項事宜，其中包括解決繼任者難題。①
大規模逮捕的序幕在3月7日拉開。當天12點15分，“弗朗索瓦”原定與“德拉克”會麵，準備8日的全體大會。四十五分鍾後，維斯特爾在“戰鬥”的夥伴仍未現身，他便感覺不妙。實際上，當他抵達會麵地點時，蓋世太保已經逮捕了五名重要人員：“傑奎琳”(“Jacqueline”,當地“工人行動”領袖)、“維林”(“Velin”,宣傳和發行事務)、“伯納德”(“Bertrand”,地區聯絡人)、“隆巴爾”和“德拉克”。②
此前一小時，布洛赫和“沙爾東”(“Chardon”)碰麵，後者剛從上薩瓦省(Haute-Savoie)抵達，是戰鬥的一名成員，他告訴布洛赫，蓋世太保突查了“德拉克”的辦公室。③布洛赫的侄兒“隆巴爾”未能在午餐時出現，“德拉克”則錯過了與布洛赫在沃土廣場(Place des Terraux)的會麵。布洛赫搜尋二人無果，之後便從“沙爾東”處得知二人被捕的消息，“沙爾東”更提出在下午五點到五點半之間將“德拉克”的檔案移交布洛赫。此後，布洛赫與“沙爾東”和忠心的“莫裏斯”一同用餐，再去卡魯爾的鄰居家參加一場小聚會。①
次日清晨大約八點半，一輛蓋世太保的汽車抵達布洛赫所在的街區，車裏人向各店主問詢一位名叫布朗夏爾的老居民。一個麵包店老315板指了指某個方向，而此時，拎著小皮包的布洛赫正從那裏走來。大約九時，布洛赫在環形橋(Pont de la Boucle)上被捕。②
因“納博訥”未能出席午間會麵，他的副手勒內·塞魯[René Sey-roux,代號“沙左”(“Chazaud”)]拉響了警報。“納博訥”和“德拉克”均未出席當日下午的地區會議，“弗朗索瓦”深感不祥，迅速撤離。“沙爾東”擔心布洛赫保管的重要文件。下午五點，布洛赫的秘書“娜塔莉”[“Nathalie”,即尼娜·莫格樂夫(Nina Morgueleff)]抵達科德利埃(Cordeliers),乘私人電梯到達六層，告知“沙爾東”和首席裁縫雅科托女士(Mme.Jacotot)布洛赫被捕的消息。“沙爾東”建議她把與政治、財務和盟軍登陸日(Jour-J)等相關的重要文件藏好。雅科托同意與將她引見給布洛赫的弗洛倫斯教授(Professor Florence)一道將部分檔案用小提箱保管。①
第二天，即3月9日早上，蓋世太保突擊檢查布洛赫的辦公室，宣布查獲一個接收裝置和一係列不法文件，“證明羈押者乃抵抗運動之一員”。德國人也搜查了布洛赫的住處。“娜塔莉”提前收到消息，在德國人到達她住處之前成功逃離。同一天，科德利埃店主布倫女士(Mme.Brun)被捕；當天下午，雅科托和弗洛倫斯在一家咖啡廳被捕。搜查辦公室和居所的行動持續了一周。總共有約63人被捕，包括統一抵抗運動的主要負責人，及其附屬的行政、工程、鐵路、郵政、勞工、情報和軍事人員。②
3月15日，信息部長菲利普·昂裏奧在維希宣布，逮捕大批人員，收繳大量資金、文件和武器，並宣稱“抵抗運動之都裏昂已經覆滅”③。通敵的媒體“額手稱慶”,宣揚“警察和法蘭西民兵”剿滅了裏昂的“毒蛇窩點”,稱這是一群意圖發動內戰的恐怖分子，月開支1.73億法郎，攻擊法國人民超過3000次(而僅有80次攻擊針對占領者),他們披著戴高樂支持者的外衣，實際上是莫斯科的走狗。④
媒體主要關注的是被捕領袖的身份，稱“恐怖分子總司令”是一個“化名法國南部城市的猶太人”。①《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盛讚賴伐爾打擊法國恐怖勢力的積極行動，強調布洛赫作為“暗殺隊伍的領導”,受倫敦和莫斯科的慷慨資助，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訴求即猶太群體旨在覆滅歐洲其他各國，提供了充分的論證。②
三月圍剿的規模大、花費高，但其並未如維希宣傳者所鼓吹的一般“殲滅”了抵抗運動。維斯特爾接過大旗，迅速向同誌們保證：“抵抗運動仍在繼續……”3月11日，他公開表態，駁斥昂裏奧的誇耀和其針對地下組織的“謊言”。3月17日到22日之間，十萬份維斯特爾的發言副本被廣泛傳播，這位新任地區領袖迅速行動，複興、重整抵抗運動的力量。③
對於德國人而言，這些逮捕行動喜憂參半。昂裏奧的講話凸顯了317維希政府和占領者站在堅決鎮壓抵抗運動的同一陣線，但他在講話中誇下的海口未經黨衛隊高層的審批，故而誇大了達爾南和賴伐爾的作用。④這些掃**確實卓有成效，截獲了當地大量的政治、行政、經濟、媒體、勞工和反間諜材料。另一方麵，黨衛隊和軍方情報機構已經取得了盟軍登陸日的全國綱領，如今他們掌握了更多的地方細節。因此，當局傾向於將裏昂行動視作一係列地區打擊的一環。事實上，這激化了當地人民和法國地方官員的矛盾，且並未在登陸日前夕降低裏昂和周邊地區的“恐怖”級別。①
維斯特爾即刻便針對布洛赫被捕發起了問詢，並銷毀了地區名冊。由於損失嚴重，大量人員失蹤，虛假消息層出不窮，調查遭遇阻礙，但也因為意料之外的釋放以及關鍵證人的突然出現和作證，調查得以繼續。②最初的嫌犯是局外人“沙爾東”,其所屬的組織“戰鬥”所受打擊最為嚴重。他與“納博訥”聯係密切，後者被捕不久，他即消失不見。但“沙爾東”的解釋並無漏洞。故事確實更為複雜。③
顯然，布洛赫被捕是統一抵抗運動遭到一係列抓捕、泄密甚至可能是叛變的結果，它們始於3月初的巴黎，並迅速蔓延到裏昂。①維斯特爾的調查指向了“沙圖”(“Chatoux”)。沙圖負責發行《戰鬥》報刊，認識所有領袖，3月6日被捕後，他似有泄密。第二天，據稱他曾被目擊在蓋世太保車內指認會麵地點。“隆巴爾”則指控3月7日被捕的“德拉克”不堪刑訊，吐露信息。“隆巴爾”此後承認在嚴刑之下說出了叔叔的地址。②另一名嫌疑人是雅科托女士，她於3月11日獲釋，此後被目睹乘坐蓋世太保的車輛，據稱她熟知拘押在六層的顯赫長者，還以此誇耀。③一旦蓋世太保得以拚湊幾個禁不起推敲的細節，以審慎和不計個人安危而著稱的布洛赫便很容易落網了。
被捕後，布洛赫被帶到蓋世太保位於貝特洛(Berthelot)大街內軍醫學院(Ecole de Santé Militaire)的總部，這座以克勞斯·巴比為首的機構以其眾多冷酷的刑訊方法——燒灼、冷水浴、棒擊——和地下室處決而著稱。①第二天，曆經審問和刑訊的布洛赫被轉移至蒙呂克(Montluc)監獄，侄兒“隆巴爾”看到他處於“極其不好的健康狀態”。在第二次審問和刑訊之後，布洛赫飽受雙側支氣管肺炎和嚴重挫傷的折磨，在醫務室待了四周。②
布洛赫隻是告知了德國人自己的真名，這也許是期望外界幹預，也許是出於自尊或爭取更好對待的願望。離開醫務室後，3月22日和25日，布洛赫兩度受審，但他仍拒絕泄露信息。蓋世太保似乎對大部分羈押者都失去了興趣，釋放了一部分人，但對於如布洛赫一般涉嫌同審查常委會和其他政府官員有來往的顯要，卻尤其關注。蒙呂克副典獄長數次審問布洛赫，但他明顯未能如意。③
漫長的痛苦之中，布洛赫保持冷靜，堅忍如故。在距離裏昂中心不到兩千米的地方，他被羈押在一座擁擠不堪、難以逾越的19世紀軍事要塞之內，此處因劣質食品和肮髒環境而聞名。為了“打發時間”,盟軍的進攻日益臨近，準備撤退的德國人開始處理大量囚犯，其中一些被轉移到第三帝國的集中營。但自4月開始，尤其是進入6月初以後，為避免抵抗力量的覺察和報複，大批囚犯在夜間被轉移至裏昂周圍的各大獨立地點，執行槍決。②
從新近的收押者處，蒙呂克的人們幾乎立刻便知道了盟軍6月6日登陸諾曼底的消息。這一久候的喜訊通過敲擊牆壁，以密語的形式如海潮般在各牢房傳播。幾天後，6月中旬，布洛赫被轉移到另一間囚室。③
6月16日晚約8時許，羈押在蒙呂克不同牢房的28人集合在一起，兩兩銬牢，登上一輛敞篷卡車(小卡車)。德國軍官和士兵裝備湯姆遜衝鋒槍，乘坐汽車在前後護衛，將他們運到白萊果廣場(PlaceBellecour),這裏在5月轟炸後成為蓋世太保的新總部。他們在車內等了大約20分鍾，期間一名爛醉的德國軍官辱罵他們，還吹噓倫敦即將被V-1火箭摧毀。①
確定方向後，一行人沿著索恩河向北前進，途經卡魯爾、索恩河畔訥維爾(Neuville-sur-Sa?ne)和特雷烏(Trévoux)。卡車在經過特雷烏後又向北行駛了幾千米，最終抵達聖迪埃爾德福爾曼村外一處叫拉魯西永(La Roussille)的地方，停在一個周圍長滿高灌木的牧場旁。其餘兩輛車一前一後，停在50米以外，和卡車成一直線。此時已將近9點。德國人下令讓四名囚犯下車。鬆開手銬後，他們被指引由一個狹窄的入口進入牧場，幾秒後，便傳來重機槍的聲音。之後又有四人被帶走，其中一人做著無謂的努力，逃脫未果。就這樣，四人一組，他們被依次帶進牧場，由四名身著統一製服的士兵在近距離射殺，直到二十八人全部倒下。過程中沒有出現求饒的聲音，有人高喊著“法國萬歲”“永別了，我的妻”之類的話語。①
行刑持續了10到20分鍾。行刑後，德國人巡視屍體，在頭部和後頸處補上最後一擊。毀滅了一切身份信息後，德國人登上卡車和兩輛汽車，迅速離去。屠殺現場慘不忍睹、混亂不堪——屍體有的仰臥，有的俯臥，有的側臥，還有的扭作一團。其中一位盲人握著手杖，一位受害者右臂裝著義肢，還有一具屍體佩戴著榮譽軍團(Legion ofHonour)勳章。讓·克雷斯波(Jean Crespo)和夏爾·佩蘭(CharlesPerrin)兩人奇跡生還，得以重述此事。②
次日上午，當地學校校長、聖迪埃爾市長助理馬塞爾·普瓦黑(Marcel Pouvaret)發現了屍體。市長調來特雷烏的憲兵隊(gendarmerie)。因為無法辨識屍體，警察從裏昂召來權威法醫，拍攝照片，提取指紋，搜集二十六具屍體上的零散證據。之後，屍體被收殮，葬於聖迪埃爾。③
布洛赫在1944年3月的失蹤自然敲響了警鍾。他最親密的同僚“莫裏斯”堅信布洛赫的力量和沉穩，並未出逃，而是在得知布洛赫的痛苦後，試圖解放他卻未果。①布洛赫的妻女在為兩名幼子找到庇護所後，去裏昂尋找他的下落。西蒙此時罹患胃癌，雖未確診，但在布洛赫去世後不到一個月，西蒙也黯然離世，沒能去辨別布洛赫的照片。西蒙的弟弟阿諾爾德·漢夫幾乎於同一時間在利摩日被捕，1944年3月26日，他在布朗多姆(Brant?me)挖好自己的墳墓後，死於大規模槍決。其妻珍妮(Jeanne)被轉移到奧斯維辛(Auschwitz),在那裏去世。②布洛赫在富熱爾的住所於1944年5月被廢棄後，曾受到占領和掠奪，罪魁禍首據稱是激進的共產主義分子。裏麵的家具都保存完好，但許多珍貴的私人物品卻再無蹤影。③
費弗爾從一名認識兩人的同僚處得知布洛赫被捕，他謹慎地在巴黎傳播該消息。④他起初希望布洛赫能被遣送至德國。但經由另一名可靠的聯係人，費弗爾成為最先得知聖迪迪爾槍決的幾人之一。1944年9月3日，美國、自由法國和抵抗運動的部隊終於解放了裏昂。此後不久，費弗爾心情沉痛，獨自前往裏昂，搜尋失蹤老友的消息。①兩個月後的1944年11月上旬，布洛赫之死獲得官方認定，女兒愛麗絲和西蒙的妹妹埃萊娜·魏爾(Hélène Weill)終於確認了他的私人物品：眼鏡，夾克和領帶的碎片，常佩戴的三個裝飾物，還有指紋這 324一堅實的證據。②此刻幾乎完全從德國占領下解放的法國，傳出了一位偉大的曆史學家、教師、士兵和愛國誌士慘遭殺害的消息。對於布洛赫的孩子們來說，這是一個更為慘痛的損失，而他尚有三子仍在軍中。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