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對曆史缺乏興趣，這一特性使人對印度曆史的任何研究都複雜化了。他們認為宇宙虛幻、萬事輪回的世界觀對時間和空間的細節不感興趣，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婆羅門怡然自得地壟斷著教育，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學和宗教上，而不是集中在過眼煙雲似的皮相景觀上。而且，由於他們總是宣稱找到了確認當前習俗的古代依據，所以他們對追溯文化發展就不大感興趣。結果，構擬印度文化史的時候，學者們就不得不倚重傳奇和宗教文獻中偶然發現的背景材料，以及考古遺址和外國遊人的記述。

連印度政治史裏的許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穆斯林第一次入侵以後，印度政治史才開始達到了西方人治史的精確標準。對於不是專攻政治史的印度人來說，過去2500年裏許多的朝代和國王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毫無意義的，朝代的更迭和國王的浮沉無關緊要。故此，人們提及的政治事件，僅僅是那些似乎具有永恒文化意義的事件。

根據能夠掌握的關於最早的曆史時期的原始材料，可以把印度分為三個地區。在公元前6世紀，印度西北部與西方文化發生了接觸。那時，大流士一世[3]把旁遮普和信德並入了阿契美尼德族建立的波斯帝國。隨即而至的是亞曆山大大帝對印度的征服，不過這次征服隻不過是一次突襲而已。接著，從西北部的山區和大草原湧進印度的入侵者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的王朝。所有這些王朝都接受了更為明顯的希臘化文化成分。歐洲人對印度西北部的描述起始於希臘人斯庫臘克斯（Skylax），他受大流士一世的派遣去考察印度河流域，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年。

關於印度東北部的情況，我們沒有任何外國人留下的早期原始材料，本地的曆史材料也幾乎沒有。然而，早期的佛經中大量提及本區早至公元前5世紀的情況。在印度南部，最早的曆史記載稍晚一點才開始出現，最早的著述僅在公元前略早一點的時候才出現。該地與其他古老文明有頻繁的接觸。公元1世紀以降的希臘古籍中記載著許多有關該區的情況。

在它們各自的曆史黎明時期，印度的三個大區已有許多共同之處，亦有許多的地區差別。印度北部和南部有鮮明的言語分界。北方操印歐語的民族繼承更多的雅利安傳統。南方操德拉維語的民族保存了許多肯定是非雅利安人的習俗。

到5世紀時，印度北部形成了許多保存至今的文化特征。從那時起直至今日的革命性變化時期，一般村民的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當今這場革命是由於收音機的來臨和方便的交通而引起的。倘若現代遊客回到那個時代，遼闊的森林和普遍使用木材的建築將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連孔雀王朝[4]首府的華氏城[5]之類的大城也完全是木結構的建築（王宮和寺廟亦是如此），城區由木柵保衛，外麵再繞以護城河。可是今天，在同樣的地區之內，農民卻難以找到足夠的木材作椽子，他們做飯的燃料隻得用幹牛糞餅。在該區的東部，人們衣著極少的現象也會給現代遊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男人普通的服裝僅限於胯間圍一圈很窄的棉布條。婦女隻穿一條短裙。富人補償衣服花銷不多的特點，靠的是華貴的衣料和大量的首飾。首飾之多一定令婦女覺得是十足的包袱。

給現代遊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濟地位上的差異，在曆史時代早期似乎就已經存在。彼時，村民的經濟境況似乎勝過今天，但他們直接繳納的賦稅高達收成的六分之一。此外，他們受到的盤剝中，還有國家對鹽實行的專賣政策、銷售稅和其他各種苛捐雜稅。然而，即使在那個時代，收入差別似乎更多地反映在炫耀誇飾上，而不是反映在生活水平上。阿育王[6]宮殿的石柱上包著黃金，然而他睡的是草席，吃的是粗茶淡飯，即使佐料下得較重，他吃的也是一般農家的飯食。阿育王年老退位，遁入山林之時，他並不需要放棄多少人間煙火中的享樂習慣。

那時的印度北部，四大種姓業已存在，它們是：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但是，沒有跡象說明，當今種姓中典型的小類劃分已經存在；也沒有跡象說明，當今種姓關係中那些繁複的禮節當時就已經存在。那時，印度東北部婆羅門和刹帝利兩個種姓之間的爭權鬥爭尚無結果。婆羅門尚不甘心接受國王謀士的角色，尚未認識到不承擔責任的權力是有許多好處的。刹帝利也尚未放棄壟斷知識和直接與超自然力神交往的資格。有趣的是，刹帝利的活動比婆羅門的活動更符合早期雅利安入侵者的活動。

到了曆史時期的初期，印度北部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習俗呈現出許多特征。其中突出的，是輪回投胎的信仰和因果報應的觀念。雖然希臘人畢達哥拉斯[7]傳授過投胎的觀念，而且凱爾特人的神話也提及投胎的傳說，但是這一信仰似乎並不見之於早期的《吠陀》經書中，也未構成印歐語的民族普遍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我們知道，輪回轉世的信仰在世界許多地方獨立地湧現出來，它的印度形式是前雅利安時代的哲學家提出的。麵對人們堅決否定自己死亡所引起的問題，這些哲學家們試圖尋找一個合乎邏輯的解答。

無論其淵源何在，靈魂的命運之印度描述，在邏輯條理和精神滿足上，遠遠超過任何其他文化傳統中形成的說法。盡管印度各宗派的教義在靈魂的起點和歸宿之上眾說紛紜，然而它們在靈魂旅程的中間階段的教義是基本一致的。這一段旅程與個體的前世和來世直接相關。靈魂形成之初，它是精神力量的無形無體、雜亂無章的聚合，它注入了一種低級生命體。一個宿主的肉體死亡後，靈魂傳入另一位宿主的肉體，把上一次肉體化中累聚的經驗帶入下一次投胎的肉體身上。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投胎，不斷積累的經驗塑造並強化了靈魂。除了經驗之外，每一個靈魂還積累了一本可以叫作精神收支的流水賬本，也就是投胎以後的善惡言行所產生的結果。上述諸點構成了個人的因緣，因果報應決定個人下次投胎時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將遭遇的禍福。

靈修（spiritual advancement）的最佳捷徑是當苦行僧。印度人苦行的主要目的，是與法力無邊的神靈的交感認同，體驗心靈領悟宇宙後的極樂境地。苦行僧一步一步地達到修行的目標。第一步是斷絕一切世俗的關係，退隱山林去打坐冥想，去練習各種控製身體的辦法。第二步是完全支配精神活動，個人能抑製思維過程，讓靈魂脫殼去進行更深層的體驗時，就進入了這一境界。無論持懷疑態度的西方人對上述觀念的反應是什麽，他們都必須承認印度人的苦行作為社會機製的價值。苦行生活對三種上層種姓的成員是開放的，其功能與歐洲中世紀的牧師地位一樣。它對神秘主義者有吸引力，對那些不能麵對世俗生活壓力的人同樣有吸引力。不僅追求靈修的人，而且厭煩自己角色的王子，覺得妻子令人難以容忍的丈夫，甚至受債主逼債的商人，都可以加入虔誠的苦行僧的行列。

從曆史時期之初起，婆羅門與苦行僧之間就有明顯的區別。婆羅門可以成為苦行僧，但是大多數的婆羅門並未成為苦行僧。婆羅門精於和超自然力交感，是專職的祭司，他們熟悉印度教規定的冗長而繁難的儀式。除了宗教職責之外，他們就過著一般人的生活，隻不過還要受到婆羅門種姓規定加之於他們的種種限製。許多婆羅門都熱衷於聚斂財富，謀求對社會的控製。顯然，在曆史時代初期，他們不斷在印度北方加強自己的勢力，謀求使土著人皈依印度教。

婆羅門越來越自命不凡，隻有他們才能完成的宗教儀式越來越繁複昂貴。到公元前6世紀時，這一趨勢受到了一場宗教革新的挑戰。發動這場革新的兩位領袖是喬答摩[8]佛陀和筏馱摩那大雄[9]，筏馱摩那是耆那教[10]的創始人。二人均生為刹帝利種姓的成員，並且都成為苦行僧，都毫無疑問地接受了輪回投胎和因果報應的教義。然而，兩人的教義與婆羅門教的繁難祭禮卻絕然相對。耆那教作為一個小的宗派保存至今，其特點是高度發育的儀式和極端厭惡傷害任何生物。耆那教僧人在舉行儀式時用掃帚掃去路上的蟲子，然後才舉步投足。他們不願在暗處喝水，以免誤吞並毀傷了水中小小的生命體。耆那教最重要的教義是堅持“不害”[11]，即始終堅持不抵抗。已故的聖雄甘地，雖然本人並非耆那教徒，可是他受到耆那教教義的強烈影響。雖然耆那教的傳教士在印度南部使許多人皈依自己的教派，可是它從未傳至印度半島之外。相反，佛陀的教義已經成為兩千年來世界事務中的一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