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犯管理所的時候，有個前偽滿軍的旅長給我說過一件事。太平洋戰爭發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關東軍的指揮下，率偽滿軍前去襲擊“抗聯”部隊。他的隊伍在森林裏撲了一個空，隻捉到了一個藏在地下小屋的生病的抗聯戰士。這個人衣服破爛，頭發胡子挺長，提到他跟前審問的時候，就像關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這俘虜的這種外貌，不禁嘲弄地說：
“看你們苦成這副模樣，還有什麽幹頭！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軍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領啦……”
“俘虜”突然笑起來。這位“滿洲國”少將拍著桌子製止道：“笑什麽？你知道你這是受審判嗎？”那戰士對他的威風的回答，叫他大吃一驚。
“誰審判誰？你們的末日不遠了，要不了多長時候，你們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審判！”
這類情形，別的偽滿軍官也有遇到過的。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敗象還沒有暴露以前，正是張牙舞爪、氣焰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們都無法明白，武器簡陋的抗聯士兵，何以那麽充滿了信心，在死刑判決麵前，竟然宣布審判者末日將至。我當時還不知道這類故事，但是我知道這樣一件事：偽滿的小學生在唱“國歌”時，竟普遍地敢於對“滿洲國”進行嘲笑，把“天地間，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詞（這是鄭孝胥的作品）唱成了“天地間，有了大饅頭，大饅頭，誰拿去喂了狗……”我從“福貴人”口中聽到過不少這類故事。我隻知道東北人民仇恨日寇漢奸，但不能理解他們何以有這麽大的膽量，何以那麽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強大的統治者會必敗無疑。確實，很久以來我就把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看得強大無比，不可動搖。在我心裏，勉強能放在日本統治者對比地位的隻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至於“老百姓”，是沒有地位的，或者說，是更軟弱無力、無關輕重的。
究竟是誰強大無比，又是誰軟弱無力？其實這個問題早有無數的事實告訴過我，但是我極不敏感，一直到從吉岡嘴裏給我透露了出來，才開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點兒。
有一次，關東軍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點是延吉朝鮮族的地區。我的專車到達那裏，大批的日本憲兵和多至六個團的偽軍，把那裏層層圍住了。我問吉岡這是為什麽，他說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這麽多的兵力？”“這土匪可不是從前那種土匪，這是共產軍啊！”“怎麽滿洲國也有共產軍？共產軍不是在中華民國嗎？”“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岡含含混混回答著，轉移了話題。我再不懂數學，也能發現了這個比例：小小的共產軍，卻要大量的憲兵和軍隊去防禦。
又一次，關東軍參謀在例行的軍事形勢報告之外，特地專門地向我報告了一次“剿匪”勝利，因為在這次戰役中，找到了抗聯的領袖之一楊靖宇將軍的屍體。他興高采烈地說，楊將軍之死，消除了“滿洲國的一個大患”。我一聽“大患”二字，忙問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這麽說：“小小的，小小的有。”那時我還不知道“滿洲國的大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也沒明白“患”之所以大，這也是吉岡後來告訴我的。
那還是一九四二年前後，華北和華中的日本軍隊發動了“大掃**”，到處實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在南洋的日軍也正橫行無忌，“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來到東北向我吹過自己的戰績不久的時候。有一次，吉岡和我談到日軍對華北“共產軍”的種種戰術，如“鐵壁合圍”“梳篦掃**”，等等；說這給“大日本皇軍戰史上，增添了無數資料”。我聽他說得天花亂墜，也湊趣說：“共產軍小小的，何犯上用這許多新奇戰術？”不料這話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實戰體驗，必不會說這話。”
我逢迎道：“願聞其詳。”
“共產軍，這和國民黨軍不一樣。軍民不分，嗯，軍民不分，舉例說，嗯，就像赤豆混在紅沙土裏……”他看我茫然無知的樣子，又舉出中國的“魚目混珠”的成語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記不得的故事來作比喻，說明日本軍隊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時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後來他竟不怕麻煩，邊說邊在紙上塗抹著解釋：“共產軍”不管到哪裏，百姓都不怕他；當兵一年就不想逃亡（開小差），這實在是大陸上從來沒有的軍隊。這樣隊伍越打越多，將來不得了。“可怕！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搖頭感歎起來了。看見這位大日本皇軍將官居然如此評論“小小的”敵人，我惶惑得不知說什麽才合適，拚命地搜索枯腸才想到了這麽兩句：
“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真是可怕！”
“隻有鬼才相信這個！”他粗暴地打斷了我的話。我不敢說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著我說：
“我這並不是正式評論，正式的還是請陛下聽關東軍參謀長的報告吧。”說著，他把剛才塗抹過的紙片都收了起來，放進了口袋。
我逐漸地覺出了吉岡的“非正式評論”，比關東軍司令官和參謀長的“正式評論”更近乎事實。植田謙吉發動諾門坎戰役時，為了證實他的“正式評論”，把我和張景惠等都請了去，參觀一架日本製飛機超過蘇聯製飛機的速度表演。事實上，那次日軍被打得落花流水，損失五萬多人，植田也因此撤職。吉岡在非正式評論時說：“蘇軍的大炮比皇軍的射程遠多了！”
藏在吉岡心底的隱憂，我漸漸地從收音機裏越聽越明白。日軍在各個戰場失利的消息越來越多，報紙上的“赫赫戰果”“堂堂入城”的協和語標題，逐漸被“玉碎”字樣代替。物資匱乏情況嚴重，我在封鎖重重中也能覺察出來，不但是搜刮門環、痰桶等廢銅爛鐵的活動，伸進“帝宮”裏來，“內廷”官員家屬因缺乏食物，也紛紛向我求助來了。“強大無比”的日本統治者開始露餡，“無畏的皇軍”樣樣表現出了畏懼。因為怕我知道軍隊供應質量低劣，關東軍司令官特地展覽了一次軍用口糧請我去參觀；因為怕我相信從收音機聽到的海外廣播，送來宣傳日軍戰績的影片給我放映……連我的侄子們看了這些，都表示不相信了。
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軍人身上流露出來的軟弱和恐懼。
占領了新加坡之後到東北來任關東軍某一方麵軍司令長官的山下奉文，當時的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還留在我的記憶裏，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當他再次奉調到南洋，臨行向我告別時，卻對我捂著鼻子哭了起來，說：“這是最後的永別，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來了！”
在一次給“肉彈”舉行餞行式時，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淚。“肉彈”就是從日本軍隊中挑選出來的，受了“武士道”和“忠君”毒害的士兵，用肉體去和飛機、坦克碰命，日本話這叫做“體擋”。吉岡從前每次提到這種“肉彈”的“體擋”，都表示無限崇敬，那些所謂“英勇”的事跡也確實叫我很吃驚。這回是關東軍的指示，叫我對這批中選的肉彈鼓勵一下，為他們祝福，我才看出了“肉彈”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陰天，風沙大作，餞行地點在同德殿的院裏，院裏到處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顯得氣象頹喪。“肉彈”一共有十幾個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麵前，我按吉岡寫好的祝詞向他們念了，然後向他們舉杯。這時我才看見，這些“肉彈”滿臉灰暗，個個都是淚流雙頰，有的竟哽咽出聲。幹杯後，一齊喊“天皇陛下萬歲”時，聲音都像是哭號了。
儀式在風沙中草草結束了，我心中慌亂，又急著要回屋裏去洗臉，吉岡卻不離開，緊跟在我身後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話了，隻好等著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幾聲，然後說：
“陛下的祝詞很好，嗯，他們很感動，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淚……”
聽了這幾句多餘的話，我心說：“你這也是害怕嗬！你怕我看出了‘肉彈’的馬腳！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這時，我還不能明白，真正強大的是決定著曆史命運的人民，反映著人民力量的盟國軍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隻能從日本這方麵看出四麵受敵的形勢。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戰敗後，這個形勢就更明顯了，蘇聯的出兵不過是個時間上的問題。日本過去給我的印象，不管如何貌似強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勢。孟子就說過：“以一服八，何異於鄒於楚哉！”
“要完啦！”我恐懼地想……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晨，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參謀長秦彥三郎、吉岡安直和通譯官們一陣風似的來到同德殿。
“蘇聯已經向日本帝國宣戰，大日本皇軍已有萬全準備，具必勝之信念……”
山田乙三正說到這裏，窗外傳來了警報聲和飛機聲。“敵機來了！”山田叫了一聲。我趕忙就出門奔防空洞跑，這一群人跟著我一窩蜂似的都鑽進了防空洞。這是長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襲，蘇聯空軍隻投了兩枚炸彈，是一次象征性的轟炸。有一顆落在離“帝宮”不遠的監獄附近，響聲也遠比張勳複辟那回落在禦花園裏的大得多，我嚇得不住地高誦佛號。警報解除後，山田又和我說了些什麽，我也聽不清楚了。我急忙叫人在關帝像前設供燒香，祈求保佑。
從這天夜裏起，我再沒有脫衣服睡覺。我的衣袋裏總放著一支手槍，我親自規定了“內廷”的戒嚴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彥三郎又來了，宣布日軍要退守南滿，“國都”要遷到通化去，並限我當天就動身。我也沒工夫問他，怎麽強大的“帝國之花”關東軍這麽沒用，我隻想到我的財物人口都太多，無論如何當天也搬不了，經我苦苦哀求，總算給了三天的寬限。吉岡臨走狠狠地對我說：
“你如果不走，蘇軍來了首先就會殺你！”
我打了一個冷戰。我怕的不是後一句話，而是前一句暴露出來的日本人對我的懷疑，懷疑我不想隨他們走，懷疑我還不忠誠。
“他們怕我這個人證落在盟軍手裏，會不會殺我滅口？”這個問題一冒頭，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伎，我得設法在吉岡麵前表現“忠誠”。我靈機一動，叫人把“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和“總務長官”武部六藏找來。我向他們命令道：
“要竭盡全力支援親邦進行聖戰，要抗拒蘇聯軍到底，到底……”
說完，我回頭看看吉岡的臉色。但這個形影不離的“禦用掛”，卻不知道什麽時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預感。整天在屋子裏轉來轉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懼折磨得不成人樣了。
十一日這天，我走進了同德殿，“福貴人”正收拾東西，抬頭看見我，臉上現出一種異象，對我就像看見一個生人似的。我嚇一跳，忙問：
“你怎麽啦？你瞅什麽？”
“沒什麽，沒什麽……皇上的頭發怎麽這樣亂哪？”
我向鏡子裏照了一下，原來一向用油抹得亮光光的頭發亂成一團。
“頭發算什麽？咱們要遭殃啦！”
我在她屋子還是坐立不寧，來回亂轉。這時忽然我從窗子看見剛給偽宮增設的日本兵端著槍進了同德殿。我的魂簡直飛出了竅，以為是來實現滅口毒手了。我覺著反正沒處可躲了，索性迎上他們問：
“幹什麽？”
這個東張西望的日本兵看見了我，像放了心似的，支吾道：“好像有壞人進來，看看的沒有……”他轉身走了。
我對“福貴人”說：“這是來查看我是不是跑了，真可怕！”我拿起電話找吉岡，電話怎麽也叫不通。我又以為日本人已經扔下我走了，這叫我同樣地害怕。我發著抖說：“真沒想到，這就要完啦？”
“皇上不會遇上危險的，皇上平時處處為百姓，吃齋念佛，自有菩薩保佑。”
“叫你跟我受苦啦。上‘緝熙樓’去吧，要死咱就一塊兒死吧。”
後來我又給吉岡打電話，電話通了，吉岡接了我的電話，他的聲音很微弱，說他病了。我連忙表示對他的關懷，說了一堆好話。聽他說了“謝謝陛下”，我放了電話，鬆了一口氣。這時我想起肚子餓了，原來一天沒吃一點東西。我叫剩下來的隨侍大李給我傳膳，大李說廚師全走了。我隻好胡亂吃點餅幹。
十一日晚上九點多，吉岡來了。他對我和準備隨行的一些人——隻有我的妹妹、妹夫們，侄子們，“後和貴人”，以及一些“隨侍”，其他的人全都遣散了——用命令的口氣說：
“無論是步行，或是上下車輛，由橋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麵。無論是誰，經過‘神器’，都須行九十度鞠躬禮。”
我知道這真到了出發時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著，看祭祀長橋本虎之助捧著那個盛著“神器”的包袱，上了頭輛汽車，然後自己進了第二輛。一個長長的汽車行列走出了“帝宮”。我回頭看了一眼，在建國神廟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溝的路上，火車走了三夜兩天。本來想從沈陽走，為了躲空襲，走的是吉林——梅河口的路線。兩天裏隻吃了兩頓飯和一些餅幹。沿途到處是日本兵車，隊伍不像隊伍，難民不像難民。在梅河口車停下來，從車窗的布簾縫隙裏，我看到車站上布滿了日本憲兵，正疑惑間，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來到了車上。他向我報告日軍打了勝仗，擊毀了多少蘇軍飛機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間車站站台給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婦女和孩子叫嚷著擁向火車，向攔阻她們的憲兵哀求著，哭號著……在站台盡頭處，一個日本士兵和一個憲兵兩人廝打著……
大栗子溝是一座煤礦，在一個山彎裏，與朝鮮一江之隔。清晨，白霧迷漫著群山，太陽升起之後，青山翠穀，鳥語花香，景色極美。當時在我眼裏，這一切都不過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礦長的住宅，有七八間房，這種日本式房間都不能很好地隔音，成天鬧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這裏，過了兩天驚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並沒有因此告終。
當吉岡告訴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國政府已表示對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給以保證”，我立即雙膝跪下，向蒼天磕了幾頭，念誦道：“我感謝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岡也隨我跪下來，磕了一陣兒頭。
磕完了頭，吉岡愁眉苦臉地說，日本關東軍已和東京聯係好，決定送我到日本去。“不過，”他又說，“天皇陛下也不能絕對擔保陛下的安全。這一切要聽盟軍的了。”
我認為死亡已經向我招手了。
張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參議”找我來了。原來還有一場“退位”的戲要演。他們拿來了那位漢學家的新手筆——我的第五號退位詔書。還是由當年做代表擁戴我的張景惠交給了我，我照著念了一遍。詔書的字句我全不記得了，我記得的是這件事：這篇詔書原稿上本來還有那少不了的兩句“仰賴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橋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著給劃掉了。橋本任過守護天皇的近衛師團長，後來又做了守護天照大神的祭祀長，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
我念完了“退位詔書”，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當著吉岡的麵，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詞：
“我太對不住天皇陛下了！盡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
我又打了自己幾個嘴巴……
我假如知道，這時我的身價早降在張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決定我去東京的同時，布置了張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長春，安排後事。他們到了長春，由張景惠出麵，通過廣播電台和重慶的蔣介石取得了聯係，並宣布成立了“治安維持會”，準備迎接蔣介石軍隊接收。他們打算在蘇軍到達之前，盡快變成“中華民國”的代表。但沒有料到蘇軍來得如此神速，而共產黨領導的抗聯軍隊也排除了日軍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蘇軍到了長春，他們迎接到的第一位蘇聯指揮官說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張景惠他們以為維持會被承認了，不禁對蘇聯又產生了幻想。張景惠回家對他老婆說：“行啦，這又撈著啦！”不料第二天，蘇聯軍官對“邀請”來的偽大臣們宣布道：“都到齊啦，好，用飛機送你們到蘇聯去！”
八月十六日，我的周圍全換上了日本兵守衛。隨我來的一連護軍被繳了械，因為這裏的日本人聽說在長春的護軍已和日軍發生了衝突。這時吉岡通知我，明天就動身去日本，我當然連忙點頭稱是，裝出高興的樣子。
吉岡叫我挑選幾個隨行的人。因為飛機小，不能多帶，我挑了溥傑、兩個妹夫、三個侄子、一個醫生和隨侍大李。“福貴人”哭哭啼啼地問我：“我可怎麽辦呢？”我說：“飛機太小，你們坐火車去吧。”“火車能到日本嗎？”我不假思索地說：“火車能到。頂多過三天，你和皇後、二格格他們就見著我了。”“火車要是不來接呢？我在這裏一個親人也沒有呀！”“過兩天就見著了，行了行了！”
我心亂如麻，反複思索著如何能逃脫等著我的死亡，哪還有心顧什麽火車不火車呢？十七日早晨動身時，我又當著吉岡的麵，向告別的家人和“官吏”們講：“我在滿洲國沒幹好，我對不住天皇……”
但是我也知道，這些話早把吉岡耳朵磨出了繭子，必須換些新的。這時我一眼看見了向我舉槍致敬的日本兵，於是我突然走近一士兵，做了一個擁抱姿勢。這個舉動給吉岡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卻聽見那個日本士兵的嗓子眼咕嚕咕嚕直響。
古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實這也要看是什麽人。有的人，在死亡臨頭時，是“其形益醜”的。
飛機飛行的第一個目標是沈陽，我們要在那裏換乘大型飛機。從通化出發的我們分在兩架小型飛機裏，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岡、橋本、溥傑和一名日本神官（隨橋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憲兵在另一架上。這天我先到了沈陽機場，在機場休息室裏，等候著那另一架飛機。
等候了不久，我忽然從窗口看見天空出現了大批機群，接著是一片震耳的飛機馬達聲。先頭的飛機盤旋了一下，低頭下降了，接著又是一架，又是一架。著陸的飛機一停下，馬上從裏麵走出一隊隊的手持衝鋒槍的蘇聯士兵。他們走下飛機，立即將機場上的日本軍隊繳了械。不大的時間，機場上到處是蘇聯的飛機，也到處是蘇聯的軍人。這是蘇軍受降的軍使來到了。
這時我的心情，覺得平穩起來。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這是我的第一個念頭。跟著第二個念頭是：日本人看他們把我帶走的計劃失敗，會不會趁現在蘇聯人未進門，先把我殺了？
這時，遲到的那架飛機也來了，我的妹夫侄子們到了我的身邊，隻有吉岡等日本人不在這裏。我驀地把身上的手槍掏了出來。家人們看見我這舉動還以為我要自殺，就要上來奪，我忙向他們擺擺手，布置他們都掏出槍來，分別站在門口和窗口防備日本人。這樣一直到旋梯口的日本兵也被繳械，換上蘇聯兵站哨時為止。
一個蘇聯兵士走進來，看看我們都站著，他做了一個手勢，讓我們坐下。我看他好像找水，就親自倒水給他。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給別人倒水喝。我當時還以為人家和我一樣，時時防備別人下毒，因此我倒了兩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無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經喝完了那一杯。
這時，那個橋本虎之助慌慌張張跑進來，直奔那堆和他形影不離的神器，伸手一掏，把那個天照大神的銅鏡掏出來，鬼鬼祟祟地掖在懷裏，又慌慌張張地出去了。後來，據一個蘇聯軍官說，他從橋本身上檢查出了這個銅質的鏡子，莫名其妙，不知是幹什麽用的，橋本也不肯說明，在一旁急得手舞足蹈，又想要回，又不敢動手去奪，圍著那軍官直轉。那軍官後來明白了這不過是一麵鏡子，就扔還給他。
我們在屋裏待了不久，吉岡和橋本陪著一位蘇聯將軍進了屋子。這個將軍朝我笑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靠近一張圓桌子坐下來了。
原來橋本還會俄文，他和溥傑倆人，成了我們一俄一日的翻譯，他們倆人和吉岡也隨蘇軍將軍圍桌而坐。我獨自坐在靠窗的沙發上，聽他們開始了談話。
吉岡後背正衝著我，我看不見他的臉，隻聽他說話聲音直哆嗦。溥傑後來告訴我，吉岡的臉色蒼白，說話時滿臉是淚。他簡直是用哀求的聲音向那位蘇聯將軍說：
“請允許讓溥儀，隨我們一同到日本去吧……”
溥傑把這話一翻譯完，我的心幾乎要跳出腔子來。我很想說我不去日本，又怕開口之後，蘇聯軍不理，反而答應了吉岡的要求，那麽我到了日本更要倒黴。我急得沒法，隻好在吉岡的背後，向蘇聯將軍又打手勢又努嘴，想叫蘇聯人明白，我不讚成吉岡的話。蘇聯將軍對吉岡的要求和我的啞謎全無反應。等吉岡說完，橋本翻譯完，他宣布道：
“所有的人，今後的一切行動，須全聽從蘇軍的命令。”
這一下子，我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吉岡卻低下腦袋，再也不發一聲。
將軍站起了身，又和我握一下手，走了。
過一會兒，又進來一位將軍，還帶進不少的蘇聯軍官。這位將軍宣布道：誰有武器，就交出來。我們立刻把手槍、子彈都拿出來，放在桌上，由蘇聯兵收了去，也沒有搜身。我的侄子給我攜帶的一隻盛著珠寶首飾的大黑皮箱，也沒有檢查。
這時吉岡、橋本在門外，向裏麵伸頭探腦，想進又不敢進，不進來卻又像對我舍不得撒手。我想向蘇聯軍官們暗示一下：“那裏還有日本鬼子，你們快帶走吧。”我沒法子說話，就向他們擠擠眼示意，可是沒有人理。有一個年輕的軍官大概以為我是和他開玩笑，也向我擠擠眼。我幹著了一陣兒急，也沒辦法。
後來我們被領出去搭乘蘇聯的巨型運輸機。在飛機降落休息時，我看見了有一位少將在那裏散步，我走到他跟前，想試一試能不能交談。我用英文問了他好，巧得很，他也會說英文。他問明了我的身份，很有興趣地和我交談起來。我的英文很不夠用，也湊湊合合表示了我的意思：我不願意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們分開。他答應可以為我向上級轉達，就去了。
這時，過來不少蘇聯兵。我一看，裏麵還有中國人，嚇我一跳，我以為是蔣介石的人，後來聽他們說，才知道是蘇聯籍的漢族人和其他東方民族的人，都是蘇聯軍隊的軍官和兵士。有的還和我握握手，很好奇的樣子看著我。我們言語不通，互相瞧著打手勢的時候，那個少將請示回來了，笑道：
“你看，蘇維埃的兵士和皇帝握了手了，哈哈。”
他告訴我，我的要求已經得到了準許。他說：
“由你叫吧，你叫誰誰就跟你一起。好，開始！”
我把我們那一堆中國人一個一個地叫了過來，中國人都過來了，可有個日本憲兵，也偷偷摸摸地想混過來，我發現了，忙嚷道：
“他不是！他不是！”
於是，這家夥又給蘇聯士兵趕回去了。吉岡安直遠遠站在那裏，瞪著眼。
這天晚上，蘇聯軍官把我們送到蘇軍的一個臨時醫院（中國人開的）裏，休息了一夜，次日上午便從通遼乘飛機飛往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