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過了暑假，我上初三，寫了一篇作文《一張畫像》，是寫教我平麵幾何的老師，他個子不高，每天上課的時候，都抱著大三角板和圓規、直尺的教具，教具高過他的頭，顯得他的個子越發地矮，樣子非常好笑，讓我覺得有點兒像漫畫裏的人物。但是，他的課上得很有趣，為人也很有趣。教我語文的田增科老師認為這篇作文寫得也很有趣，便推薦這篇作文參加當時正在舉辦的北京市少年兒童征文比賽，沒有想到居然獲獎了。獲獎的獎品是一支鋼筆和一本新華字典，獎品雖然很小，但是，陳列在學校大廳的陳列櫃裏，規格不低。
當然，我挺高興。一天，田老師拿來一個厚厚的大本子對我說：“你的作文要印成書了，你知道是誰替你修改的嗎？”
我睜大眼睛，有些莫名其妙。
“是葉聖陶先生！”田老師將那大本子遞給我，又說，“你看看葉老先生修改得多麽仔細，你可以從中學到不少東西！”
我打開本子一看，裏麵油印著這次征文比賽獲獎的二十篇作文。我翻到我的那篇作文，一下子愣住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紅色的修改符號和改動後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幾頁紙上到處是紅色的圈、鉤或直線、曲線。那篇作文簡直像是動過大手術，鮮血淋漓又綁上繃帶的人一樣。
回到家，我仔細看了幾遍葉老先生對我作文的修改。題目《一張畫像》改成《一幅畫像》，我立刻感到用字的準確性。類似這樣的地方修改得很多，長句子斷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有一處，我記得十分清楚，“怎麽你把包幾何課本的書皮去掉了呢？”葉老先生改成：“怎麽你把幾何課本的包書紙去掉了呢？”刪掉原句中“包”這個動詞，使句子幹淨了，也規範了。而“書皮”改成了“包書紙”更確切，因為書皮可以認為是書的封麵。
我真的從中受益匪淺，隔岸觀火和身臨其境畢竟不一樣。這不僅使我看到自己作文的種種毛病，也使我認識到文學事業的艱巨：不下大力氣，不一絲不苟，是難成大氣候的。我雖然未見葉老先生的麵，卻從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認真、平和以及溫暖，如春風拂麵。
葉老先生在我的作文後麵寫了一則簡短的評語：
這一篇作文寫的全是具體事實，從具體事實中透露出對王老師的敬愛。肖複興同學如果沒有在這幾件有關畫畫的事兒上深受感動，就不能寫得這樣親切自然。
這則短短的評語，樹立起我寫作的信心。那時我才十五歲，一個毛頭小孩，居然能得到一位蜚聲國內外文壇的大文學家的指點和鼓勵，內心的激動可想而知，漲湧起的信心和幻想，像飛出的一隻鳥兒抖著翅膀。那是隻有那種年齡的孩子才會擁有的心思。
這一年暑假，田老師找到我，說：“葉聖陶先生要請你到他家做客！”
我感到意外。像葉聖陶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居然要見一個初中學生，我自然當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那天，天氣很好。下午，我來到東四北大街一條並不寬敞卻很安靜的胡同。葉老先生的孫女葉小沫在門口迎接我。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敞亮而典雅，剛進裏院，一牆綠蔥蔥的爬山虎撲入眼簾，使得夏日的燥熱一下子減少了許多，陽光都變成綠色的，像溫柔的小精靈一樣在上麵跳躍著，閃爍著迷離的光點。
葉小沫引我到客廳，葉老先生已在門口等候。見了我，他像會見大人一樣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讓我覺得距離縮短不少。落座之後，他用濃重的蘇州口音問了問我的年齡，笑著講了句：“你和小沫同齡呀！”那樣隨便、和藹，作家頭頂上神秘的光環消失了，我的拘束感也消失了。越是大作家越平易近人，原來他就如一位平常的老爺爺一樣，讓人感到親切。
想來有趣，那一下午，葉老先生沒談我那篇獲獎的作文，也沒談寫作。他沒有向我傳授什麽文學創作的秘訣、要素或指南之類。相反，他幾次問我各科學習成績怎麽樣。我說我連續幾年獲得優良獎章，文科、理科學習成績都還不錯。他說道：“這樣好！愛好文學的人不要隻讀文科的書，一定要多讀各科的書。”
他又讓我背背中國曆史朝代，我沒有背全，有的朝代順序還背顛倒了。他又說：“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曆史，搞文學的人不搞清楚我們的曆史更不行。”我知道這是對我的批評，也是對我的期望。
我們的交談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個他的老朋友。他親切之中蘊含的認真，質樸之中包容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至不知黃昏什麽時候到來，悄悄將落日的餘暉染紅窗欞。我一眼又望見院裏那一牆的爬山虎，黃昏中綠得沉鬱，如同一片濃濃湖水，映在客廳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搖曳著，顯得虎虎有生氣。
那時候，我剛剛讀過葉老先生寫的一篇散文《爬山虎的腳》，便問：“那篇《爬山虎的腳》是不是就寫的它們呀？”他笑著點點頭：“是的，那是前幾年寫的呢！”說著，他眯起眼睛又望望窗外那爬山虎。我不知那一刻老先生想起的是什麽。
我應該慶幸，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作家，竟是這樣一位大作家，一位人品與作品都堪稱楷模的真正意義上的大作家。他對於一個孩子平等真誠又寬厚期待的談話，讓我十五歲那個夏天富有生命和活力，仿佛那個夏天變長了。我好像知道了，或者模模糊糊懂得了：作家就是這樣做的，作家的作品就是這麽寫的。
在我的眼前，那片爬山虎總是那麽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