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住得算是不錯的,起碼是個套房,”看到費大寶驚訝和帶有幾分輕視的神情,黎導演掩飾著尷尬,“他們那些人更慘,隻有八九平,中間用木板和鐵網隔著,比他媽的我以前住的房子衛生間還不如!”看來香港人習慣把這種帶有獨立衛生間的蝸居稱為“套房”。
我不像費大寶,他是典型的富二代,我是平頭老百姓,以前也在照片中見識過鵬仔的隔間,比黎老板的還差,所以我沒那麽驚訝。坐在床邊,看著桌上供著的那尊半天半地九靈古曼,我說:“你得把這張桌子移開,不要擺在衛生間旁邊,泰國供奉物不能距離髒處太近。”
黎導演說:“可房間就這麽大!”
費大寶說你可以將床移到衛生間旁邊,桌子就能搬開了。黎導演苦笑:“這衛生間經常堵塞,味道很臭,把床盡量離遠些還好,要不然連覺都難睡,還要用棉花把鼻子塞住!”我心想就這麽大的房間,近點遠點又有什麽區別。
人多力量大,我們三個人共同動手,幫黎導演把桌和床調換位置。看著桌上的供品,有小孩玩具、零食、牛奶飲料等,費大寶仔細動手數了數,每種不多不少,都是九份。
我點點頭:“沒錯,供奉方法對頭,現在位置也調換好了,以後在更換供品的時候,念幾遍心咒,而且最好在午夜無人的時候。”黎導演連連點頭,掏出紙筆記錄。要走的時候,黎導演說要請我們喝下午茶,但說實話我不太好意思。不管他以前如何風光,但現在很落魄,上次請方剛吃那頓飯,沒個上千港幣根本下不來,估計已經是他半個月的房租。於是我提出這次該輪到我們請客,由我作東。
黎導演堅決不讓,我說那就不去了,黎導演才同意。雖然這樁生意我並沒賺到半毛錢,但我想跟他搞好關係不是壞事,客戶都是慢慢培養出來的,誰知道以後他有沒有朋友介紹過來呢。
喝完茶回家,費大寶問為什麽叫半天半地,我說:“方剛沒教過你?天童和地童古曼你都了解吧,這種半天半地,就是天童的禁錮法門,但能達到地童的強效成願。目前隻有龍婆都姆可以製作和加持,別的師父都不行。”
“那鬼王,還有我幹爹也不行?登康師父呢?”費大寶問。我笑著說當然不行,一是龍婆都姆是修正統佛法的,而阿讚師父們走的都是野路子,在禁錮陰靈方麵,永遠也沒有佛法厲害。二是大家各有專攻,雖然鬼王、於先生和登康不懂佛法,加持不出半天半地,但他們會降頭術,從某種角度來講,遠比龍婆師父們更受歡迎。
費大寶連忙掏出紙筆記錄,我心想這家夥雖然很多時候都不太靠譜,但對佛牌行業還真是有熱情,和小楊一樣。想起小楊,我就掏出手機給她打了個電話,才知道最近小楊一直在美國,在叔叔的監督下進修工商管理,這幾天剛回到東陽,說非常不喜歡讀這種課,但沒辦法。
轉眼十多天過去,我始終在觀察偉銘和淑華,因為隻有這幾個人的嫌疑最大。但並沒找到什麽可疑之處,我也悄悄用五毒油在這三人身上都測過,偉銘和淑華各佩戴著一條白衣阿讚的陰牌,入過陰料,所以顏色都會發深,這也是正常現象。
我問費大寶,有沒有什麽好的方法能揪出這個內鬼。費大寶說沒什麽好主意,但他平時在店裏的時候,也會多留意這兩人,相信總能看出端倪。
這天,我忽然接到黎導演打來的電話,說要請我和費大寶吃飯。我很奇怪,他畢竟不是我的客戶而是方剛的,難道真給我發展了新客戶?我很謹慎,雖然我和方剛熟得不能再熟,可以說是過命的交情,但這家夥有時候特別認死理。讓他千裏迢迢來救我的命,他可能都不會猶豫,但要是覺得我有搶他客戶的嫌疑,非跟我翻臉不可。
“黎導演,是有朋友介紹給我嗎?”我笑著問。黎導演也嘿嘿地笑,說沒有的事,隻是為謝謝我。因為方剛不在香港,我和費大寶也幫了不少忙,而且大家都是朋友,請我就等於請方剛了。
看來他還在賣關子,我和費大寶也沒多想,就乘出租車前往駱克道的那家粵菜酒家,看來黎導演很喜歡在這裏吃飯。這種檔次的酒家,在香港也應該算是中上等了,以黎導演現在的處境,怎麽消費得起呢?
在疑惑中於二樓的角落找到黎導演,他這次並沒有訂包間,而是散座,但有屏風隔著,是典型的廣東人吃飯談事的風格。他坐在桌中,笑容可掬地看著我們,做了個“請坐”的手勢。等我倆坐下,他又遞上香煙,被我推辭,而費大寶也沒客氣,接過來就點燃。
黎導演將服務員叫過來說可以上菜了,我笑著問:“黎導演,怎麽有興致找我們倆吃飯,是有什麽喜事嗎?”
黎導演哈哈一笑:“沒那麽複雜,不過喜事也是真有。”說完他拿出一份類似合同的東西放在桌上,我和費大寶打開看,全都是繁體字,認起來有些費勁,但還是能看出,這是電影公司與導演之間的合同,最後一頁的簽署日期是1997年6月份,已經是十年前的。
“什麽意思?”費大寶問道。黎導演笑著說,那天晚上他剛供完古曼,也換了供品,剛上床躺下,就聽到壁櫃的木板發出響聲,他爬起來不到兩秒鍾,櫃子就塌掉了,裏麵堆了很多雜物,還有書籍、光碟和雜誌等,全都壓在**。
我說:“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是為了供奉古曼,你早就上床睡覺,說不定會被壓傷,所以覺得這是古曼在幫你逃過一劫?”
黎導演神秘地搖搖頭:“開始我也這麽覺得,但如果不是為了讓古曼遠離衛生間,我也不會移床到壁櫃下麵,也就沒有被壓的危險。我在收拾那些雜物的時候,有個裂開的文件袋,裏麵全是當年我拍戲時的導演合同。看著這些合同,數了數大概有七八十份,我一直留著沒有扔。心裏很感慨,隨便翻了翻,其中有份合同就是這個,裏麵有個條款是賣掉的電影光碟,我都有版稅可分,但每五年才結算一次。現在剛好過了十年,應該分給我兩筆錢,但那時候早就忘記了。我把所有的合同都翻出來,還有幾份也是這樣寫的,都是同一家電影公司。”
費大寶連忙問:“後來去找電影公司要錢了嗎?那家電影是否還在啊?”
“所以說我運氣好,那間公司已經改了名字和後台老板,但賬務關係也保留著。”黎導演說,“我去找新公司,老板當然不願意,我就說要找律師跟你交涉,剛好這家公司有部新戲要上,正在兩地搞宣傳,可能是怕有負麵影響,就答應幫我查賬。查了不要緊,光從1997到2000年,那幾部電影就賣了幾十萬張光盤,每張我能抽得兩塊錢,就是一百多萬港幣。”
聽了這個消息之後,我和費大寶都瞪大眼睛,黎導演開心地大笑,拍拍我的肩膀:“田顧問,真要感謝方老板和你,要不是認識你們倆,我哪裏有這麽走運!”
菜上齊了,我和費大寶舉杯慶祝黎導演終於否極泰來,他也很高興,光自己就喝了半瓶白酒。我問他這筆錢要怎麽花,是不是先換個好點兒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