曷言乎繪圖以興水利也？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土不加辟，於是乎有受其饑之人。弱者溝壑，強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篋，大焉斬木揭竿矣。客或語餘曰：英吉利縱橫數百裏國耳，惟能涉重洋，不遠萬裏，墾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國用愈足。中華無是，故貧。其言韙矣。雖然，近將棄之，奚論乎遠？
夫一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粱若麥亦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餘萬頃，［注，《會典》乾隆四十三年數，《通典?田製》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為數轉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畝法無確據，未可遽加比較。至漢以下，曆代墾田數多少懸殊，杜氏謂史失實者近之］種稻之田半焉，其餘豈盡不宜稻哉？職方氏宜稻之州七，今僅存荊、揚，亦後世百度廢弛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粱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粱麥。夫宜稻而種粱麥，已折十人之食為一人之食，況並不能種粱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夭閼也亦多矣。
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林文忠公輯《西北水利說》，備采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蒙嚐與編校之役。文忠又自為疏稿，大指言西北可種稻，即東南可減漕，當自直隸東境多水之區始。［注，稿雲：竊維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為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征，至今論者慨想遺蹤，稱道弗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丘濬、袁黃、汪應蛟、左光鬥、董應舉輩曆曆議行，皆有成績。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以臣所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鬥矣，蘇、鬆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嚐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敷所出，倘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聞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為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若行溝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郟亶、郟喬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方若俟眾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複輟，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功效，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征銀兩解京，而疲幫九運之船便可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幹，概令核其一半之數折征南漕，以為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蘇、鬆、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征歲可數百萬，而糧船既不須報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為樽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絕，更無調劑旗丁之苦。我朝萬年至計似在於此，可否飭下廷臣及直隸總督籌辦之處，伏候聖裁］將以述職上之宣廟，當國某尼之，召對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雲：“若待眾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竊獨以為不然。即不能眾水全治，亦當擇要先治，蓋未聞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賢親王嚐試行有效矣，何以一廢不複舉？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別，脈絡之不分，測量高下，得此遺彼，不能擇要而治耳。水不治而為田，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見功，因噎廢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誠如前議繪圖，則源流脈絡僂指可數，然後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棄者棄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資瀦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麥亦倍收矣。［湘陰郭中丞嵩燾言，天津水鹹，歲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說前人所未及，宜參］又不獨此也。即以東南言之，同一高區，近水者易戽，遠水者難戽，［注，吾鄉西郊貞山麓先大夫塋左側有田數十頃，地高而遠水。有舊河久塞，餘廬居時相度得之，遂於乙卯冬勸鄉人浚複其舊。次年大旱，田得中收，裏人大悅。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異。甚有所謂“鑊底潭”者，窪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濫，一不雨即幹涸，皆溝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磽瘠之變為膏腴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