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張寫字台

1980年4月，我招工到保康縣馬橋電站工作，十四平方米的宿舍住著我們三個小青年，除集體配發的三張單人床外，宿舍裏沒有一件家具，我的衣物和書籍裝在父親送我的一個木箱裏置放於床下。工餘喜歡讀讀寫寫的我，隻得把被褥掀開“伏筆”於床板上。

因此，我特別盼望能有一張自己的寫字台。

我把想法告訴做木匠的小叔後，他來電站用包裝發電機拆棄的木板，給我做了一張長一米、寬零點五米的寫字台。寫字台雖然很小，但我如獲至寶，四個小抽屜，可以分別放置筆墨紙硯、書籍雜誌。工作之餘，坐在小巧的寫字台前，就著明亮的台燈，讀書寫字的心境真是美極了。

在這張寫字台上，我讀唐詩宋詞，讀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自修《山西青年》創辦的“刊授大學”中文專業課程，嚐試著寫一些小散文、小詩歌和新聞報道。“作品”居然不斷被縣廣播站和縣文化館采用，後來又屢屢見諸地區的《襄陽報》。

不曾想，小小寫字台竟悄然改變了我個人的命運。1984年5月，一紙調令把我調到了縣委辦公室。離開電站時，我深情地把寫字台用報紙包裹捆好，裝上空****的送我到縣裏上班的“東風”牌卡車——除了書籍雜誌，小小寫字台是我唯一的家當。

那時候，保康縣委在平房裏辦公，住房很緊張，單位便把我安排在八平方米的值班室居住。住值班室雖要頻頻接聽電話，但這八平方米畢竟是我一個人的領地。夜深人靜，一個人看書寫字，燈亮著不怕影響他人休息，也無他人打擾你神思遐想。小小寫字台陪伴著我學寫調研報告、典型經驗、文件講話等公文材料……

1986年，組織上給了我一個脫產學習的機會，在離全國成人統一高考一個月的時間裏，小小寫字台沒日沒夜地浸潤著我的汗水，伴我重溫高中課程，使我幸運地搭上了上大學的“末班車”。

經過兩年中文專業的係統學習，我認識問題的能力與寫作水平都有明顯提高。回到縣委辦公室工作，小小寫字台仍然是我讀書寫作的忠誠伴侶。

成家後，妻子所在單位分給我們兩室一廳的住房，房子大了，小寫字台顯得更小了。恰好縣委辦公樓蓋起來了，辦公室要添置更新辦公桌椅，我順便買了張長一點三米、寬零點七米的寫字台。這張暗紅色烤漆的實木寫字台，放在臥室兼書房的窗台邊，與新做的白色書櫃相搭配，一下子增添了房間的書卷氣。

房子大了，環境好了，寫作也好似有了癮。那些年，工作時間寫公文，業餘閑暇寫散文，包括調研論文在內的個人作品，在中央、省、市報刊及電台上紛紛發表，其中有好幾篇文章甚至上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因為自己有些實實在在的成果吧，1997年6月，我由保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調任襄樊市委政策研究室農村經濟科科長。兩年後，我有了一套三居室房改房，專門拿出一間大房做書房。在放置寫字台時，不想，我舍不得丟棄、特意從保康搬來的一小一大兩張寫字台，怎麽擺放都與寬大的書房不相協調，我不得不去買了張一點六米長、零點七五米寬的“老板桌”當寫字台。

粗略算來，從我擁有第一張小寫字台到如今已用過數年的第三張寫字台，轉瞬二十八年過去了，我在縣委辦公室、市委政策研究室也工作了二十四個春秋。在這段我人生最美好的年華裏，我的三張寫字台默默服務於我，與我同辛苦共歡樂。在這三張寫字台上，我撰寫各類公文逾四百萬字，在各類報刊發表各類文稿三百餘篇（次），其中有二十餘篇被收選入書，五十多篇獲獎；在這三張寫字台上，我主編了《山區農村小康建設》、參與編著了《保康之路》兩書，出版了個人調研文集《大山通途》《古城思絮》，在全國大型的文學網站發表了散文集《穿行歌山》。

撫今追昔，歸總曆程，如果說我的三張寫字台見證了我的辛勤耕耘，見證了我由一名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長為一名縣級幹部。那麽，給我沉甸甸收獲的則是偉大的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我們這個光彩奪目的偉大時代，更不會有我個人命運的改變！

（稿於2008年，獲中共湖北省委政研室“我的政研生涯”征文二等獎，入選湖北人民出版社《我的政研生涯》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