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縣兩級黨委辦公室、政策研究室做了三十五年文案工作，大大小小的調研報告還真寫了不少。隨著年紀增長，有時飲了晚茶，躺在**難以入眠，為了引來“瞌睡蟲”，便無謂地憶起某年某月某時在某地做過的似乎有點意思的調查，然後便回想是如何絞盡腦汁地熬了多少時日寫出那篇調研報告來，進而又聯想到領導對那篇調研報告是怎麽批示的？進入了什麽決策？發揮了怎樣的效用？想著，想著，“瞌睡蟲”還真的爬上了眼瞼，不知不覺就入了夢鄉——從前的嘔心瀝血，焉知不是今宵之福呢！

其實，我是有著把零散的耕耘歸總匯集心願的。可總顧忌仍是在做著政研人，那些入夢前都要想一想的過往辛勞，原本就是應盡之責、分內之事，有什麽必要匯集成冊去招惹沽名釣譽之嫌呢？那些在非政研人眼裏抑或分文不值的卻浸透著一個思考者心血的文字，又有什麽必要去浪費用木材製造的紙張留下痕來，為生態環保做點微薄貢獻不是也很好嗎？故此，摁下心願，心倒是安妥的。

己亥年，原本是做了“改非賦閑”準備的，卻因組織上的關心關愛，使平淡無奇的我在金秋十月創造了一個小小“奇跡”——還有不足三年就到退休之齡時，市委卻把我調到史誌研究中心牽頭。這種破了“不足一屆任期不可提名做一把手”之規的安排，是在市委領導與我談話時我才知道組織上還有著“要用好各個年齡段幹部”的新規。領導人的談話讓我感動不已，說經組織了解，我還算是個老實做人、踏實做事的同誌，總書記都講了，“不能讓老實人吃虧”呀。

可是，史誌研究中心是個讓我心裏無底、胸中沒數的單位，那些碰見我便說我是到了一個好去處的人，興許說的都是禮性話、安慰話吧。說來慚愧，搞了這麽多年調研，去了那麽多行業，卻從未到過撰史修誌部門做一次調查、搞一回座談。偏偏不了解的行當，如今單單讓我來了。不過，這個單位好歹亦冠有“研究”二字，想來與我過去從事的行當應有異曲同工之妙——至少都是搞研究、都是拿筆杆的吧。我甚至想到，史誌研究似乎更加有沉澱性、更加有成就感。因為，政研工作限於一個階段、一項緊急工作之需，許多文稿揮筆急就成章，講求速度、過程、形式，這樣有些東西的生命力是值得打上問號的。而史誌研究、誌鑒編纂，那是要講求“板上釘釘、鐵釘鐵鉚”的，要經得起曆史檢驗，作品、成果是要留世，是要起到資政、育人作用的。所以，這就需要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更加細致的研究，需要有更加務實的專業精神和更加紮實的文字功底，需要有更加潛得下心來的沉澱和更加靜得下心來的定力。可是，這些基本素養我都具備嗎？

不免覺得肩上擔子不輕，心中底氣不足。

補了一些史誌概念方麵的知識，盡管還不全麵、還很零碎，但很有感觸、很有啟發。比如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講“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比如，龔自珍講“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比如，梁啟超講“最古之史，實為方誌”。還有在一本誌書序言讀到的“邑之有誌，猶國之有史”。這些無論是從史誌地位還是從修誌凡例方麵的準確概括，都說明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撰史修誌的優良傳統。據說曆史上，撰史修誌大都由皇帝親自下詔，各級行政長官掛帥主修，負責撰史修誌的人普遍為人尊敬、受人敬仰。我想，曆朝曆代之所以重視撰史修誌、之所以尊崇史誌作用，是因為史誌對一定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現狀的真實記錄，從短期看，可以讓人們清晰地感知一個地方發生的變遷；從長遠看，它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稱它是以史鑒今的教材、延續文明的火種、文化自信的基石一點也不為過。這麽想來，我倒感到，史誌崗位是一個大有可為、大有作為的崗位，史誌事業是一項意義非凡、使命光榮的事業，史誌工作是一門深邃無比、沒有止境的學問，史誌領域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礦；同時也感到自己在人生的秋天、在有限的在職工作時間內能夠踏進“史誌門”是幸運的，做一名“史誌人”是光榮的。

這並非是我到了哪山就說哪山話。其實，離開待了二十二年的政研室，我是心有不舍的。盡管一茬茬政研人都說政研室辛苦，甚至用“嘴起泡，尿黃尿，難睡覺”“一支禿筆，兩袖清風，三餐無味，四季材料”“煙熏茶泡擬提綱，月冷燈孤寫文章”等來形象表述其苦，我卻對此有著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政研室辛苦歸辛苦，但苦中有甜，苦中有收獲。很多人說，在政研室幹過的，到什麽單位都不愁幹不了。何嚐不是呢？這麽多年來，市裏開展每項重點工作，都愛抽調政研室的同誌；社科聯每兩年一屆的政府評獎，全省一年一度的優秀調研成果評比，政研室的文章從來沒落過空；黨校培訓隻要班上有政研室幹部，論文答辯幾乎都是第一名。有人做過統計，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政研室出了四名正廳級、十七名正副處級幹部。一個幹部職數不多的部門能出這麽多領導，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也正應了那句“有為才有位”的箴言。可是，政研人的“有為”都是建立在殫精竭慮學習思考、不畏辛勞苦幹實幹基礎之上的。我和我過去的許多同事都有過這樣的經曆——有時睡到半夜來了靈感，趕緊爬起來記錄那似乎是上天賜予的閃光東西，生怕稍縱即逝，這就是一種“勤”的修為。因為職責所係，政研人必須不停地學習、不停地調研、不停地思考，這些“不停地”更是一種“勤”的表現。可以說，政研人時刻都在汲取營養、探索求新，時刻都在準備釋放知識儲備、挑戰智慧極限。正是在政研室的二十二年，我才得到了鍛煉、得到了磨礪、得到了提高。

庚子年初，我們意外而又無奈地休了一個擔驚受怕的長假。父母早於舊年十一月去了廣東外甥那裏過冬，臘月三十，本不想回保康妻兄那裏團年，可妻姐從外地已回，妻子決意要去陪伴，我們全家隻好趕去保康吃團年飯。大年初一，便讓兒子送我回到襄陽，兒子又返回了保康。從初二開始，我每天到辦公室，對已經整理、篩選的六十多篇五十餘萬字的調研報告，逐篇進行文字審校、修訂完善。累了便閉上眼睛想，如同白駒過隙的從前歲月，自己撰寫的這些調研報告作為一個載體，表達的其實是對襄陽各個不同時期客觀問題的思考、發展思路的探討、創新經驗的總結、決策建議的研究，等等，這是個人足跡的印記，何嚐不是時代步履的留痕。人這一輩子總要做幾件對社會有貢獻的事，總要在走過的路上有所留痕才不枉此生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是有生命的，其精神價值端的是無價之寶！此時此刻，靜謐的襄陽城，寂寥的辦公室，一幕幕漫過心頭的從前的苦和累，卻使自己的身心在這個有些沉重的春天裏添加了一絲輕鬆。

收入本書的文章，均在黨報黨刊或一些專業期刊及網站發表過，收選時我特意在文後作了注明。我以為，這樣做是對發表我文章報刊（網站）的一種誠摯感謝。

本書在出版的過程中，得到了河南中州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襄陽高新區汽車產業園黨委書記、書法家李道祥同誌欣然揮毫為本書題寫書名，湖北長元印務科技有限公司為本書提供了優質服務，在此一並深表謝意。本書疏漏懇望讀者不吝賜教。

（稿於2020年2月，原載河南中州出版社《襄陽報告》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