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月底回東京的,而先生離開那個避暑勝地要比我早得多。分手時,我問先生:

“以後我可以不時去尊府拜訪您嗎?”

先生極為平淡地答複道:

“哦,歡迎。”

當時我自以為跟先生已經很親密了,所以內心期待著他說兩句熱切貼己的話。老實說,他這種不痛不癢的回答稍稍挫傷了我的自信心。

在此類事情上,先生經常令我失望,而先生似乎既像是有所察覺,又像是渾然不知。不過說也奇怪,我盡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嚐著這種輕度失望的苦澀,卻從未因此而想過要疏遠先生。與此相反,每當我因此而略感惶恐,就想要再進一步,離他更近一些。我覺得倘若我離他更近一些,那麽我所期待的某種東西遲早會呈現在我的眼前,並令我心滿意足。我那時很年輕,這不假,不過也並不是願意跟所有人都敞開心扉,為之熱血。當時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麽唯獨對於先生會如此傾慕。一直要到先生去世後的今天,我才終於弄明白。那是因為,先生從一開始就沒有討厭我。先生時不時流露出來的看似寡淡的話語和冷漠的舉動,其實並不是要有意疏遠我的內心不快的表現。那是可憐的先生在對想要親近自己的人發出警告:止步吧!我是不值得你如此親近的。看似不理會他人好意的先生,在看不起他人之前,首先就已經看不起自己了。

我自然是懷著要去拜訪先生的念頭而回到東京的。那時離開學還有兩個星期,我原打算在此期間去拜訪,不料回來後過了兩三天,在鐮倉時湧起的那種迫切心情漸漸地淡薄了下來。更何況大都市五光十色的氛圍,與記憶複蘇所帶來的強烈刺激一起,濃重地浸染著我的心。每當我在大街上看到學生的臉龐,便深深地感受到其對於新學年的向往和緊張。就這麽著,我一時竟將先生忘到了九霄雲外。

開學後過了一個月左右,我心裏便生了倦怠,原先緊繃著的神經也鬆弛下來。我開始帶著空虛的表情走在大街上,又以尋覓的眼神掃視著自己的房間。這時,先生的麵容從我的腦海裏浮現了出來——我又想跟先生見麵了。

第一次去先生家登門時,先生外出了。第二次去拜訪他,我記得是在下一個星期的星期天。那天的天氣很好,蔚藍色的天空一碧萬頃,而那種令人心曠神怡的色彩仿佛會滲入人的肌膚,沁入心脾之中。然而,那天先生也不在家。

在鐮倉那會兒,先生親口對我說,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裏,甚至還說他是不喜歡出門的。可事實上我兩次造訪都撲了空,故而回想起他以前說過的話後,便沒來由地對他感到不滿了。

當時我並沒有立刻轉身離去,而是望著女傭的臉,略顯躊躇地呆立著。那女傭還記得上次曾替我傳遞過名片,她要我在玄關口稍等片刻,自己則轉身進屋去。不一會兒,一個像是夫人模樣的婦人走了出來。是一位十分美貌的夫人。

夫人熱情周到地告訴了我先生的去向,說是先生有個習慣,每個月到了某一天,就一定要去位於雜司穀的墓地[1],給某位亡靈獻花祭拜。

“今天他剛出門,走了還不到十分鍾吧。”夫人頗為抱歉地說道。

我點點頭告辭。朝著鬧市區方向走了一百多米,突然想到自己不妨也去雜司穀,權當散步也好。與此同時,是否會半路巧遇先生的好奇心也隨之而起。於是旋踵折回原路。

[1]即現在的東京都豐島區雜司穀靈園。夏目漱石的五女雛子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夭亡後即葬在那裏。後來夏目漱石於明治四十九年(1916)去世後也葬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