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導讀

本專題的主題其實是兩個：“民本”和“仁愛”。二者判然有別，卻又相互關聯，構成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學的核心內容。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寶貴的思想資源之一，源遠流長，曆久彌新。翻開古代中國史即可發現，不論哪一時期，隻要當政者重視民本，就能創造一個輝煌的盛世。史學家侯外廬曾指出，古代中國與“古典的古代”的古希臘、古羅馬在文明起源上就出現了分歧。古希臘、古羅馬所走的文明路徑是：氏族血緣關係解體，財產私有得到了空前發展。侯先生稱之為“人惟求新，器惟求新”。而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不僅氏族血緣關係未打破和解體，相反國家直接在氏族血緣關係基礎上建立，國在家中，家國同構。與此相聯係，財產私有很不發達，土地公有轉化為國家皇族所有，侯先生稱之為“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應該說，民本思想的發生發展與華夏文明這一特征是分不開的。《尚書·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撇開今古文之爭，這是中國古代文獻第一次明確提出民本的概念，對後來的曆史和思想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上古文獻保存了大量關於重民、敬民、愛民、裕民等思想資源，“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等名言輝映今古，至今仍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秦漢以降，民本思想開始走向製度化。家國同構的政治生態，使得有見識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對民眾的疾苦感同身受。因為人民不僅是統治的基石，更是這個跨血緣氏族的成員，作為大家長的統治者，對待人民的正確態度理所當然就不是壓榨、壓迫，而是保護、愛護。

因此，表達對人民的關心，努力避免政策對人民的危害，也成為數千年來文學創作的恒常主題之一，產生了難以數計的優秀作品。這些熠熠生輝的思想文本，對於我們建設現代文明社會，建設民富國強的現代化中國，依然有著很大的作用。《尚書·五子之歌》率先正式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思想，開民本之先河。《左傳》更進一步，提出了“天生民而樹之君”的民本君用觀。在這個基礎上，理解子產的防民之口“猶防川”，就顯得理所應當。孟子“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憤怒地指責統治者“率獸而食人”，並提出了震古爍今的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孟雖然主張有異，但對於重民愛民則如一。荀子傳述了“君舟民水”的思想，且重新論證了“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的古典民本理論。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戎馬倥傯之餘，也能關心人民疾苦，“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就是其憂民胸懷的真實寫照。李白的《宿五鬆山下荀媼家》和杜甫的《客從》反映的並非亂世，而是千秋稱道的“開元盛世”。盛世如此，則一觀《垂老別》，“安史之亂”後民瘼可知矣。蘇軾的《荔支歎》與杜牧詩可謂異曲同工，詠物而不滯於物，所歎豈唯荔枝！如此，則張可久的《賣花聲·潼關懷古》縱覽千古的“讀書人一聲長歎”也就落到了實處——秦漢如何，唐宋又如何，都隻是“生民塗炭”！用魯迅的話來說，不過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這裏的李贄《老子解》選文，恰恰就表明了早期啟蒙思想者不願意做奴隸，而極力爭取平等的努力。被視為“異端”的李贄，偏偏能契合現代文明，提出“聖人與萬民同一中”的思想。明末清初，是“天地大崩解”的時代，思想家們層出不窮，但在政治思想上，黃宗羲無疑是跨時代的，他在《原君》裏大聲疾呼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即令清末，不遑多讓，可謂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巔峰。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民本畢竟不等於民主，兩者的差異不可以道裏計。我們需要關心的是，民本思想是否有可能成為中國自身的民主內生性萌芽呢？這個問題目前眾說紛紜。但較具共識的一點是，幾千年以來，真正進入統治者視野的是民生問題，民生的本質就是民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要義就在於民本是一種工具理性的視角，“邦寧”才是統治者真正的目的。所以，盡管民本思想發展到鄧牧的《君道》、黃宗羲的《原君》，敢於公然指斥君主，張揚民意，但是，這仍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事實上，中國傳統本身並不具備萌生真正民主的思想土壤，“仁愛”思想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就表明了這一點。

有了民本，才會有仁愛，仁愛是民本的合理延伸。沒有對人民之於統治的重要性的深刻認識，是不可能明了仁愛的意義的。民本是基礎，仁愛是升華。作為一種思想，仁愛比民本要深刻得多。仁愛思想雖然同樣在三代就已經萌芽，但直到孔子，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仁愛思想，貫穿於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始終，也主要存在於曆代儒者的主張之中。（這一點，需要與墨子主張的“兼愛”區別開來，故本專題不選《墨子》）一本《論語》，提到“仁”的次數多達109次，比較清晰地體現了孔子以“仁”為核心，改造古禮的思想和方法。孔子的“仁”，首要含義在於“仁者愛人”，其“為仁之方”在於“忠恕之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加以發揮，提出了“不忍人之政”和“四端”說。在孟子看來，“仁”跟利益沒有必然的聯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提出了仁愛的根本次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對宋明理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曾在《原道》中加以歸納，曰：“博愛之謂仁。”到了宋代，理學大盛，終於孕育出了“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僅如此，張載還在《西銘》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追求，使得仁愛思想終於體係完善、次第清晰，即仁者修身、孝悌為本、仁民愛物，層層推擴，直至“民胞物與”的宇宙胸懷。從本質上來說，儒家的這種仁愛觀是建立在親疏遠近、尊卑貴賤的等級觀念基礎上的“等差之愛”，具有同心圓式的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層層擴展的特點，總體上展現了古人對於“修齊治平”的遠大抱負。

繼承發揚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仁愛精神，對於當下培養同情、關心、愛護他人的社會公德意識，和熱愛、保護自然環境的自覺意識，實現社會的全麵和諧，都有著積極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