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錢瑗按照留學計劃，赴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讀英國語言學。她適應得好，功課也長進得快。錢鍾書與楊絳因有在英留學的經曆，大有內容分享給錢瑗，一家人書信往來不斷。那時寄到國外的信要由大使館轉接，一封信要走二三十天。每次錢瑗來信，老兩口都搶著讀。每逢看到錢瑗考試“超英（超過英國同學）”，學有所得，都很開心。
錢瑗原本隻要在英國留學一年，後來延長到兩年。爸爸媽媽心裏矛盾，既想讓她多學些，又不舍得女兒久離家。錢鍾書更是悵然若失，終日惶惶，寫信給朋友說：“愚夫婦遂不免如美國話所謂‘empty nest syndrome（空巢症）’矣。”
錢瑗長大後與爸爸媽媽徹底處成了朋友，除了生活上彼此照應，文章學術上也無話不談。她很欣賞媽媽的文風，曾點評說：“媽媽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還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是咖啡加洋酒，濃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從俄語改學英語後，錢瑗有時學得費力，一個詞查五本詞典都找不到，便向爸爸討教。爸爸決不直接告訴她答案，隻讓她繼續查。
1963年，錢瑗到大興縣禮賢公社“四清”，連過年都沒回家過，次年四月份才回家。1965她年又到山西“四清”，次年五月份回家。她成績斐然，由工作隊黨員介紹“火線入黨”，成了“拉入黨內的白尖子”。楊絳無法想象“四清”工作有多繁重，隻知道她每次回家都要帶回一身虱子。楊絳隻好將女兒的衣服全部仔仔細細洗一遍。
“**”爆發後，因錢瑗是“拉入黨內的白尖子”，哪個革命團體都不要她。但她也不能做“逍遙派”，便一人單幹，自稱“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讚助哪派，為此還相當受重視。為此，錢瑗在“文革”中，竟然好好生活了下來，沒犯錯誤。
父母婚姻幸福，錢瑗的婚姻卻很坎坷。誌同道合的丈夫王德一在“文革”中自殺，她便有了陪父母終老、不再嫁人的念頭。五年後，她才嫁給了楊偉成。錢瑗一生沒有生育。楊偉成與前妻有一兒一女，她待這兩個孩子比待親生孩子還要好。為了與繼子女有共同語言，她會找以往並不會看的電視劇來看。但她實在是忙，後來隻有時間看內容簡介。她待自己的婆婆很好。婆家大姐在香港得喉癌去世，一家人怕婆婆受打擊，隻敢一點一點告訴婆婆。錢瑗想盡一切辦法，把消息委婉地透露給婆婆。婆婆總算沒有暈倒，這全靠了錢瑗。
在爸爸媽媽家，她不像是孩子，反倒像家長。楊絳的三姐曾說：“你們一家呀，圓圓頭最大，鍾書最小。”楊絳的姐姐妹妹都覺得對。錢瑗會照顧她，像姐姐；會陪她，像妹妹；會管她，像媽媽。錢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隻配做我的弟弟。”
錢瑗工作能力很強。楊絳曾對錢鍾書感歎：“她真是‘強爹娘，勝祖宗’。你開會發言還能對付，我每逢開會需要發言，總嚇得心怦怦跳，一句也不會說。阿圓呢，總有她獨到的見解，也敢說。那幾個會，她還是主持人。”
錢鍾書隻好歎氣：“咱們的圓圓是可造之才，可是……”
楊絳心裏也是痛惜，她把阿圓看作自己的生平傑作，但這顆良好的“讀書種子”並沒有遇到適宜的土壤。抗戰時，物質條件極差，錢瑗正長身體，但想吃頓肉都難。抗戰結束，錢瑗還沒過幾天舒坦日子就得了骨結核，整個學齡期幾乎都在病榻上度過。好不容易身體狀態好轉，錢瑗卻趕上高中背糞桶、大學下廠下鄉、畢業下放的時代。錢瑗總是在忙。爸爸媽媽的成分如此差勁，她竟還能入了黨，可以想見她付出了何種努力。
可惜這粒“讀書種子”，剛剛喘息著發了點芽，便被命運連根拔掉了。錢瑗的身體出現了問題，先是持續咳嗽，又是腰疼。同事們勸她去看病，她舍不得時間，在家裏吃了點藥了事。她向楊絳打趣，說自己腰疼是因坐公交車“閃”的。她每天背一個大包，從13路轉22路，乘客都熟了。有人問：“大媽，您什麽時候退休啊，瞧您的大書包占一個人的位子。”其實錢瑗往來很少能坐著，都是站。楊絳聽了，一點都沒有覺得好笑，心疼極了。
1996年春季，錢瑗的腰痛突然加劇。她瞞著母親，向係裏求助，係裏將她“押送”到醫院接受檢查。這次，醫生發現她脊椎發生病變，得了骨結核，不排除有癌細胞增生的可能；又經查，發現肺有問題。她轉院到北京溫泉胸科醫院，經專家會診，確診肺癌晚期。此時她肺積水，癌細胞擴散，已經病入膏肓了。
許多人都說，錢瑗的病是生生累出來的。此話並不誇張。
錢瑗淡泊名利，可重視肩上的責任。因為學校人手不夠，她這個博導除了負責研究生的課還開本科生的課。她住在城裏，來往不便，所以課安排得集中，一周有兩個上午要上四節課。四節連軸轉是很累的。為了上好課，她像部隊處於一級戰備那樣，精神亢奮而緊張。北京交通高峰時常堵車，為了不誤課，錢瑗隻好早起早走。但她勞累一天，回家之後還要備課、改卷子，總忙到深夜。楊絳總覺得她有改不完的卷子、備不完的課。一次因夜間工作起得晚了，她匆匆梳洗後出門，一路急走，趕到車站，盼車、擠車，總算到了學校，鬆了口氣。可上教學樓的台階時，她一低頭，發現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黃一黑。她隻好請一位住校的老師趕緊回家把他夫人的鞋拿來借用。
除了教學，錢瑗做其他事也認真。錢鍾書下放時將一本《韋氏英語大辭典》帶在身邊，從頭到尾看了三遍，對每個詞條都做了認真的審讀和詳盡的評注。幾千頁的辭典上，每一頁他都用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滿了字，等於重新修訂了這部辭書。錢瑗繼承了錢鍾書的學風。上海一高校編寫的《英語精讀課本》由錢瑗主審，她同樣是逐字逐句，從頭至尾反複讀了幾遍，不少書頁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跡。
她的頭銜並不少：中英合作項目負責人，英國《語言與文學》編委，全國高校外語專業指導委員會和北師大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的委員。這些頭銜像枷鎖，捆得她動彈不得。偏偏她又是個實心眼，做什麽事都認真。她是職稱評定評審委員會的成員，每年每到評職稱時，她便會將全國各地提交的論文和專著一篇篇、一本本地讀完，工作量可想而知。有次她發現一篇外省學校提交的論文似曾相識，疑似抄襲。但事關重大，錢瑗不想馬虎，便憑印象找來原書，通讀全文，將涉及抄襲的內容一一列出，並附上書目和頁碼。事後該校寄來了感謝信，肯定了錢瑗所有的努力。
對本不屬於自己的事，錢瑗也熱心幫忙。她發現外語係資料室的管理員勤奮好學，還抽時間旁聽大學課程，便主動為他批改作業，指導他讀書。這一指導就是幾年，從不間斷。終於，這位有誌青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民族大學的研究生。
錢瑗沒有野心，隻想做一名“尖兵”。這名尖兵身負重擔，學校曾評估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但楊絳認為遠不止這個數。她就像一架上緊發條的機器，已經鬆不下來了。
醫生擔心錢瑗的身體，沒告訴她病情，隻告訴了她的丈夫楊偉成。楊絳此時有另一個病人要照顧，自己也是風燭殘年，大家便也沒將實情告訴她，隻說是錢瑗童年得的骨結核複發了。錢瑗病倒，母親楊絳幾乎也跟著病倒了。她既心疼女兒，又要分身照顧兩個病人。錢瑗住的北京胸科醫院遠在西山腳下，錢鍾書住的北京醫院則在北京市中心，楊絳在兩醫院間往返，需要穿過大半個北京城。
錢瑗入院時，脊柱已經被嚴重破壞，需要完全臥床。好在她的護工劉阿姨做事可靠，替錢瑗家減去很多負擔。劉阿姨叫錢瑗“錢教授”，錢瑗不答應，讓她喊“錢老師”，後來幹脆直接喊“錢瑗”。她們相處得很好。
住了院的錢瑗依然閑不住。她一邊打點滴，一邊看書、寫信、工作，忙著指導博士生，給學生修改論文、批作業，還不忘寫文章。躺著寫字困難，劉阿姨便替她扶著紙，讓她把力氣全放在右手上，但她還是寫一會兒就手酸。
錢瑗的朋友和學生們聽說錢瑗病了，從四麵八方趕過來看她。她的小單人病房裏總是充滿鮮花和笑聲。楊絳每次來，看到女兒屋子裏都是花，很漂亮，但女兒的氣色卻是一天比一天差了。她們說不上話，往往醫生一來，楊絳就需要退出去。
錢瑗的身體越來越虛弱，頭發也掉光了。她笑著對同事說：“我現在是尼姑了！”同事也笑：“是個很漂亮的尼姑呢！”她的肺功能逐漸衰退，隻能靠吸氧維持生命；因長期平躺不能翻身，她背上的褥瘡已經潰爛。她全身可供注射的靜脈幾乎都已經紮爛，隻好在肩胛骨開個小口輸液。她不肯讓媽媽去看她，怕媽媽看了她的樣子傷心，也怕媽媽來回奔波受累。
她有力氣的時候，便會與媽媽通電話，電話裏依然是新鮮事滿滿，還常向媽媽索磁帶、書籍。她惦記爸爸，有什麽趣事就會告訴媽媽，請媽媽傳給爸爸。
楊絳起初並不曉得錢瑗的病情，隻道是骨結核，對錢鍾書也稱是圓圓得了骨結核，是幼時的病複發了。後來楊絳已然覺察到不對，卻還是不敢跟丈夫講實情，瞞著丈夫說女兒的骨結核很嚴重，需要一年或者八個月才好，還可能切除壞骨。錢鍾書說：“壞事變好事，從此可以卸下校方重擔了。以後也有理由可推脫不幹了。”
1996年11月3日，醫院給錢瑗下了病危通知書，囑咐家屬準備後事。楊偉成想通知楊絳，又怕嶽母撐不住，便帶了醫生同去。
楊絳聽過消息，竟然出乎意料的平靜。她沒有中風，血壓也沒有升高。待女婿走後，家裏隻剩她孤零零一個人。她仿佛清晰地聽到心在滴血的聲音。
楊絳曉得錢鍾書痊愈希望渺茫，隻願與錢瑗相依為命，未料白發人送黑發人。丈夫與女兒，她都要失去了。
就在錢瑗報病危通知八天後，錢鍾書忽然大喊“阿圓”。楊絳問他，他便對楊絳說：“叫小王送阿圓回去。”楊絳問：“回三裏河？”錢鍾書搖頭。楊絳又問：“西石槽？”錢鍾書沉默一會兒說：“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家裏去。”楊絳答應丈夫轉告阿圓。從此，錢鍾書夢裏隻喊季康、絳或者娘，不再喊阿圓，也絕不問阿圓的病情。
錢瑗自知來日無多，給媽媽打電話時說：“娘，你從前有個女兒，現在她沒用了。”楊絳心如刀絞。
1997年3月3日，楊絳去北京溫泉胸科醫院看錢瑗。阿圓看見她，拉著她的手。楊絳說：“安心睡覺，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錢瑗笑了，像鮮花似的美。她閉了會兒眼，忽然說：“我有一個秘密！”楊絳與楊偉成都沒問那是什麽秘密。那天楊絳帶了阿圓最喜歡的衣服，交給了劉阿姨。
3月4日上午，楊偉成帶了楊絳去看錢瑗，錢瑗未開口，也未睜眼。中午，楊偉成送了楊絳回去。下午，北大的陶潔和北外的吳冰去看她。吳冰說：“錢瑗，我和陶潔看你來了。”錢瑗聽到陶潔的聲音，忽然睜開眼睛，四下看看，目光很清澈，很平靜。此時她的低壓已經量不到了。醫生讓吳冰她們回去，陶潔說：“錢瑗，我走了，你好好休息。”錢瑗居然還點了點頭。下午五時，錢瑗安睡著去了。她終於能休息了。
3月8日錢瑗火化。她曾留下遺囑說不留骨灰，但北師大的師生舍不得，就把她的一部分骨灰帶回學校，埋在一棵雪鬆樹下。楊絳實在想女兒，就悄悄來到學校，在雪鬆旁邊坐一坐。她怕麻煩北師大的師生們，一有人來，便趕忙悄悄地走開。她也知道，阿圓並不在那裏。
三
錢鍾書讓阿圓回她自己家去之後，便再也不肯聽錢瑗的消息。楊絳為了給他寬心，哄他說圓圓穿著鋼絲背心方能坐起。妻子編得有模有樣，錢鍾書信了，又肯聽她說女兒的故事了。
錢瑗去世幾個月後，錢鍾書的身體有些好轉。楊絳想趁他狀態好，將女兒去世的消息告訴他。她用了整整一個星期，一點一點向錢鍾書滲透“圓圓現在沒病了”“她沒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錢鍾書明白了楊絳的意思。但第七天，當楊絳真的說出“她已去了”時，錢鍾書的手還是變燙了。
楊絳安慰他道：“阿必也是3月4日去世，8日火化。”錢鍾書點點頭，喃喃自語道：“必阿姨接了圓圓去了。”
除了二姐，楊絳的八妹楊必是幾個姐妹中去世最早的。她去世時，七妹楊桼曾預言她們姐妹“從小至為大”。果然，楊桼是第二個去世的。三姐閏康病重時，楊絳說：“她在等我先走呢。”錢鍾書忙說：“瞎說，還有我呐！”錢鍾書最後一次住院那年，三姐和大姐相繼去世，隻剩楊絳一人。
隨後，往日的同事和朋友夏衍、周揚、胡喬木一一去世。
楊絳此時經受著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折磨，全憑意念活著。她覺得，論照顧人，男不如女，她要爭取“夫在前，妻在後”，隻想比錢鍾書多活一年。
楊絳的判斷是正確的。無論是在早年間還是生病時，錢鍾書從楊絳這裏汲取的，有很多是母愛的成分。楊絳善於編織，全家的毛衣、毛褲、背心都是她織的。有次楊絳要扔掉一件她為錢鍾書織的舊毛衣，錢鍾書雙手抱住毛衣不肯撒手，說：“慈母手中線。”楊絳事後自己也說：“我待鍾書，慈母的成分很多。他從小嗣出，沒慈母。伯伯對他好，究竟是男人。這對他性格的形成，很有關係。”
楊絳以為，保存手稿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版。此前她已經幫錢鍾書整理了1938年他與陳石遺老先生的談詩錄，取名為《石語》出版。錢鍾書原本是不願意出全集的，三聯書店一再請求，他隻好同意。楊絳邊照顧他，邊幫他審稿。錢鍾書病重，無力撰寫書序，出版社便請楊絳代寫。楊絳以眷屬的身份寫了《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是為代序。《錢鍾書集》出版前，她將這篇序交給朋友們看了又看，慎之又慎。其間，因為《圍城》的版權問題，楊絳還要代錢鍾書打官司。她支撐著八十多歲的身軀，四處奔走，隻求個公正。
錢鍾書的身體每況愈下。自從聽說女兒去世，他的病情急速惡化。他開始還能與妻子說說話，後來無力說話，就捏捏楊絳的手，再到後來，隻能用眼神傳遞愛意了。
還能說話的時候，錢鍾書交代楊絳，他死後不設靈堂，不留骨灰，懇辭花籃，不舉行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楊絳為難：“我自己，這樣辦得到。你嘛，就很難說了。”錢鍾書說：“那就要看我身後的人咯。”
1998年底，錢鍾書搖搖欲墜，身體再也支撐不住。他總是迷糊，說夢話。在一次短暫的清醒間隙，他望著妻子，說：“絳，好好裏（好好生活）。”這是他對楊絳說的最後一句話。
12月19日淩晨，醫生感到錢鍾書情況不好，馬上通知了家屬。楊絳趕到時，錢鍾書已經合了眼。楊絳看他有一隻眼沒合好，走上前去幫他合上。她拉起丈夫的手，還能感覺到溫度，便附在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呐！”
錢鍾書走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聽說後，第一時間趕來看他們。楊絳再三請求院長李鐵映：錢鍾書臨終前要求不進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請組織一定答應他，不然她會一直求。楊絳語氣很堅決，一直說到電梯口。李鐵映沒有作聲，隻說：“你給我出難題了，這事我做不了主。”
那晚，她接到了江澤民同誌的慰問電話。他對錢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希望楊絳先生節哀保重。電話最後，江澤民同誌說：“楊絳同誌，非常佩服你們，你們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中央同意不舉行儀式。”
錢鍾書火化那天，楊絳隻讓幾個親友去送。錢鍾書穿著中山裝，裏麵穿的是她親手織的毛衣毛褲，身上蓋著白布單。楊絳在他身上撒了些花瓣，陪他一路走到火化爐前，久久不肯離去。她掀開蓋在丈夫臉上的白布，輕輕撫著他的臉，又幫他摘下眼鏡，平靜地看著他在火中化為灰燼。
沒有人知道，那時楊絳在想什麽。是清華園的四目相望？是他們熱鬧的婚禮？是錢瑗出生時他笨拙為她熬雞湯的樣子？還是他總握著她的那雙手？錢鍾書沒有食言，正如抗戰時他承諾的那樣，他們隻有死別，不再生離。
按照丈夫的遺願，楊絳沒有領回他的骨灰，隻將他就近拋撒在北京的荒野中。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我們仨”，從此失散了。
即便楊絳盡力以最簡單的方式處理了丈夫的身後事，錢鍾書去世的消息還是很快傳開，世界各地的吊唁信如雪片般飛來。人們悲痛、哀傷、惋惜。或許，楊絳並不想如此驚擾世界；又或許，楊絳能從這些安慰中獲得一絲絲慰藉吧。
打掃戰場
一
錢鍾書去世後，楊絳不再喜歡出門，也閉門謝客。她要“打掃戰場”，做完丈夫與女兒未完的工作。這些年來，錢鍾書的手稿一直隨他們顛沛流離，被箱子、麻袋、枕套裝過，去過幹麵胡同、幹校和三裏河。它們也上了年紀，磨損的磨損，殘破的殘破。楊絳依然珍愛它們。她把零散的手稿收集起來，將殘破的手稿一張一張拚貼好，整理好後陸續交付出版。她笑稱自己是“錢辦主任”，說這是她晚年最牽掛的事。有了這位“主任”，讀者們便可以在錢先生去世後，仍能持續讀到錢先生的“新作”。但她自認為來日無多，怕自己來不及做完這些工作，常常因焦慮而失眠。
錢鍾書讀書向來有做筆記的習慣，他讀書不止讀一遍，還會兩遍三遍地讀，筆記也會一再增補，因此筆記的質量很高。他深信“書非借不能讀也”，借來的書，做完筆記便歸還了；買來的書，做完筆記就隨手送人了，因此他們家並沒有很多藏書，倒是留了許多筆記。因此，整理錢鍾書筆記就成了楊絳一項重要的工作。中、英、法文的筆記，楊絳是讀得懂的。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她並不懂。翻譯《圍城》的德國漢學家莫宜佳博士自告奮勇，整理了錢鍾書全部的外文筆記。楊絳與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錢鍾書去世二十年間，楊絳大約整理了錢鍾書的外文筆記一百七十八冊，三萬四千頁，中文筆記數量大致與此相當；另有“日劄”二十三冊，兩千餘頁。這些筆記整合在一起，足足有四十餘卷。錢鍾書惜時如金的一生，都在這一卷卷筆記中凝結成晶。
楊絳熱愛的翻譯和寫作也仍在繼續。2000年，楊絳翻譯的《斐多》出版。《斐多》又作《裴多》，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作品，記述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就義前與朋友討論正義與不朽的對話。蘇格拉底極擅長辯論與演講，他的哲學思想全部蘊藏於與朋友的對話中。朋友與學生們撰寫的談話錄，便成了研究蘇格拉底哲學的第一手資料。楊絳翻譯的《斐多》，並無一般哲學著作的晦澀難懂，讀者讀時，就像在聆聽好朋友間的談話。她曾在後記中講道：“我是按照自己翻譯的慣例，一句句死盯著原文而力求通達流暢。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談論，該是隨常的談話而不是哲學論文或者座談會上的講稿，所以我盡量避免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有戲劇性的對話譯成如實的對話。”
她曾與傅雷探討外國文學中音譯的名字，表示討厭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想把名字一概中國化。傅雷當時表示此事不可，但兩人未來得及仔細研究這個問題，傅雷便去世了。在《斐多》中，楊絳終於有機會實踐了這個創新。她在《前言》中說：“人名地名等除了個別幾個字可翻譯，一般隻能音譯。一個名字往往需要許多字，這一長串毫無意義的字並不能拚出原字的正確音，隻添加譯文的澀滯，所以我大膽盡量簡化了。不過每個名字不論簡化與否，最初出現時都附有原譯的英文譯名。”這樣既增加了閱讀舒適度，又確保了譯文的嚴謹。
在《斐多》中，哲人們送別朋友與恩師。此時的楊絳，剛剛失去女兒與丈夫，心中同樣充溢著離別悲情。甚至可以想象，楊絳叩問命運質問生死時，蘇格拉底的智慧讓她相信靈魂擺脫肉體束縛後的自由。她能孤獨度過最哀傷的日子，或許有《斐多》陪伴與開釋的作用吧。
但她止不住思念，想錢鍾書，想錢瑗，終於不堪其擾，動手寫了《我們仨》。其實他們一家三口早就有意寫這本書，還分好工：錢瑗寫父母，楊絳寫父女倆，錢鍾書寫母女倆。但他們仨都忙，這個願望一直被擱置。錢瑗病中想起這事，自知來日無多，便請求媽媽把《我們仨》的題目讓給她寫，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來。她寫的第一篇文章是《爸爸陪我玩》，又陸陸續續寫了五篇，直到不能進食還在寫。楊絳看了心疼，勸她停一停。這一停，錢瑗再沒能重新拿起筆。
平日裏楊絳都是一副堅強模樣，她不示弱，也不怎麽掉眼淚。從錢鍾書去世到火化，她一直沒有哭，她說錢鍾書不喜歡別人哭他。在《我們仨》裏，她終於找到出口，釋放自己的脆弱與無助。
《我們仨》像是寫了一個夢，夢裏亦真亦假，像受到重大打擊的人輕飄飄的精神狀態，又充滿了隱喻。《我們仨》分三個部分，分別是《我們倆老了》《我們仨走散了》《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我們倆老了》便是第一個夢。在夢裏，錢鍾書本與她一道走，忽然就不見了，任憑她怎麽找都不找到。她很慌，覺得自己被拋棄了，又急又怕地醒過來，發現錢鍾書就在她身邊安睡。她怪丈夫在夢裏丟下她一個人，錢鍾書也不辯解，隻說那是老年人常做的夢，他也會做。第一部分就這樣結束了。但寫到這裏的楊絳，會不會希望這幾年發生的事就是一場夢，醒來後錢鍾書依然在身邊呢？
第二部分則是又長又痛苦的夢。夢裏，她回到了錢鍾書八十四歲那年。原本好好在家與女兒嬉鬧的錢鍾書，忽而就被來路不明的車接走了。等找到他時，他變成了隻能躺在鋪著白床單的**的病人。他的床在一艘小船上，船停在河中，碼頭楊柳依依。楊絳找了間旅店，每天都到船上去看他。錢瑗有時也來，拉著他的手，陪他聊天。忽然有一天，錢瑗對她說，媽媽我的腰很疼，我要走了。忽然又一天，錢鍾書的船也不知去哪裏了。
這大概是楊絳最痛苦時刻的隱喻。錢鍾書八十四歲那年住院，從此再沒回家。對楊絳而言，有錢鍾書的地方才是家，錢鍾書不在，家也就成了旅館。錢鍾書登上小船之日，就是躺上病榻之時：他隨時都會漂走，去向她尋不到的地方。
外人很難想象，年近九十歲的楊絳，獨自奔波於醫院之間，既要承擔照顧病人的勞作，又要忍受失去愛女的傷痛，中間經曆了怎樣的折磨。大概是痛到極致的人，才會把刺穿她靈魂的苦痛，全然幻化成夢吧。
第三部分則擺脫了夢境，回憶起他們仨在一起的往事，成為實打實的生活。大概重溫那些美好的往事時，楊絳才是真真切切地活著。她從赴英留學開始講起，那是她與錢鍾書新婚甜蜜的時刻。她的文字隨著時光流淌，一直到他們三人舞台劇的落幕。
2003年，《我們仨》出版了。文字如楊絳以往的風格，平淡中蘊藏著無限深情。人讀罷想要流淚，卻不能放縱悲傷，隻好長久地回味、遐想。楊絳在書後附了錢瑗病中寫的五篇文章，算是幫女兒實現了心願。
《我們仨》讓無數讀者動容，獲得了那年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第一名。同年，中華文學人物的評選結果揭曉，楊絳全票獲得“文學女士”稱號，獲得“文學先生”稱號的是巴金。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炯說，“文學先生”與“文學女士”的稱號是對作家全麵的考量，除了文學成就，對其人品的評判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標。
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楊絳文集》，包含她的主要創作和翻譯作品。這是迄今匯集楊絳先生作品以及圖片最為完整的作品集。楊絳為這部作品集作了序，總結了自己的創作生命：
我不是專業作家；文集裏的全部作品都是隨遇而作。我隻是一個業餘作者。
早年的幾篇散文和小說，是我在清華上學時課堂上的作業，或在牛津進修時的讀書偶得。回國後在淪陷的上海生活，迫於生計，為家中柴米油鹽，寫了幾個劇本。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先在上海當教師；解放戰爭勝利後，我在清華大學當教師，業餘寫短篇小說和散文，偶爾翻譯。“洗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後，我調入文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寫學術論文；寫論文屢犯錯誤，就做翻譯工作，附帶寫小量必要的論文。翻譯工作勤查字典，傷目力，我為了保養眼睛，就“閉著眼睛工作”，寫短篇小說。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親是反清革命運動的“人物之一”，囑我寫文章講講我父親的某些觀點。我寫了《一份資料》。胡喬木同誌調去審閱後，建議我將題目改為《回憶我的父親》；我隨後又寫了另一篇回憶。我又曾記過錢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憶而是他本人的回憶。我就在研究和寫學術論文的同時，兼寫小說和散文，還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一九八七年退休後，我就隨意寫文章。錢去世後，我整理他的遺稿，又翻譯了一部作品，隨事即興，又寫了長長短短各式各樣的散文十來篇。
全部文章，經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門別類。一半是翻譯，一半是創作。創作包括戲劇、小說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寫意、記事、記人、論學、評書等。文章既是“隨遇而作”，按時期編排較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刪棄。文章揚人之惡，也刪。因為可惡的行為固然應該“鳴鼓而攻”，但一經揭發，當事者反複掩飾，足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還當謹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寫的文章，盡管句句都是大實話，也刪。有“一得”可取，雖屬小文，我也留下了。
我當初選讀文科，是有誌遍讀中外好小說，悟得創作小說的藝術，並助我寫出好小說。但我年近八十，才寫出一部不夠長的長篇小說；年過八十，毀去了已寫成的二十章長篇小說，決意不寫小說。
至於創作小說的藝術，雖然我讀過的小說不算少，卻未敢寫出正式文章，隻在學術論文裏，談到些零星的心得。
我寫的小說，除了第一篇清華作業，有兩個人物是現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說裏，也有一個人物是現成的，可對號入座，其餘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純屬虛構，不抄襲任何真人實事。曾推許我寫小說能無中生有。的確，我寫的小說，各色人物都由我頭腦裏孕育出來，故事由人物自然構成。有幾個短篇我曾再三改寫。
她一直對錢瑗坎坷的人生“意難平”，惋惜又自責。錢瑗像一個符號，代表了一代人並不順遂的命運，引來許多人的共鳴。錢瑗周圍的親朋好友亦有此感。2005年，楊絳與錢瑗繼子、繼女、師長學生、同事好友合著的《我們的錢瑗》出版。在書中，人們不僅能看到錢瑗，似乎也能看到千千萬萬善良勤勞的人在時代的擠壓與波瀾中求生與放逐。
2007年，《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出版了。這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寫這位年近百歲的老人對生老病死的思考、對人本質的探索、對命運的追問與體悟，第二部分則是對錢鍾書之前的著作《寫在人生邊上》中一些問題的注釋。
這是楊絳在世時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但此後她一直沒有停止寫作。
楊絳晚年的創作，大多是“向內的”精神探索，或回歸往昔，或深入靈魂。周國平評價她晚年的文章時說：“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我分明看見她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為了讓這顆靈魂帶著全部最寶貴的收獲平靜地上路。”
二
北京三裏河那一帶的寓所，隻有一戶沒封陽台，那便是楊絳家。她與錢鍾書都喜歡看窗外的一片藍天，錢鍾書走後，她一直保留著這個愛好。
寓所的房間依然是光禿禿的地板配白灰牆，樸素、幹淨；牆壁上掛著“二分湖水三分竹，九日春陰一日晴”的對聯；客廳也是以前那個樣子，家具也沒有搬動；牆壁上掛著“我們仨”的合影，錢鍾書與錢瑗都笑盈盈的，好像都還在，隻是出遠門去了。
但楊絳此時是一個人。她與阿姨一同住，幫忙整理錢鍾書筆記的莫宜佳也常在。三人吃飯時就聚在一起，開開心心聊天，飯後就各自做各自的工作。失去了摯愛的楊絳，展現在人麵前的樣子依然優雅、從容，沒有頹態。她一輩子整齊幹淨，哪怕過了一百歲也是如此，總是穿著利落，清清爽爽。
錢鍾書的堂弟錢鍾魯的妻子陳霞清常去看她。陳霞清每次去前都要與阿姨約定見麵時間，因為堂嫂要打扮好後才見人。陳霞清很佩服堂嫂，因為她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舊的，但特別有氣派。看來“腹有詩書氣自華”是有道理的，人的精氣神在骨不在皮，更不在裹著肉身的那層衣服裏。
錢鍾書去世後，費孝通放心不下楊絳，去看過她。年輕時神采飛揚的兩個人，現在都已白發蒼蒼。幾十年白雲蒼狗，如彈指一瞬，又像是一場夢。費孝通沒忘記他們相伴讀書的日子，楊絳雖也珍惜，但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楊絳與他敘話，送他出門，對他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後就不要知難而上了。”
她記得錢鍾書對她的囑咐，一直好好生活。晚年間，她吃得很清淡，常買大棒骨來熬湯，用湯煮木耳吃。她睡眠不好，在最悲傷的日子裏，常需借助大把大把的安眠藥才能睡著。後來她適應了睡得少的生活，每天淩晨一點半睡，早上六點半就起了。
她堅持鍛煉身體，每天不僅要練大雁功，還要走路。她手裏握上七支鉛筆，在房間裏來回走，每走一千步就放下一支鉛筆，直到把七支鉛筆全放下為止。天氣好的時候，她也會下樓散散步。鄰居見她身體硬朗，說她能活到一百二十歲。她笑著搖搖頭說：“不，那樣太苦了。”
2001年7月，楊絳九十歲生日。她不想張揚，就在清華校園招待所裏住了一周，每天在校園裏轉轉，散散步。其間，她隻與很少幾個親友在一起吃了麵條和一個小蛋糕。她堅持自己花錢，說自己生日，要請大家吃飯。
同年9月，她又回到摯愛的清華，宣布把錢鍾書與她全部的稿酬版稅，包括今後的版稅捐贈給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勵基金，扶助那些好讀書且能好好讀書的貧寒子弟順利完成學業。當年上半年，他們的稿費就達到七十二萬元，楊絳悉數捐出。
捐贈會上，她的善舉引來一片喝彩。清華大學的代表將印有“功存教育，義聲長孚”的榮譽證書頒給了這位九十歲的老先生。楊絳起身講話：“這次是我一個人代表三個人說話，代表我自己、已經去世的錢鍾書和女兒錢瑗。期望得獎學金的學生，永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清華校訓，起於自強不息，終於厚德載物，一生努力實踐之。”講話最後，楊絳先生說：“謝謝清華大學幫助我實現了我們一家三口人的心願。”
2011年，她過百歲生日。大家無論如何也想幫她慶祝，她隻溫和地說：“天太熱，你們在家替我吃一碗壽麵，別麻煩大家了。”
朋友們建議她借百歲生日，與讀者做一次交流。她考慮過後，選擇接受《文匯報》的筆談專訪請求。在這次筆談中，她談到家庭對自己的教育，談到錢鍾書，談到翻譯和寫作，談到隱忍與信仰。整個談話充滿了百歲老人的智慧與大度，卻無半分暮氣。在筆談結尾，楊絳說：“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很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汙的汙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隻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
2013年，已經一百零二歲的楊絳又打起了官司，這次是因錢鍾書手信拍賣案。5月份，有媒體報道，一批總量逾百件的錢鍾書、楊絳信劄手稿藏品，將於6月22日在北京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
這家公司拍賣的藏品包括六十六封錢鍾書書信和《也是集》手稿、十二封楊絳書信和《幹校六記》手稿、六封錢瑗書信等，主體是錢鍾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其中涉及不少對曆史和學人的評判。
獲悉此消息後，楊絳立即給李國強打去電話質問：“我當初給你書稿，隻是留作紀念。通信往來是私人之間的事，你為什麽要把它們公開？”
楊絳隨後又發出聲明，堅決反對拍賣，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她將訴諸法律。北京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被迫停止了拍賣。楊絳以侵害著作權、個人隱私權為由，將該公司告上法院。
2014年2月，北京二中院判決中貿聖佳公司停止侵害涉案書信手稿著作權行為，賠償十萬元經濟損失；中貿聖佳公司、李國強停止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共支付十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就其涉案侵權行為向楊絳先生公開賠禮道歉。
楊絳維權初勝，但被告中貿聖佳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4年4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被告請求，做出了維持原判的決定。
一百多歲的楊絳，再次討回了公道。
三
楊絳的聽力越來越差了。朋友和晚輩們來拜訪她，談的話她一句都聽不見。後來他們想了主意，每次來看楊老都帶紙筆，爭取與她筆談。楊絳聽力不好，頭腦卻是清晰。她總是笑眯眯的，溫柔地寫下一行又一行字。有次他們談得精彩，一個晚輩就想將筆談用的筆記本要回去做紀念，楊絳緊緊抱著筆記本，笑哈哈地說：“不給，這是我的！”仿佛像個孩子。
就在大家期待楊絳可以一直這樣過下去，至少活到一百一十歲時，楊絳的身體出現了問題。
早在錢鍾書生病時，楊絳便覺得消化不好，頭暈，暈的時候天旋地轉，不能睜眼，不能吃東西，不能動，隻能閉目休息。她對錢鍾書說，她覺得自己像一杯水，杯子在旋轉，水就隨著旋轉，坐著不覺得，走路如同踩著雲霧，飄飄浮浮。一旦有汽車來，她就隨風欲倒，她要馬上揪著錢鍾書。錢鍾書也不知道這是什麽道理。後來經過檢查，楊絳才知道自己得了冠心病，左心室肥厚，主動脈硬化，還有高血壓。
2011年，她被查出心力衰竭，但她並不怎麽在意。錢瑗和錢鍾書走後，她活得節製，卻一直“視死如歸”。至於自己的生命，她已然覺得圓滿，再無遺憾。
2016年5月25日淩晨1時10分，楊絳睡去了，終年一百零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