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李嘉誠不露聲色地大量購入九倉股票，從每股十幾港元一直買到每股三十幾港元，共吸納了約2000萬股，幾占九倉已發行股份的20％。
這時，市場上開始流傳李嘉誠有意收購九倉。
當怡和驚覺李嘉誠的行動後，立即部署反收購戰。無奈自己在70年代中前期大規模投資海外，贏利不佳，導致資金短缺。為了使九倉不落入華資之手，怡和在股票市場上以高價增購九倉股票。但是，不斷攀升的股價，讓怡和不堪重負。而就在這時，市場上又傳出當時更具聲望的“船王”包玉剛有意於九倉。
無奈之下，怡和轉向同是英資的匯豐銀行求助。1978年7月，匯豐應怡和集團要求找李嘉誠商談，匯豐大班沈弼正式出麵請李嘉誠放棄收購。
拿下九倉當然會使李嘉誠如虎添翼，但匯豐銀行介入、包玉剛有意，九倉股票已升至高位；如果急流勇退，並順水推舟，則既可更密切與匯豐銀行、包玉剛之間的關係，又可在股票的買賣中獲取巨資再作他想。在權衡利弊之後，7月26日，李嘉誠毅然將所持九倉股票轉售予包玉剛，長江實業收購九倉計劃戛然而止。
隨後，包玉剛接過李嘉誠手中的九倉股票，繼續與怡和較量。
參與九倉的爭奪，是包玉剛事業的一次重大轉型。當1976年美國《新聞周刊》封麵上的“世界船王”肖像油墨未幹時，包玉剛已經開始琢磨“棄舟登陸”，將家族的投資作重大戰略轉移。
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先後爆發的兩次世界性石油危機，已經使敏銳的包玉剛覺察到世界航運業可能出現大衰退；而70年代末中國氣候的回春，更使包玉剛下定決心，讓浮在海上的財產紮根於香港大地。
早在李嘉誠不動聲色地在市場上吸納九倉股票時，包玉剛也已經盯上了九倉。包玉剛從李嘉誠手上購入九倉股票之後，1978年9月5日，公開向傳媒宣布他本人及其家族已持有15％～20％的九倉股票，成為九倉最大股東。他同時表示，無意購入更多九倉股票。
在此項宣布後數日，九倉董事局被迫邀請包玉剛及其二女婿吳光正加入董事局。
當時人們相信，九倉事件已暫時告一段落。其間，香港股市大幅回落，九倉股票也從最高價的每股49港元跌至22港元，九倉事件似乎漸漸沉寂。
然而，九倉爭奪戰其實才剛剛開始，雙方隻是從明爭轉為暗鬥。包玉剛和置地公司開始各自不動聲色地吸納九倉股票。從1979年3月起，九倉股票再度持續攀升。
1979年年底，雙方的爭奪漸趨表麵化。12月7日，置地公司宣布收購怡和證券手上的九倉股票，所持九倉股權增至20％，相當於包玉剛在1978年9月5日公布所持有的九倉股權。與此同時，怡和將所持怡仁置業的股權全部出售，置地則將中環的金門大廈出售。1980年4月9日，置地宣布供股。這一連串的措施顯示置地正在籌集資金，加強九倉控製權，與包玉剛決一勝負。
包玉剛這時也在為最後到來的決戰作相應部署。1980年4月25日，包玉剛通過旗下一家毫不起眼的上市公司——隆豐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作“蛇吞象”式的收購，發行新股、發行遞延股票等方式籌集資金，以每股55港元價格，向包玉剛家族購入2850萬股九倉股份。
包玉剛通過隆豐國際收購家族持有的九倉股票，得到了匯豐銀行和李嘉誠的支持。匯豐銀行認購了隆豐國際的部分新股，李嘉誠的長江實業則包銷隆豐國際20％的新股。這樣，包玉剛通過隆豐國際持有九倉的股權已增至30％，繼續保持九倉最大股東的地位。
此時，置地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置地雖然以九牛二虎之力增加九倉持股量，但包玉剛並不讓步，仍然保持大股東地位。在可預見的將來，包玉剛極有可能再增持九倉股份。如果置地要爭持到底，則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此困境下，怡和主席紐壁堅為了打破僵局，主動約見包玉剛，但交換條件始終無法達成，談判無果而終。
和平解決九倉爭奪的途徑已被堵死，局勢漸漸發展到雙方公開攤牌階段。
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置地趁包玉剛遠赴歐洲參加國際獨立油輪船東會議之機，搶先發難。下午3時，置地高層會見新聞界，宣布置地增購九倉股份的建議，將以“兩股置地新股加766港元周息10厘的債券”合共以每股價值100港元的價格，購入九倉股票，預算增購3100萬股，使置地持有九倉的股權增至49％（《收購及合並條例》規定超過5成便必須向其他股東全麵收購）。
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增購”行動。置地選擇星期五宣布這項計劃時，包玉剛正在歐洲參加會議，並準備在下周一會見墨西哥總統，其間周六、周日為公眾假期，籌資難度巨大。置地將包玉剛可能有的反應都已計算在內，可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這更是一次周密部署的“增購”行動。搶先發難的置地以股票和債券的形式增持，並將增購價格提高到了每股100港元，迫使包玉剛隻能以每股最少100港元現金的價格提出增購九倉。當初置地握有九倉股票時，每股僅10港元左右，其後增購每股也隻有40～50港元。這樣，即使增購行動失敗，置地也可退而求其次，拋售手中股票套利。
九倉董事之一、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當天早上得知置地增購消息，麵對置地偷襲，立即與遠在倫敦的包玉剛取得聯係。包玉剛隨即展開連串緊急應變行動。
6月21日星期六清晨，包玉剛約見當時也在倫敦開會的匯豐銀行正、副主席沈弼和包約翰。包玉剛表示，他個人目前約有5億港元現金，如果他提出反增購建議，希望匯豐能實時借貸約15億港元現金支持。在獲得沈弼的口頭貸款承諾後，包玉剛隨即電告吳光正，組織律師和財務顧問商討反增購對策，他自己則立即購買返港機票，親臨現場指揮這一戰役。
6月22日星期日，包玉剛取消了星期一與墨西哥總統的會麵，從倫敦趕返香港，與隆豐國際的財務顧問獲多利公司等相關人員商討對策。在探討了各種可能性之後，包玉剛開出了最保險的價碼，毅然以每股105港元現金提出增購。
當天下午7時30分，包玉剛召開新聞發布會。他表示，為了保障個人及家族利益，將以個人及家族的名義，出價每股105港元現金，增購3000萬股九倉股份，期限為星期一和星期二兩天，有關增購手續將委托獲多利公司辦理。
6月23日星期一，香港股市開盤後，大批九倉股東潮水般湧向獲多利公司總部，爭相求售九倉股份。上午11時30分，獲多利宣布完成增購目標，新鴻基證券公司則繼續接受登記，直至下午2時30分。包玉剛在數小時內動用現金約21億港元，使對九倉的控製權從30％增持至49％，順利完成預定目標。
對此，《星島日報》6月24日刊登的“華資團結顯威風”一文寫道：“包玉剛以奔雷閃電的聲威，粉碎了置地公司增購九龍倉股份的計劃，在一個上午便完成了增購九龍倉2000萬股的雄圖，這顯示了華資大團結的實力，給英資當頭棒喝。”
6月24日傍晚，置地發表聲明，取消日前提出增購九倉股份的建議。置地同時表示，目前約持有330萬股九倉股票。這與置地建議增購九倉時持有的1340萬九倉股份相比，約減少了1010萬股——置地已在星期一想辦法將上述九倉股票在第一時間售給了獲多利公司。市場估計，包玉剛購入的九倉股票中，約一半由置地供應，置地售出後約賺得712億港元的非經常性贏利。
6月25日星期三，九倉在香港股市恢複掛牌，當天以每股745港元收市，比停牌前下跌25港元，比包玉剛的收購價則低305港元。
“洋行之王”與“世界船王”的較量，包玉剛付出了巨額鈔票，置地公司一夜之間賺了個盆滿缽滿。但是包玉剛贏得了氣勢，贏回了信心。更重要的是，包玉剛將整個經營重心轉移到了陸地，告別海上船王生涯，開始了陸地王國的創建。1985年，包玉剛完成收購英資“四大行”之一的會德豐。同一年，李嘉誠收購置地旗下的香港電燈346%股份。加上和記黃埔與九倉，包、李兩人完成了當時所謂的“香港四大收購戰”。
不僅如此，包玉剛勇奪九倉，1988年，吳光正出任九倉董事局主席，位於銅鑼灣的時代廣場正式動工，興建曆時5年，1993年年底落成。與時代廣場開工的同時，九倉亦展開了對尖沙咀海港城的龐大重建計劃。海港城一期重建計劃是將兩幢住宅物業重建為兩幢樓高36層的港威大廈。1994年完成一期重建工程後，二期重建工程隨即展開，將原址3幢住宅物業拆卸重建為甲級寫字樓，進一步鞏固了九倉在尖沙咀的“地王”之位。據統計，1998年九倉旗下的投資物業組合高達9507萬平方英尺，已超過置地而成為與太古地產並駕齊驅的大型地產投資集團。在香港企業史，乃至整個香港史上都可謂意義非凡。這是新的時代變化在經濟上的生動體現。
李嘉誠、包玉剛雙雙入主英資大企業。對此，英國《泰晤士報》分析道：“近一年來，以航運巨子包玉剛和地產巨子李嘉誠為代表的華人財團，在香港商界重大兼並改組中，連連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資公司感到緊張。
“有強大的中國做靠山，這些華商新貴們如虎添翼，他們才敢公然在商場與英商較量，以獲取原屬英商的更大的經濟利益。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連世界聞名的怡和財團的大班、大股東，都有一種踏進雷區的感覺。英商莫不感歎世道的變化；同時，也不能不承認包玉剛、李嘉誠等華商，能與英國商界的優秀分子相提並論。”
在九倉收購戰落下帷幕後，香港《信報》社長、財經評論家林行止對當時華資的動向分析道：“在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財富助長了自信心，加上70年代後期中國政治漸上軌道，在外交上門戶大開，在國內政策上重新重視經濟建設，對港澳同胞尤其是商人在下意識上滋生了與英資一爭雄長的傾向。此外，在這段時間內，許多華商的第二代紛紛從外國學成歸來，他們對外商的經營哲學有透徹的了解，對外商的每項經營步驟都能作出中肯的分析和預測，外商的神秘性和權威性徹底被打碎。在這種背景下，坐擁巨資的華商開始動那些隻持有少量股票卻擁有絕對控製權的公司腦筋。事實證明，華商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九倉失陷後，置地由保守一改而為激進。一場更大的危機驟然而至。
04
匯豐與怡和鬥法?香港“九七”回歸問題浮現後，英資財團的安全感及信心越發脆弱。1978年，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港澳辦公室，隻是當時不公開，未掛牌。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揭開了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角力的序幕。不過，麥理浩回港後，向港人轉達了*請投資者放心的信息，而未將*所說會收回香港的講話公之於眾。華資財團對老牌英資上市公司的收購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揭開序幕的。而在這番刀光劍影的爭奪中，在香港金融界具有絕對實力的“準中央銀行”——匯豐銀行的立場引人注目，耐人尋味。
在九倉爭奪戰中，我們看到了其背後匯豐銀行作為一種力量的存在，即匯豐借款15億港元助戰包玉剛。
事實上，在借巨款助包玉剛拿下九倉之前，匯豐曾將其所持和記黃埔接近1／4的股權售予李嘉誠，使後者成了華商“入主英資大行第一人”。當時，怡和、太古等英資洋行均對和黃覬覦已久。匯豐不但選擇李嘉誠為買家，而且開出每股71港元的價格（和黃每股淨值144港元），同時延期支付8成款項。
匯豐在兩家老牌英資大行歸屬方麵傾向華資大亨，被視為匯豐意在香港前途問題即將冒現之際，向中國及本地華資示好。匯豐的決定並非純粹的商業決定，而是基於政治的考慮。但匯豐主席沈弼對此反駁道：“銀行不是慈善團體，不是政治機構，也不是英人俱樂部，銀行就是銀行，銀行的宗旨就是贏利。”
曾經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長期研究香港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顧汝德（LeoGoodstadt）多年後對此分析道：“匯豐銀行對外資企業的態度最堪注意。匯豐在香港政壇有重大影響力，而且它利用金融實力支持英資公司抵禦華資的挑戰，但到最後，匯豐還是決定支持商業上的贏家，不管他是英人還是華人。這種純商業態度終於在1975年發揮作用，匯豐把原來由祈德尊爵士（SirDouglasClague）控製的商業王國——因經營不善而落入匯豐手中的和黃，最終在4年後轉讓給華資大亨李嘉誠，這完全是商業決定。”顧汝德：匯豐賣出和黃純商業決定，載陳景祥主編：香港金融風雲35載，天窗出版社，香港，2008，63～66頁。
匯豐選擇包玉剛和李嘉誠無疑是從自身的根本利益著眼的。拋開政治考慮不論，對香港所發生的一切，長期紮根於此的匯豐心知肚明。誠如九倉收購戰中為包玉剛做顧問的匯豐旗下獲多利公司財務董事奚戴德所說：“匯豐對本地經濟結構發生的變化十分敏感，並能與時俱進。”
匯豐支持華資大亨是不是兼顧了政治考慮的商業決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那麽，匯豐的決定又是不是在與怡和鬥法，爭奪誰是香港真正的領導者地位?
“香港係由馬會、怡和、匯豐和港督所統治，並按此序排列。”RichardHughes,HongKong:borrowedplaceborrowedtime,NewYork:FrederickAPraeger,1968;BorrowedPlaceBorrowedTime:HongKongandItsManyFaces,2ndEdLondon:AndreDeutsch,1976.這句話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廣泛流傳，足以說明怡和與匯豐在香港的勢力之大。事實上，商界利益在80年代的香港社會與政治中，依然占據著主導的位置，而怡和與匯豐在曆史上的恩怨及其競合關係，也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
香港股評家思聰認為：“從1978年起，華資漸漸取得英資公司的控製權，第一間是青洲英坭，第二間是和記黃埔（都是李嘉誠的傑作），第三間（到目前為止）相信是九倉，平均每年一間。有人說這是華資的興起，英資的沒落；但令人奇怪的是，這幾次取得控製權方麵，匯豐所擔任的角色非常重要。會不會表麵上是華資與英資鬥法，實質上是兩大英資集團鬥法，看看誰才是本港真正領導者?”思聰：九倉拱手讓人後怡和陣腳穩否，載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四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