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教育的發端自然離不開浙江這方有著濃鬱地方特征的水土，而浙江教育的起源，與孕育於這片土地的各時期的文化密不可分。從考古資料，我們可以很容易梳理出越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線索。距今約5萬年左右，浙江的“建德人”揭開了浙江文明史的序幕；距今約9000年至11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時代，稻作文明的源頭在緊鄰義烏的浦江上山出現。之後，越文化發展的核心區域和周邊地區連續出現了一係列文明：距今約7000年至8000年，越文化核心區域的蕭山出現了跨湖橋文化；距今約6000年至7000年，寧紹平原和杭州灣一帶出現了河姆渡文化；距今約5500年至6000年，杭嘉湖平原出現了馬家浜文化；距今約5200年至5800年，青浦出現了崧澤文化；距今約4000年至5000年，杭州灣和太湖附近出現了良渚文化。顯然，上山文化是這一地區新石器時期文明的母體。
從曆史年代和分布區域上我們不難看出，這些文化的傳承和相互交融形成了越文化的源頭，後來，又與浙江中西部及浙南甌江流域的文化係統相互影響，形成了可與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史前文明。
在距今近3000年的那個時代，作為中國階級社會教育的起始，自然非中原文化莫屬。據古代文獻記載：“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解字》中有解釋，“木囚”、“交聲”。“交”和“教”諧音，即含有教化的意思。久而久之，意思延伸之後，使得“校”逐漸成了專門化的教育形態。西周時期的“序”，也是一種古代的教育組織形式。其教育內容主要包括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知識。西周時期的“官學”，已經開始區分“國學”與“鄉學”之分。前者屬於貴族子弟學校，後者屬於地方行政設定。閭設立了“塾”，黨設立了“庠”，術設立了“序”，鄉設立了“校”。
西周的鄉學又分為兩種，一種是“鄉校”。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種“鄉校”並不能算真正的教育組織。它是地方上的一些普通貴族和歸隱退居鄉裏的紳士鄉官，閑暇時候聚集在一起討論學問的場所。這種場所長期存在，甚至到了春秋時期還存在著。這種“鄉校”在農閑時也對一般的平民子弟進行一些有關道德禮儀和農事等多方麵的教育。另一種是“閭塾”。在《禮記·學記》中有記載：“古之教者，家有塾。”鄭玄注：“古雲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裏，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穎達疏：“周禮百裏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共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這種“閭塾”實際上也並不屬於教育機構，更確切地說是屬於對奴隸勞動進行監督管製的場所。
到了春秋末年，統一的奴隸製國家西周日趨衰落，禮崩樂壞，群雄逐鹿，國家眾多。國與國之間常有紛爭戰事發生，使得眾諸侯無暇再去顧及學校的存在和發展。原本屬於西周的官吏們紛紛出走到其他諸侯國尋求出路，各諸侯國甚至各卿大夫也需要“士”來為他們服務。一時間，“士”的需要大量增加，於是出現了“士”階層，“士”的培養也就成為迫切的需求。這時的舊官學基本瓦解崩裂，由“學在官府”變為“學在四夷”。自此，新的培養人才的教育形式應運而生，這就是私學。
春秋時期著名的私學教育家，在孔子之前，據傳有周室的老子，楚國的老萊子、伯昏無人，鄭國的列禦寇、鄧析、壺丘子林。與孔子同一個時代開辦私學的有在魯國講學的少正卯、柳下惠等人。可見，私學並非孔子首創，但他絕對是把私學推向新境界的最傑出的代表。孔子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從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上，稱得上是最負盛名的私學大師，也因此確立了他作為中國“聖人”的地位。
私學這種新型的教育形式，基本上脫離了國家政府體製，成為獨立的機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傳統教育思想，完成了學校教育獨立化的曆史進程，標誌著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學校教育模式。
到了漢代，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設置了博士弟子員，標誌了漢代太學的建立。博士就是太學教師，博士弟子就是太學生。漢成帝時期，博士弟子人數效仿了孔夫子三千弟子之製，也定員為三千弟子數量。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人數最大可達到三萬餘人。漢景帝時期，蜀郡太守文翁最早興辦了地方官學。當時，蜀郡文化教育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文翁為了改變這一狀況，親自挑選了十餘位聰敏有才者，派遣到京城學習文化律法。學成回來後，蜀地形成了勸學重教的風俗。文翁這一興辦儒學之舉，開了地方興學風氣之先，漢武帝給予了極高評價，並下令各郡效仿，從而大大推動了地方官員在治內興辦學校之風，自此，郡縣官學，代代傳承，學優入仕，奉為科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為浙江文化的主體，越文化的形成與這方土地密不可分。越地境內水網密布，氣候溫潤，雨量充沛，屬於典型的澤國水鄉。越地的文化便是在這樣的自然和地理環境中產生的，自然形成了與中原文化完全不同，蘊含了濃鬱的地方特色。越文化是圍繞著越族部落而產生和發展的。越族是個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關於越族的起源，現在尚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越”同“鉞”，“鉞”是古代一種農業生產工具，在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很多石鉞和玉鉞。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越”字包含了“優越”、“超越”之意，良渚文化中的玉鉞就是權貴的象征，因而浙江古代族人發明的這種“鉞”器，有比其他民族優越之感，所以稱為“越族”。
越族的起源也有兩種代表性的說法。一種認為“越為禹後”，即越族源自於中原地區的夏民族，是大禹後裔。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寫到：“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會稽正是如今紹興一帶地區。另有說法是越族“與楚同源”。戰國時史官所編的《世本》，則直言：“越為羋（[mǐ]）姓，與楚同祖。”《國語·吳語》中韋昭注曰：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羋姓也。以上種種起源說法雖尚未定論，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那就是越族文化是受了外來文化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
顯然，越文化與楚文化、吳文化一樣，是發軔較早、影響較大的區域文化，人們對它的關注、學者對它的研究也由來已久，絕非僅僅開始於近代。先秦《國語》一書以《越語》殿後。漢人所編《越絕書》、《吳越春秋》可算最早的區域史，可看作古人對越文化的最初研究。近代學者對越文化的特別關注，可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從考古發掘起步的，進而深入到對越地史前文化的研究。著名曆史學家衛聚賢在太湖流域和浙江杭州、平湖一帶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物，據此，甚至提出了“中國文化起源於東南發達於西北”的論點，並引發了一場關於文化發源的論爭。
雖然文化發源的論爭仍在繼續，但越文化產生了以農耕文明為主要特征的生產勞動教育卻是不爭的事實。由於越地的氣候比較利於水稻的生長，因而稻作農業是越文化的一大特色。越地也因此成為稻作農業的發源地，越文化對中原乃至東亞文化的交流與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越地的稻作文明在傳承、發展、創造的同時，當地的勞動人民在原始的教育過程中，也不斷豐富和提高了農耕知識、工具製造等技藝。之後，以手工製作為特征的手工業生產的出現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製陶、治玉、冶煉等手工業的產生和發展，讓作坊成為既是生產場地，同時又是教育場所，實現了各種基本知識和手工業技術的傳授。
以越語和越歌為標誌的語言文字和音樂舞蹈教育也是原始越文化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是交流思想、傳遞信息、傳承文明的重要工具，是民族間區別的重要特征。文字是語言物化的符號，大大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越族的語言文字是所謂的膠著語和鳥蟲書。這種建立在鳥崇拜基礎上的語言文字一方麵表明越文化的高度發展，同時也成為古越國教育發展的重要前提。從出土的越文化時期的青銅器銘文、越國兵器銘文，特別是越王青銅劍麵所刻的鳥形銘文都能得到佐證。以越歌為代表的越人音樂舞蹈也是越族人在長期的生活、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濃鬱的地方特色。越人把鬼神崇拜、祭祀等習俗和勞動生活場景融入歌舞之中，形成特有的歌舞教化方式。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能即興吟唱，出口成歌。《采葛歌》、《木客吟》、《越王夫人歌》都是此等情境的真實寫照。這些音樂舞蹈是古越人實施教化的形式和內容，也是我們今天認識、解讀越文化的重要媒介。
自越國的開國國君無餘至公元前222年為秦所滅，越國大約存在了近1800年。秦漢和六朝時期是越文化與風俗的轉型時期。秦始皇和漢武帝建立高度統一的帝國之後，為了加強東南地區的統治，均實行了強製性的移民政策，迫使大量中原人口南遷，越地的主體民族也逐漸變為漢族。富於濃鬱地方特色的越文化也因此與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當蜀郡太守文翁興辦儒學，推動全國各地官員興辦官學時，浙江所受的影響還並不大，直至東漢以後，浙江的地方教育才進入發展時期，地方官員開始有意識地培養儒學人才。班固在《東都賦》中稱“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雖有過譽之嫌，但由此可見當時浙江大地學校發展之狀態。
學校的興盛也推動了著書之風，如上虞人王充著有《論衡》、《譏俗》、《政務》、《養性》等；山陰人趙曄著有《吳越春秋》、《詩細曆神淵》等；會稽人吳君高著有《越紐錄》，等等。另外，儒學在越地盛行的又一個特征是忠孝節義之風的興起，這也是越文化向漢文化轉型時期，儒道不斷深入越族人心的過程。上虞人曹娥是浙江境內以孝名列正史列傳的第一位女子。義烏人顏烏也以孝而著稱。
六朝時期，越地吸收全國各地精英，融合各方生產技術，使浙江大地的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在中原地區的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興盛的私學，此時，也在浙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民間向學之風開始盛行，私學力量大大推動了教育的繁榮。隨著家族力量的擴張和對家族教育的重視，家學也在私學傳統基礎上發展起來，成為又一種以家庭或家族為主體而展開的教育形式。
當時，各大世族大家為了各自的家族利益，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武裝，擴大兼並的同時，在政治上也開始積累勢力，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到了六朝，江東世族大家紛爭而起，還有從北方遷徙而來的士族。各家族為了保有長期甚至是永久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特殊利益，特別重視對家族後代的培養和教育。當時正處於戰亂紛爭時期，官學衰廢，家學便成了當時重要的教育組織。浙江域內的官學原本就近乎空白，這讓家學興盛成為了曆史的必然。
世家大族為了樹立和維係自己家族的門風，擴大社會影響，提升政治地位，他們大都研討儒經，遵循禮法，倡導忠孝，並注重對族中子孫的教育。不僅傳授儒學、經學，而且十分講究治學態度和方法，尤其重視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等倫理道德的教育。世家大族對家族教育的重視，推動了浙江域內儒學的發展，形成了諸多儒學世家，如餘姚虞氏、山陰賀氏、鹽官顧氏、錢塘範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