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小山鼎浦曾談到鏡花與漱石本是麵貌大相徑庭的作家,但二者都具有“夢幻派”的特質。他在《神秘派、夢幻派與空靈派》一文中指出:“談起夢幻派的特質,最為恰當的回答便是世間所謂的‘浪漫’一詞。他們重視空想,重視情意,他們以超現實的聯想喚起讀者的興致,讓其翱翔於夢幻之地,深深地觸及人生的真實,並在不經意間傳達出沉痛的訊息——這便是夢幻派之本領,泉鏡花與夏目漱石同為擁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詩魂與文才之人。”他敬仰漱石的學殖,更希望讀者去敬重他的詩魂,並高度評價了漱石的初期作品,敏銳地指出漱石與鏡花各自的特色:
盡管文章(《漾虛集》裏的作品)有長短巧拙之差異,但貫穿著同樣的色彩,光輝炫目。他的情調不像鏡花那般濃豔、那般富麗,而是帶著簡素之色、蘊含閑寂之韻,這應是其自身俳趣的流露。他獨特的幽默或許也源於其長期以來俳句趣味的修養。總之,盡管鏡花與他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或追求空想,或追溯直覺,在現實之中看到奇異,在夢幻之間看到真實。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確堪稱同類作家。鏡花與漱石,雖然其才有高下之差,但都具有優秀的詩魂……我們深切希望這些夢幻派的佼佼者不要做無益的濫作,願他們建造雕心鏤魂的紀念堂……
這是漱石初登文壇約一年半後獲得的評價。與《我是貓》摹寫現實、批評現世的筆法不同,《漾虛集》等作品在現實與幻想中往複,與此後的《夢十夜》《永日小品》等短篇共同構成漱石文學的“低音部”(評論家江藤淳)。漱石將《我是貓》與《漾虛集》的創作戲稱為“寫信”與“寫詩”,後者更耗費勞力(1905年12月3日致好友高濱虛子的書信)。可見,以上稱讚漱石與鏡花文學是“雕心鏤魂的紀念堂”等評價,所言不虛。
從年齡來看,漱石的參照對象本不應該是泉鏡花,而應該是其老師尾崎紅葉。漱石比尾崎紅葉年長約一歲,但紅葉卻比漱石早兩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此後,紅葉從國文係退學,1885年與幸田露伴共同創立“硯友社”,開啟了文壇的“紅露時代”,成為擬古典派文學的大家。1897年發表代表作《金色夜叉》,更是風靡一時。漱石之妻夏目鏡子在《追憶漱石》裏談到,漱石讀過《金色夜叉》後不服氣地說道:“你看著吧!這種小說,連我也能寫!”
1903年,漱石從英國留學歸國後不久,年僅35歲的“硯友社”盟主尾崎紅葉因胃癌去世。1904年12月,漱石應高濱虛子之邀,開始創作寫生文,1905年從1月到11月連續發表包括《我是貓》(第一回)、《倫敦塔》、《卡萊爾博物館》、《幻影之盾》、《琴之空音》、《一夜》、《薤露行》等七篇小說。漱石這樣文思泉湧、不知疲倦的創作中也有些試圖超越尾崎紅葉的意誌吧。
尾崎紅葉最器重的弟子就是泉鏡花。紅葉的父親為著名象牙雕刻師,鏡花的父親也是雕金與象牙的工匠,母親則出身於能樂世家。二人對文學創作的態度也如雕刻工匠一般,到了“雕心鏤魂”的程度。相似的家世背景與藝術氣質,讓師徒二人雖相差五歲,卻情同父子。這一關係後來也投影於泉鏡花的創作中,讓其在女性與父權之間掙紮搖擺。
泉鏡花比漱石小六歲,從文壇資曆來看,他卻比漱石早近十年。二人之間也存在有趣的交流。例如,1905年漱石在《我是貓》裏借用了泉鏡花的《銀詩箋》,對其作品頗為讚賞。泉鏡花在1917年追悼漱石的文章裏,也談到1909年二人初次見麵的情形。當時,漱石已是《朝日新聞》的專職作家,收入頗豐;泉鏡花雖為流行作家,收入卻不穩定。1909年,漱石在寫完《後來的事》以後,便準備去中國與朝鮮旅行。為補空當,他將《朝日新聞》的小說連載暫時拜托給泉鏡花,這便有了此後的《白鷺》(1909年10月—12月)。就在8月漱石即將起程前,泉鏡花突然拜訪漱石,請求預支稿費。他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漱石)看上去十分忙碌,但我們聊得卻很從容。因為他是江戶兒,也不會絮叨;我說一半話,他便明白了,真是幹脆利落……在親切之中自然流露出高雅的品格,雖讓人感到不必客氣,卻又不失禮。我與他對坐著,就仿佛忘記暑熱一般,真是清爽潔淨之人……我平時就非常喜歡夏目先生的、那個夏目金之助的字,字的形、字的姿態、音與音的聲響。夏目先生、金之助先生。雖然有些失禮,還想叫您一聲:阿金!真是難免讓我這旁人戀慕啊!
二人見麵或許僅此一次,但初次見麵便能夠做到“我說一半話,他便明白了”,而且這話題還是關於借錢的事。無論是坦率求人的鏡花,還是爽快答應的漱石,都堪稱“清爽潔淨”,由此可見他們互相欣賞、意氣相投的愉快往來。
這與泉鏡花和穀崎潤一郎的交往形成有趣的對照。講究潔淨的泉鏡花與不拘小節的穀崎潤一郎氣質相差甚遠,卻更為親近。前者對文字與食物都有潔癖,後者卻是酷愛享樂的美食家。傳說泉鏡花有“言靈”信仰:他創作前要在稿紙上灑清水,還把“豆腐”的“腐”字寫作“府”等。小林秀雄也指出:“對文字力量的徹底信仰,成為泉鏡花的最大特色。文章是這位作家唯一的神。”另外,因為他在30歲前後患過痢疾,對食物也有潔癖。一次,他與穀崎潤一郎同吃火鍋,由於等待食物熟透才肯吃,結果雞肉被對方搶先吃掉,讓他不得不在火鍋裏劃分“領地”。這樣的趣聞側麵反映了二人交情甚佳,也反映了二者對待文學與生命的不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