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言的詩性

1.精神科學重在研究個人的獨特性如何為他人所理解

人們一般總以為認識就隻是尋求普遍性,愈是撇開特殊性、個別性,就愈具有理論的高度。這種思維方式主要源於自然科學:在實驗室裏,為了得到普遍的、可以不斷重複的效果,各種具體的特殊性和個別性都要加以排斥。這種思路移植到人文社會科學,於是在人類的精神現象中,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也產生了尋找像自然現象中必然性規律一樣的社會曆史規律的要求。隨之而來的往往是:人的個性被抹殺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承認被阻撓了,整個社會陷入緊張的劍拔弩張的困境。

其實,人文社會科學,或者用狄爾泰的語言來說,精神科學,固然不能說無規律性和普遍性可循,特別是就人的精神與自然有聯係的方麵而言,但是精神科學的更重要的任務則是討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問題。人之不同於物的特點之一在於人的精神性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個體性。物無精神性,因而也無個性,物與物之間沒有社會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問題;而人則不然,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獨特的個性,但又不能離開全體社會而孤立地生活,因而就產生了不同的個性之間如何溝通的問題。如果說,在自然科學那裏,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個體性納入普遍性,那麽,在精神科學這裏,問題則側重於如何使普遍性適合個體性,說得更具體通俗一點,就是如何讓個人的東西通過普遍的東西而得到他人的理解,或者說達到一種共識。精神科學的這一特征及其與自然科學的這種區別,狄爾泰早已有所論及[1],隻是沒有做出上麵這樣明確的陳述。

個人的東西之所以為他人所理解並產生共識,其可能性的基礎或根據何在?個人的東西通過什麽途徑為他人所理解並產生共識?狄爾泰對這兩個問題都有自己的回答。

2.“萬物一體”保證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狄爾泰說:“理解首先產生於實踐生活的興趣。人們在這裏被指定於相互交往之中。他們必須彼此理解。一個人必須知道另一個人願意做什麽。”[2]狄爾泰把作為相互理解之基礎的實踐生活的共同體叫作“共同性的領域”(Sphre von Gemeinsamkeit):“每一個體生活的表現,在客觀精神的範圍裏,都代表一種共同的東西。每一個詞,每一個句子,每一個表情或套話,每一個藝術作品和每一個曆史活動,都隻是由於一種共同性(Gemeinsamkeit)在其外在表現中與理解相結合,才是可以理解的。個體的人總是在共同性的領域中體驗著(erlebt)、思想著和行動著,並且隻能在其中理解著。”[3]顯然,狄爾泰這裏所用的“共同性”一詞不是指不同人在屬性上的抽象的相同性或同一性,而是指人人都生活於其中、交往於其中的唯一的生活集體或共同體。狄爾泰認為正是這唯一的共同體保證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包括相互間的同情:“相互理解使我們確信存在於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同性(Gemeinsamkeit)。個人與個人是通過共同性而相互結合在一起的,在此共同性中,休戚相關或相互關聯,同類關係或親緣關係都彼此聯係在一起。這種相互關聯和同類關係貫穿於人的世界的領域之中。此種共同性表現在理性的同一性之中,表現在感情生活的同情之中,表現在伴隨應該的意識而產生的義務與權利的相互牽製之中。”[4]狄爾泰在這裏所講的“共同性”有類似我們中國人所講的“萬物一體”之處。“萬物一體”講的不僅是人與人息息相通,休戚與共,而且包括人與物、物與物的一體相通。狄爾泰的“共同性”則是直接地講人與人的一體相通。我主張把道德意識建立在萬物一體及同類感的基礎之上,我的這一主張與狄爾泰有契合之處,隻是狄爾泰更多地講人與人之間的一體相通(“共同性”)。如果說我所強調的萬物一體是“民胞”和“物與”二者的統一,狄爾泰則可以說主要是講“民胞”(狄爾泰的道德觀,本文略而未談)而不側重講“物與”。但是,為什麽不可以把作為理解之基礎的人類“共同性”更擴大為“萬物一體”呢?也許狄爾泰隻考慮到人與人的交往媒介是語言,而人與物無語言可通。但是這樣考慮問題顯然有片麵性。在人與萬物融為一體的世界裏,不僅人與人有語言交往,而且人與物也有語言交往,隻不過物對人做無言之言罷了。狄爾泰實際上也看到了人與萬物融為一體,例如他說:“在不同成效由之而出的穩定的基底中,沒有東西是不包含我的生活關係的。正如這裏的一切都存在著一種對我的態度,同樣,我的現狀也經常按照物(Dinge)和人對我的關係(態度)而改變。根本沒有什麽人和事物(Sache)對於我僅僅是對象而不包含壓力或推動力,不包含努力的目標或意願的責任,不包含對重要性、需求的考慮和內在的親近或抗拒、疏遠和異己。”[5]“一種無限的生活豐富性乃是在個人的個體存在中由於其與環境的關係,其與他人和物的關係而展開的。但是每一個別的人都同時是諸多聯係的交叉點,這些聯係貫穿於個人之中,產生於個人,但又超越於其生活之上……”[6]上引這些話說明在狄爾泰那裏,在人與人的生活關係中,事物不是離開人而獨立的簡單對象,而是能指示人的意向的,是與人融為一體的,也隻有這樣,事物才能得到理解。但是,狄爾泰的注意力仍然重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以及語言媒介在這裏的重要性,他一再強調的是,語言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或者說主體間性的基礎。所以,中國人所強調的萬物一體的思想,在狄爾泰那裏,可以說隻有部分的表現,他也不重視萬物皆有語言性,從而也不重視對自然的審美鑒賞。

盡管狄爾泰的思想有上述局限性,但他畢竟對語言在人與人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的功能方麵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分析對我們所關心的為什麽日常語言具有詩意本性的道理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3.語言一般皆有詩性

在狄爾泰看來,日常語言的結構有這樣一種特性:它既能保持個人的獨特性,又能使個人與他人取得共識,取得相互認同。用我在講“相同與相通”的那一章中的術語來說就是,日常語言既能維持各個人的“不同一性”(“不相同”),又能使人與人相通。說得更通俗一點就是,日常語言具有使個人的東西成為可以傳達給別人從而達到相互理解的結構。

每個人都是無限聯係的交叉點,每個人的獨特性都包含著他所生活於其中、交往於其中的無限聯係的共同體,語言表達若與具體的生活聯係相脫離,若“不依賴於時間或個人之差異性”,則說話的人所說出的東西與受話人的理解是“同一的”、“沒有轉換的”,這當然無疑地會保證理解的“完全性”[7],例如,數學上的語言。

但是,日常的語言表達總是受具體的生活聯係的製約,受“共同性”的製約,說話人與受話人處於具體的環境關係之中,於是隱蔽於當前出場的言辭背後的無窮的“生活關聯的隱暗背景”(der dunkle Hintergrund des Lebenszusammenhanges)和“豐富的內心生活”(die Fuelle des Seelen Lebens)[8]會摻雜到日常語言之中,使日常語言不得不通過一些非口頭的東西而暗示出未說出的東西,例如麵部表情、說話的語氣、說話時的姿態以及行為。[狄爾泰把這些概括稱之為“生活表現”(die Lebens-aeuβerungen)的第二種形式和第三種形式,即“行為”(Handlungen)與“經曆表達”(Erlebnisausdruck)。第一種形式是單純的語言表達,即“概念和判斷,思維產物”[9]。]它們都能和日常語言結合在一起,使日常語言得以表達說話者個人所處的獨特的無限聯係的交叉點,即是說,得以表達說話者個人的東西。日常語言所包含的諸多暗中示意的東西構成日常語言的組成部分,它們使日常語言具有指向未說出的東西的特點和功能。這些能暗中示意的東西是在個人與他人生活的共同體中形成的,因此,隻要是在這個共同體中生活的人都能理解其所表達的個人的內心生活及其背景。日常語言就這樣具有使個人的東西通過生活共同體而為他人所理解的結構。狄爾泰並沒有把這樣的思想觀點像我這裏所表述的那樣做出明確的表達,但這裏的基本思想觀點應該是屬於他的。

我在這裏所要著重指出的是,狄爾泰所指明的日常語言具有暗指未說出的東西,從而能使個人獨特的東西得到他人理解的特點和功能,正是語言的詩性之所在。

伽達默爾所講的“語言的思辨性”的論點,闡述了語言都有從說出的東西中暗示未說出的東西的特點,這個特點就叫作語言的詩性,這也就是說,語言一般皆有詩性。伽達默爾說:“說出的都在自身中帶有未說出的成分”,說出的與未說出的“具有答複和暗示的關係”[10];語詞的有限性與語言整體是緊密聯係、相融相通的,人講話時所處的“生動現實性”就表明人所講出的有限話語使附屬於其上的“意義整體”,“在發生作用”[11],這也就是伽達默爾所謂“語言的思辨性”。甚至分析哲學家如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奧斯汀(J.Austin,1911—1960)、塞爾(J.Searle,1932—)等人也大講說話時的語境,認為一個語句的意義以語境為轉移,這語境頗有類似於伽氏所講的“未說出的意義整體”和“講話時的生動現實性”之處。當然,分析哲學家們的思維模式主要是主客關係式,他們所講的語境屬於與主體對立的客體,不同於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所講的“隱蔽”與“意義整體”,因而缺乏詩意。

盡管日常語言,由於在場與不在場總是融合在一起,因而實際上,“說出的”總是帶有“未說出的”成分,但日常語言畢竟未能發揮語言的詩性而不同於詩的語言。詩的語言具有最強的“思辨性”,它從說出的東西中暗示未說出的東西的程度最大、最深遠,而一般的非詩的語言畢竟未能發揮語言的詩意之本性。這就像我們平常說的,人在某種意義下皆為詩人,皆有詩意,但一般的人並非都是真正的嚴格意義下的詩人。

那麽,詩的語言,究竟有什麽特點以區別於非詩的語言呢?

[1]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Ⅶ.Band,Verlag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und Bedin 1927,pp.191-228.

[2] Ibid.,p.207.

[3] Ibid.,pp.146-147.

[4] Ibid.,p.141.

[5]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Ⅶ.Band,Verlag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und Bedin 1927,p.131.

[6] Ibid.,pp.134-135.

[7]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Ⅶ.Band,Verlag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und Bedin 1927,p.205.

[8] Ibid.,p.206.

[9] Ibid.,pp.205-207.

[10]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1卷,583頁,台北版,1993。

[11] 同上書,5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