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交流總是雙向進行的，文化的傳播也是在雙向對流中發展，中華文化亦不例外。在中華文化形成的初期，我們的先民因社會生產水平和交通條件的限製，很難逾越峻嶺荒漠、大海汪洋等地理屏障，與其他民族文化廣泛地接觸和交流。然而當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各種文化之間便開始互通信息，發生直接的接觸。中華文化在它發生期基本完成的時候，便與外部文化發生越來越頻繁的聯係和交往。在這種聯係和交往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取長補短，促進了中外文化的共同繁榮。從曆史上看，中華文化一方麵吸收了大量外來文明的積極成果，補充、豐富和發展自己，體現出兼容萬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懷；另一方麵也把它的文明成果通過各種交流途徑向域外傳播，對域外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顯示出它走向世界的開闊品格。在古代，中華文明曾經以一種高勢能文化或優勢文化不斷向域外地區和民族傳播，深刻地影響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形成了“中華文化圈”。鴉片戰爭以後，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興起之後，中華傳統文化在總體上落了伍，因此在晚清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從中國方麵來說文化上的吸收多於外播，以往論者多強調前者，而忽視後者。然而，既講文化交流，就必須從吸收與外播兩個方麵進行考察，忽視了哪個方麵都是片麵性的。其實，晚清時期中華文化的外播亦很活躍。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國家被迫開關，華人出洋一度形成潮流，東南亞、南北美洲乃至歐洲、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華人活動的足跡。中國傳統文化，諸如語言文字、學術信仰、風俗習慣等，也被帶到世界各地，傳播著中華文化的文明成就，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譜寫著弘揚中華文化的新篇章。
一、域外漢學研究及其對中國典籍的介紹
鴉片戰爭以前，歐美國家已經有不少人員來過中國，或多或少地帶回一些關於中國的信息和資料，對中國民族及文化的介紹便在一些國家中開展起來。如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早在1815年（嘉慶二十年）就開設了漢學講座，漢學家雷慕沙（1788—1832）為首任教授，講授“歐羅巴中國語研究之起源進步及效用”。此外，荷蘭的休爾紐斯、德國的克拉勃羅德（1788—1830）、俄國的夏真特（1770—1853）等，都是歐洲18、19世紀頗著聲名的漢學家。介紹中國的著述亦不斷問世。在17—18世紀間，影響較大者有3部，即《海外傳教士書簡集》（共34卷，1702—1776年在法國巴黎陸續出版，其中第16—26卷是關於中國的）、《中華帝國全誌》（共4卷，1735年在巴黎出版）、《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人的曆史、學術、藝術、風俗習慣等論叢》（共16卷，1776—1814年在巴黎陸續出版）。這些著作的出版，曾在法國及歐洲引起轟動。然而，就總體情況而言，鴉片戰爭以前域外關於中國的介紹不僅數量少，內容淺，而且漢學研究力量薄弱，成果有限。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閉關大門被打開，與世界各國發生廣泛聯係。各國的殖民者、冒險家、傳教士、商人、旅行者等紛紛來華，以不同的途徑獲取了更多的資料，為歐美國家的漢學研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法、英、德、俄、美等國家的官方和民間，為了現實政治和商業利益的需要，逐步加強了對中國的關注及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使漢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得到長足的開展。
王韜像
英國的漢學研究稍遲於法國，但在鴉片戰爭以後發展較快。牛津大學自1876年始設中國語文講座。12年後，劍橋大學亦設漢學講座。倫敦大學也附設東方語言學校，曼徹斯特大學有專門講授中國曆史的教授。在倫敦則成立了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並發行學會會報，刊登研究漢學之論文、講稿、雜記等。其研究者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傳教士，如理雅各、蘇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瑪、翟理斯等。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蘇格蘭人，畢業於阿伯丁學院，1837年後始習華語。1839年開始海外傳教生涯，先在馬六甲居住，任倫敦會在該地辦的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隨書院遷至香港。19世紀70年代回國，在華時間長達30餘年。歸國後在牛津大學任教，任該校中國語文講座的首任教授。作為一名傳教士出身的漢學家，理雅各的主要貢獻是中國古代典籍之英譯。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開始研究和英譯中國古代典籍的工作。從1861年出版《四書》的第1卷起，在此後25年間，陸續翻譯出版的典籍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春秋》《禮記》《孝經》《易經》《詩經》《道德經》《莊子》等名著，取名為《中國經典》。其中有的刊於香港，有的刊於歐洲。曾經參與走私鴉片的英商顛地及其他在華外商出錢資助這些譯著的出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中國典籍的順利翻譯刊行，與中國學者王韜的大力協助密不可分。1862年王韜避難於香港，與理雅各結識。當時理氏欲將“中國經籍之精微通之於西國”[35]，正著手英譯典籍，《四書》英文本作為《中國經典》的一卷、二卷已經在港出版，其他各經籍的翻譯工作進展得艱巨而緩慢。王韜經學功底深厚，非一般傳教士漢學家能望其項背。更何況他在上海墨海書館有十幾年與傳教士合作譯書的經曆。這樣，有王韜的加盟，使理雅各主持的譯書工作進度大大加快。經過兩人近3年的努力，至1865年7月，《書經》譯述宣告完竣，作為《中國經典》第3卷刊刻行世。隨後，《詩經》英譯本《中國經典》第4卷於1871年、《春秋》和《左傳》譯本《中國經典》第5卷於1872年相繼發行。與其他中國古代典籍的譯本相比，理雅各、王韜合作譯成的《中國經典》，內容相對齊全，翻譯水平較高，譯文準確，文辭雅達。兩位譯者都是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學者。理雅各是當時西方著名的漢學家，通曉漢文和儒經。王韜稱他“學識高邃，經術湛深，每承講論，皆有啟發，於漢、唐、宋諸儒皆能辨別其門徑，抉擇其瑕瑜”[36]。王韜則“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群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37]時稱“人中之龍，文中之虎”。[38]他們所具備的這些主觀條件，堪稱一流，從而確保了這套譯書的質量和價值。正由於此，這套譯書出版後受到西方漢學界的高度評價，以至在100多年後的今天仍在歐洲被視作中國古代典籍的標準譯本。理雅各、王韜對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繼王韜之後，辜鴻銘在1898年出版英譯《論語》，1906年出版英譯《中庸》，也在海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是英國外交官兼漢學家，曾擔任英國駐華公使，參與過對中國的侵略活動。他的政治活動不足為訓，但他在漢學研究方麵的工作則應予重視。他是劍橋大學漢學講座的教授（1888年），著有《尋津錄》《語言自邇集》，編有《英漢字典》。所創漢字羅馬字拚音方法，至今仍為研究漢學的外國人所使用。
在德國，東方學雖然有著悠久的學術傳統，但是東方學中的漢學發展薄弱，隻是東方學者所兼任的一個副業，以致有人把德國漢學稱為“業餘愛好者的漢學”[39]。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德國統一以前。統一以前的德國漢學處於從“兼習副業”到成為獨立學科的過渡之中。較有影響的人物有威廉·碩特、G·嘎伯冷茲。威廉·碩特（Wilhelm Schott，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學習神學和東方語言，尤嗜漢學。1826年，他寫成論文《論中國語言的特點》，並取得博士學位。1832年，碩特出任柏林大學滿文、阿爾泰語、芬蘭語教授，兼授漢學。1840年，他翻譯出版了《禦書房滿漢書廣錄》，附加德文解釋。此後，他還出版了《中國文學述稿》、《哈拉契丹——西遼》等著作。他以這些成果被譽為“德國學術性漢學的奠基人”。[40]G·嘎伯冷茲（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也是19世紀德國的著名漢學家。1876年他以翻譯和研究中文和滿文本的《太極圖說》而獲得博士學位，曾在萊比錫大學任東亞語言講座的教授。《中國文言語法》是他的代表作，第一次對古漢語語法作了初步研究，開西方漢學界研究中文語法的先河。德國統一後，加緊了對東方的擴張，漢學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間的高度重視。1887年10月，柏林大學成立了東方語言研究所，為外交部和商界培養人才。從1887年到1912年，大約培養出480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才。1909年漢堡殖民學院設立東亞語言和曆史講座，著名漢學家福蘭閣出任教授。盡管如此，在1912年以前，德國學術性的漢學學科還是人們要求實現的一種願望，並未從東方學中獨立出來。1912年柏林大學設立漢學講座，成立了漢學研究所，這標誌著關於中國學的教學和研究從普通東方學、亞洲學及普通語言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荷蘭學者、萊頓大學高延受聘為首任教授兼所長。
俄國是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很早便與中國建立了外交上的聯係。隨著沙俄勢力的東擴，俄國對漢學的研究也開展起來。鴉片戰爭以前，俄國的漢學研究以在華傳道團為中心。1828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學設蒙古語講座，以後又設漢語文講座。未久，蒙漢文講座遷移到彼得堡。1899年又在海參崴創設東方語學校，1902年增設東亞學院，作為研究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機構。19世紀下半葉，俄國漢學界最有名的學者是瓦西裏耶夫（Pavlovitch Vasilev，1818—1900）。瓦西裏耶夫畢業於喀山大學，初治佛學。1840年隨第12屆東正教傳道團來華，1851年返國。翌年任喀山大學滿語及漢語教授。1855年任彼得堡大學東方學係教授，1886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院士。瓦西裏耶夫通曉多種東方語言，如漢文、滿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鮮語、日語等，著述頗豐，主要有：《十至十三世紀中亞細亞東部的曆史和古跡》（1859）、《元明兩代的滿洲》（1863）、《中國的穆斯林運動》（1867）、《清初對蒙古人的征服》（1868）、《東方的宗教：儒、釋、道》（1873）、《中國文學概要》（1880）、《亞洲的現狀·中國的進步》（1883）、《中國的發明》（1900）等。此外，他還編有第一部華俄辭典《漢字檢字法》。瓦西裏耶夫對中國文化有獨到的見解。他一方麵高度評價了中國文化，說：“可以確信，中國具有達到思想進步、工業進步和政治進步的最高點的一切能力。”[41]另一方麵，他也看到傳統儒學存在的消極的一麵：“當儒家優秀的書籍從研究課題變成祭祀和盲目崇拜對象的時候，就成為有害的了。”[42]此外，伊凡諾夫斯基（A.O.Ivanovshii，1863—1903）也是俄國漢學界有影響的人物。他於1885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東語係，通曉漢、滿、蒙、藏文字，任教於彼得堡大學。1889年至1891年曾到中國東北作過調查，對中國滿族頗有研究，編著有《滿洲文獻選編》《滿洲研究》等書。
美國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注意中國及漢學，較歐人為晚。19世紀前半期，僅有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如衛三畏等，收集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文字資料，輯成《中國總論》，對中國作了概要的介紹。南北戰爭以後，美國的漢學研究有了長足發展，成立了研究機構，羅織研究人才，形成後來居上之勢。如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高等學府，都開設了遠東語文科，或中國學課程，聘請國內及國外的漢學家、東方學家執掌教席。如哥倫比亞首任漢學教授為德國學者夏德。與夏德同時在該校講授東方學的還有德國學者勞佛爾。加利福尼亞大學則於1896年聘請英國傳教士、翻譯家傅蘭雅到該校任教。傅氏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史、日本史、中日語言、文學、政治及社會狀況，中國和日本對外貿易，中國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學，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言文和官話等。借材於域外是美國漢學研究後來居上的一個重要原因。上述學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夏德著有《中國和羅馬人的東方》（1885）、《古代的瓷器》（1888）、《論中國藝術的外來影響》（1896）、《中國的銅鏡》（1907）、《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國古代史》（1908）等。勞佛爾著有《漢朝的中國陶器》（1909）、《中國耶教藝術》（1910）、《中國古玉考》（1912）等。《中國古玉考》搜羅中國古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尋繹古今玉之演進，以玉器為中心資料說明中國古代文明與禮教發展，頗有創獲。
除了以上提到的國家外，在瑞典、荷蘭、奧地利、匈牙利等國，也都存在著一些漢學研究機構及講授漢學的學校，集中了一些中國學的專家學者，也是不可忽視的研究介紹中國文化的域外基地。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中外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歐美各國普遍加強了對中國民族及文化的研究，研究隊伍的擴大，研究機構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斷告世，使域外漢學有了較快的發展。從發表的研究成果來看，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術、宗教、文藝、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及少數民族等，既有曆史的考察，又有現狀的分析，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鴉片戰爭以前的狀況。毋庸置疑，域外的漢學研究機構是晚清中國文化外傳的重要途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鴉片戰爭後的域外漢學機構，主要是屬於歐美列強者，大都服務於各國列強的殖民主義侵華政策。它們的研究成果有的能夠比較客觀地介紹中國的曆史和現狀，有的則受“歐洲中心”論、種族優劣論的影響，帶有深刻的種族偏見。再加上歐美各國的漢學機構、漢學及東方學的刊物數量極少，介紹中國的作品隻在少數人範圍內流行，中國文化在這些國家的影響極為有限。
二、中國古典文學在海外
晚清時期，中國傳統文學發展進入了一個從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外文學交流空前活躍。在此期間，一方麵中國引進了大量歐美及日本的翻譯小說，開闊了國人的眼界；另一方麵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及晚清時期的作品，不斷被人介紹到海外，在歐美、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廣為流傳，向世界各民族展示著中華文化優秀成果的無窮魅力。
（一）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的傳播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十分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中國的古典文學，如詩詞、散文、小說尤其受到日本人的歡迎。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僅傳入日本的中國明清小說就有《三國演義》、《水滸傳》、“三言”、“二拍”等多種，在儒者、町人中流傳。近代開關以後，盡管歐風美雨湧入日本，但不少日本人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並未減弱。明治初年，江戶時代翻刻過的中國小說，仍在繼續再版。不少書屋都在經營銷售中國書籍。據有關記載表明，從1869年到1886年間日本訓點翻刻的中國小說有：
《小說粹言》2冊，奚澤主人（沢田一齋）譯風月堂版的再刻，須原屋茂兵衛版（1869）。
《妖怪府》1冊，加藤鐵太郎譯，駿駿堂版，《牡丹燈記》等篇訓點本（1885）。
《通俗演義三國誌》8冊，永井德鄰和解，須原屋茂兵衛版（1878）。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17冊，成島柳北閱，怕悅堂銅版（1883年）。
《原本譯解金瓶梅》3冊，鬆村操翻譯，望月誠版，依讀本體意譯（1882）。
《儒林外史》1冊，高田義甫訓點，同人版（1880）。
《評點五色石》4冊，服部誠一評點，有鄰堂版（1885）。
《情史鈔》3冊，田中正彝抄錄，內藤傳右衛門版，錄自《情史類略》（1879）。
《豔情笑史》1冊，真島與敬編，赤澤政吉版；從《情史類略》中選出《南都妓》《江情》等篇。
《豔情奇觀》1冊，鹿又堂編，小泉堂版，收《美人譜》《鴛鴦牒》《黛史》《十眉謠》《豔體聯珠》等。
此外還有《肉蒲團》《唐土名妓傳》《虞初新誌》等江戶刊本的再刻[43]。
至於《紅樓夢》的影響，在明治時代也進一步擴大了。日本流行的《紅樓夢》最早的刊本是1791年刻成的“程甲本”。“程甲本”刊行兩年後的1793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日本寬政三年）冬，有9部“程甲本”的《紅樓夢》由貿易商從南京運到日本長崎。這是現在所見《紅樓夢》流傳到日本的最早記錄，也是《紅樓夢》流傳到國外的最早記載。隨著《紅樓夢》早期刻本的東渡，日本的文人學者開始閱讀和研究這部中國文學名著。明治時代，《紅樓夢》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自從1877年在日本東京開設了清朝公使館，東京的外國語學校放棄了過去以中國南京官話為中心的教育方針，開始重視北京官話，而把《紅樓夢》用作教材，擴大了這部名著的讀者範圍。像大河內輝聲、森槐南等與中國駐日外交官有交往的文人，都是《紅樓夢》一書的熱心讀者。1878年（清光緒四年，日本明治十一年），黃遵憲曾與大河內輝聲等日本文人有過一次筆談，談論過關於《紅樓夢》的問題。黃遵憲說：“《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為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日人桼園說：“《紅樓夢》寫盡閨閣兒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盡矣。讀之可以悟道，可以參禪，至世情之變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於其極。欲談經濟者，於此可領略於其中。”大河內輝聲說：“敝邦呼《源氏物語》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說榮國府、寧國府閨閣，我寫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係才女子紫式部者，於此一事而使曹氏驚悸。”[44]由上可見，盡管《紅樓夢》傳入日本要比《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晚，但受到日本士人的高度重視，並得到好的評價。1892年11月，森槐南在《早稻田文學》第27號上發表了《紅樓夢論評》，標誌著日本紅學研究的開端。這是晚清中國文學在日本流傳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
（二）中國古典文學在歐美的傳播
晚清以前，中國古典文學已經傳入西方國家，如《詩經》《趙氏孤兒》《灰欄記》等作品被譯成西文，流行於歐洲國家，但數量不多。鴉片戰爭以後更多的文學作品被譯為西文，西漸歐美。像《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聊齋誌異》等著名古典小說，都是在這時傳入西方國家的。
俄國是《紅樓夢》傳入最早的歐洲國家。《紅樓夢》早期的一個抄本在1832年被一位名叫帕維爾·庫爾梁德采夫的俄國人帶回俄國。庫爾梁德采夫在1830年作為大學生隨第11次俄國東正教使團來到中國，兩年後因病離開北京。他帶回的《紅樓夢》抄本，是俄國，大概也是歐洲的第一部曹雪芹抄本了，意義非同尋常。這個抄本題名《石頭記》，全書共60回，無署名，據蘇聯漢學家孟列夫、李福清研究初步確認：“此抄本接近於現存抄本中最早的一個抄本——1754年的抄本。這一事實也有利於我們的設想，這樣就不排除此抄本是在18世紀70—90年代之間抄寫的可能性。”[45]它收藏於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1962年為李福清所發現。1985年中國學者與蘇聯學者對這一抄本作了共同研究，並在1986年兩國共同影印出版這一稀世珍本，這是紅學界的一件大事。19世紀40年代，《紅樓夢》開始被譯成俄文。1843年俄國出版的《祖國紀事》雜誌第26期曾刊載《紅樓夢》第1回的片斷譯文，譯者是柯萬科。但俄文全譯本直到1958年才由帕納秀克完成，這已是百餘年以後的事了。
《紅樓夢》最早被譯成英文是在1846年。是年，寧波出版的《官話匯編》登載了《紅樓夢》第6回的片斷英文譯文，譯者是英國駐中國寧波領事館領事羅伯特·湯姆（Robert Thom，1807—1846）。較早係統英譯《紅樓夢》的也是一位名叫喬利（H.Bencraft Joly，？—1898）的英國外交官。曾經出使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副領事的喬利把《紅樓夢》前56回譯成英文，於1892—1893年由香港出版。這個譯文並不出色的譯本是《紅樓夢》最早的較係統的西文譯本。在德國，最早介紹、研究《紅樓夢》的是柏林大學東方語言教授威廉·格魯貝（Wilhelm Grwbe，1855—1908）。這位德國著名漢學家曾在1897—1899年間在北京從事研究工作。1902年他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出版，介紹了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一係列中國古典小說。他寫道：“《紅樓夢》是17世紀出現的一部小說，它的作者是某個叫曹雪芹的人。這部小說無疑是中國小說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一部充滿美妙細節的長篇愛情故事。小說篇幅十分龐大，即使概要地敘述它的內容，也會超過這一節的字數限製。”[46]然而，作者卻把《紅樓夢》等名作放在該書最後一章，列出的標題卻是“戲劇與散文”。這表明作者並未真正理解和認識《紅樓夢》等中國小說的價值。一般說來，德國人對《紅樓夢》的研究與介紹落後於英、美。直到衛禮賢（德國漢學家）的《中國文學》在1926年出版後，德國人對《紅樓夢》的研究才提高了一大步。對《紅樓夢》的翻譯也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才開始的。1929年，法蘭克福出版的《中國學》雜誌發表了署名W.Y.J節譯的《紅樓夢》第21、22兩回。這是《紅樓夢》最早的德文片斷譯文。
《水滸》在西方國家流傳也始於鴉片戰爭以後，先是在法國、德國，其次是英、美等國。最先翻譯《水滸》的西人是法國漢學家安托尼·巴讚（Antoine Bazin，1799—1863）。1850—1851年他節譯了《水滸》前6回中魯智深的故事和第23至31回武鬆的故事。1853年他又在自己編著的《現代中國》一書中收錄了3節譯文：一節是金聖歎托名施耐庵寫的序，另兩節是有關九紋龍史進和魯智深大鬧五台山的譯文。但在很長的時間裏，法文全譯本的《水滸》一直沒有譯出及出版。直到120多年後，即1978年，《水滸》的法譯全本才由法國葛利瑪七星出版社出版發行。《水滸》開始在德國流傳也是在晚清時期。威廉·格魯貝所著的《中國文學史》及愛德華特·艾爾克斯的《中國文學》等書，都簡要地介紹、評論過這部名著。衛禮賢的《中國文學》一書有專門關於《水滸》的介紹，指出：“在本質上，《水滸傳》是一部道德反叛的古典作品。全書的主題是，政府的腐敗是盜賊蜂起的根源，一個善良的強盜比一個凶惡的官員要好。通過這一主題，全書閃爍著中國人民群眾的精神風貌和他們反抗一切不公正及壓迫的光芒。這是這部作品巨大成就的基礎。”[47]作者的這種評論基本上是正確的。德文譯本的《水滸》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以後，比法文譯本的出現遲到70餘年。《水滸》的英文譯本也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1923年英國漢學家翟理斯譯著的《中國文學史》中，錄有《水滸》片斷譯文，內容取自“魯智深大鬧五台山”。30年代美國女作家賽珍珠譯成《水滸》全書70回，取名《四海之內皆兄弟》，於1933年在紐約出版。
《西遊記》是我國影響最大的神話小說，備受西方人士的關注，譯介較為及時。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泰奧多·帕維把《西遊記》中的第9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複仇報本”）和第10回（“遊地府太宗還魂，進瓜果劉全續配”）譯成法文。第9回譯文題目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10回譯文取題為《龍王的傳說：佛教的故事》。譯文皆刊於巴黎出版的《亞洲雜誌》（亦稱《亞洲學報》，由亞細亞學會主辦）。1912年法國學者莫朗編譯的《中國文學選》一書出版，收錄了《西遊記》第10、11、12三回的譯文。12年後，即1924年，莫朗譯成《西遊記》百回選譯本，取名《猴與豬：神魔曆險記》，當年在巴黎出版。這是出現最早的較為係統的《西遊記》法文譯本。
《西遊記》同樣在英美得到傳播。1895年上海北華捷報社出版了塞繆爾·伊塞特·伍德布裏奇（Samuel I.Woodbridge，1856—1926）翻譯的《西遊記》片斷，取名《金角龍王·皇帝遊地府》，內容選自該書通行本“老龍王拙計犯天條”回和“遊地府太宗還魂”回。1900年倫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發行的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一書，有《西遊記》第98回的一段譯文。1905年《亞東雜誌》第4卷刊登了題為《中國的仙境》的譯文，內容取自《西遊記》的兩段情節。譯者署名為詹姆斯·韋爾。大致來講，晚清時期傳入歐美各國的《西遊記》譯文多是一些情節片斷，該書係統的翻譯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
有我國“四大奇書”之一稱譽的《金瓶梅》也是在晚清時期被介紹到歐美國家的。1853年法國巴黎出版了漢學家巴讚的《現代中國》一書，其中有一篇題為《武鬆與金蓮的故事》一文，譯自《金瓶梅》第1回。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瓶梅》的西文節譯本。1912年法國巴黎夏龐蒂埃與法斯凱爾出版社出版了由莫朗翻譯的《金瓶梅》法文節譯本。全書294頁，這是該書最早的西文節譯本。德國漢學家大都重視對《金瓶梅》的研究。格魯貝、福爾開、衛禮賢等學者所著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明史中都介紹過《金瓶梅》。《金瓶梅》德文全譯本出版於1930年。譯者是弗朗茲·庫恩，由德國伊澤爾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即被轉譯成英、法、荷蘭、芬蘭、意大利、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國文字，在歐美各地廣為流傳。
《聊齋誌異》是在西方國家流行較早的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鴉片戰爭後，單篇的英、法、俄文《聊齋誌異》先後告世。1848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輯的《中國總論》第一卷，收錄了《種梨》和《罵鴉》兩篇英譯文。這是《聊齋誌異》最早的英文單篇譯文。1867年英人邁耶斯（William Freelerick Mayers，1831—1878）也發表了《聊齋誌異》的單篇譯文《酒友》。他還翻譯過《嫦娥》《織女》等篇章。曾當過英國領事官的艾倫（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1844—1920）編譯《聊齋誌異故事選》，錄有《宋燾成神》《狐嫁女》《勞山道士》等，在19世紀70年代香港出版的《中國評論》上連載。翻譯《聊齋誌異》篇目較多的是英國人翟理斯。他編譯的《聊齋誌異選》共收錄了164篇作品，內有《勞山道士》《瞳人語》《陸判》等篇目，於1880年由倫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翟氏所譯是匯輯篇目較多的一個英文譯本。
最早的法文《聊齋誌異》單篇譯文是法國學者阿裏（Huart）翻譯的《種梨》，刊登在1880年巴黎出版的《亞洲雜誌》（第117期）上。此外，中國駐法國公使館參讚陳季同也翻譯了《辛十四娘》《青梅》《香玉》等26篇作品，譯輯為《中國故事集》，由巴黎卡爾曼出版社1889年出版。出版後，頗受法國讀者歡迎，當年就重印了第二版、第三版。施萊爾博士專門為這個譯本寫了介紹文章，刊登在《通報》第1期（1890年4月）。1895年河間府天主教會印刷所出版了法國傳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1856—1933年）編譯的《漢語入門》第五卷，內有數十篇《聊齋誌異》的譯文。該書是為外國人學習漢語而編寫的法漢對照課本。《聊齋誌異》中的許多篇章都作為該課本的教材內容，如書中第37課為《趙城虎》，第49課為《考城隍》，第51課為《勞山道士》，第52課為《狐嫁女》等。1903年該書再版。民國以後，出版的法文《聊齋誌異》節譯本逐漸增多，主要有巴蘭譯的《中國故事》，內有《聊齋》故事23篇；路易·拉盧瓦譯的《魔怪集——蒲鬆齡小說選》，收錄作品20篇；賀敬瞻譯的《聊齋誌異》單篇法譯文，內有19篇；阿爾方編譯《中國短篇小說集》，收有《聊齋誌異》作品16篇；皮埃爾·道丹編譯的《中國故事集——聊齋誌異選》，內有作品50篇，是此書法文譯本篇目最多的一種。
《聊齋誌異》同樣引起俄國學者的興趣，早在19世紀後期就被譯成俄文。較早的有蒙納斯蒂廖夫譯的《水莽草》，登載在1878年出版的《新作》雜誌上。1883年俄國著名漢學家瓦西裏耶夫又翻譯了《阿寶》《庚娘》《毛狐》等作品。《聊齋誌異》的大規模俄譯是在十月革命之後，蘇聯著名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為此做出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從1922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4本《聊齋誌異選》，選譯的作品共155篇。這部選輯也是選譯篇目較多的西文譯本。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晚清時期被介紹到海外的中國小說還有《好逑傳》《鏡花緣》《十二樓》《兒女英雄傳》等。關於唐詩、宋詞、元曲的海外翻譯介紹，也在此期取得不少成就，有的對外介紹並不亞於對小說的介紹。
總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古典文學的海外傳播有了較大的進展。不僅傳播數量有了明顯的增多，而且傳播的內容也大大豐富了。以小說外播為例，鴉片戰爭以前介紹到海外的中國小說數量稀少，戰後則不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傳世名作都先後被譯成多種外文，介紹到東西方各國。盡管此期介紹的水平不是很高，多數作品隻有節譯本，但這畢竟初步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瑰寶，為世界各國人民了解中國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並為後來的中華文化繼續外播開辟了航道。其積極意義是不容抹殺的。其實中國古典文學外播的意義遠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它還以無窮的藝術魅力，獨特的藝術特色，積極地影響了域外一些國家和民族的文學藝術。如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盡管西方思潮如洪水泛濫般地衝擊了社會，但在文壇上卻一度出現漢詩文興盛的局麵。僅在1871年至1879年出版的漢詩選本著名者有：《明治三十八家絕句》《東京才人絕句》《明治十家絕句》《今世名家詩鈔》《舊雨詩鈔》等。日本學人正岡子規感慨地說：“今日之文壇，若就歌（按：和歌）、俳（按：俳句）、詩（按：漢詩）三者，比較其進步程度，則詩為第一，俳為第二，歌為第三。”[48]“和歌下落，漢詩騰貴”是對當時日本文壇狀況的一種寫照。中國文化的積極影響在西方國家有反映。20世紀初期（大約1910—1920）在英美詩壇上曾流行過意象派。意象派是現代英美詩歌的一個流派，從藝術淵源上說，它的形成曾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是這個流派的首倡人。麵對西方詩壇的重重積弊，龐德立誌進行詩歌改革。他從漢學家費諾羅薩收集、注釋的上百首中國古典詩歌中受到深刻的啟迪，形成了新的詩歌創作觀念，並創作出第1本意象派詩集《意象派選集》，於1914年出版。在龐德的6首作品中，有4首取材於中國的古典詩歌：《仿屈原》，靈感來自於《九歌》中的《山鬼》；《劉徹》是對漢武帝“落葉哀蟬”的改寫；《秋扇怨》是班倢伃《怨歌行》的模仿；最後一首尚未考證出其原詩。1915年，龐德經過對費諾羅薩遺留的中國古詩筆記的整理及再創作，出版了由18首短詩組成的《神州集》（又譯作《漢詩譯卷》、《古中國集》）。該書的出版一度在美國詩壇引起了轟動，《神州集》不脛而走，它所帶有的中國詩風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在美國詩壇掀起了“中國熱”，意象派在詩壇的地位亦被確立。
當然，應該看到此期的中國古典文學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紹中國文學的主要是外國人。他們或者是漢學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麵的學者。由於國度、民族、身份及看問題的立場、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理解、介紹及解釋亦大不相同，眾說紛紜，片麵性與民族偏見摻雜其中。這不僅不利於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給各國人民正確認識中國造成障礙。二是介紹的內容亦不完全，如中國古典小說的西文譯本節譯多，全譯少，便是證明。可見，此期的中國古典文學外播固然取得可觀的成績，但也不應作過高的估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