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忠像劉秉忠(1216—1274)，字種晦，初名侃，為僧時法名子聰，自號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朝大臣，科學家、文學家，草定元初典章禮樂規模製作，官至中書參知政事。著有《藏春集》十卷，僅傳詩作六卷。
隱居人道
劉秉忠出生在金王朝統治下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劉秉忠的祖先本是瑞州(今江西高安縣)劉李村人，由於世代仕於遼王朝，遂為官宦之家。金滅遼以後，劉秉忠的祖先效命於金王朝，由於其曾祖父被任命為邢州節度副使，劉氏便定居於邢州，從此劉氏一家便成了邢州人。
劉秉忠雖然生於戰亂的年代，可是他生而風骨異秀，誌氣英爽不霸。八歲那年始入學，由於其天資穎悟、卓爾不凡，小小年紀便能日誦數百言。十三歲之時，由於其父劉潤為蒙古國錄事，便被作為質子送往元帥府。在為質子時期，劉秉忠立誌為學，詩文字畫，與日俱進，同輩之人，莫可望其項背。十七歲那年，劉秉忠由於家貧，更為了奉養其親，便不得不去充當邢台節度使府令史。在擔任令史時，劉秉忠精明幹練，諸老吏皆服其能。但對劉秉忠來說，一個小小的節度使府令史，難以滿足他那顆高傲的心，囚此劉秉忠常常鬱鬱寡歡，唉聲歎氣。終於有一天，劉秉忠提筆歎道：“我家累世官宦，而今我卻汩沒於刀筆之間。大丈夫才不遇世，當隱居以求其誌耳!”於是，劉秉忠即棄官而去，隱居於武安山(今河北有邢台市西南太行山的一部分)，與全真道士一同居住。
全真道，是當時的北方地區道教的三派之一，另兩派為真大道、太一道，其中以全真道最盛，在北方的勢力也最強。全真道是鹹陽人王重陽於公元1153年所創，光大於金末元初。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到達阿姆河畔，在那裏安營紮帳，會見了來自遠方的萊州(今山東掖縣)全真道道土，這個道士便是長春真人丘處機。這次會見是成吉思汗預先安排好的，他於公元1219年在西征途中就派遣工匠出身的漢族官員劉仲祿去萊州，邀請丘處機來講授長生之術。丘處機作為全真道的領袖，也作為金朝漢人地主的代表，於公元1221年跋涉來到了蒙古軍剛剛占領的撒馬爾罕城(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下，與成吉思汗會見。公元1222年3月，成吉思汗與丘處機第一次在阿姆河畔的營帳相見。10月，成吉思汗又一次召見丘處機，論道三日，由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譯。當成吉思汗向丘處機尋問長生不老之術時，丘處機誠懇地告訴成吉思汗：“世上本無什麽長生不老之術，隻有養生之法。”丘處機還針對當時蒙古軍隊的屠殺和掠奪政策，一再闡述自己的封建政治觀點，要求成吉思汗治應以敬天愛民為本，長生之道以清心寡欲為要。這次會見之後，成吉思汗指令耶律阿海把丘處機的談話記錄下來，說是要傳給他的子孫，並賜給丘處機一紙詔書，下令免除道士的賦稅、差發。這次會見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那就是使全真道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佛、道兩教並重的蒙古貴族統治初期，道教的地位開始高於佛教。
劉秉忠隱居武安山之時，正值全真道的盛期，他與全真道道士居於一處是有深刻的曆史根源的。與全真道道士相處的這段日子，極大地影響了劉秉忠的生活，以至於他後來自號藏春散人，甚至連他自己的文集也名之為《藏春集》。這一切無不深刻地打下了道教的烙印。
公元1238年，有名的大法師虛照禪師主持天寧寺，當他聽聞劉秉忠行高節端、才高於世，便派遣弟子顏仲夏招其為僧。因為劉秉忠擅長文詞，虛照禪師便讓其作了書記一職，劉秉忠本人也取法號子聰，後人稱他為僧子聰。後來，劉秉忠跟隨虛照禪師雲遊，來到雲中(今山西大同市)，留在南堂寺修行。在這段時間裏，劉秉忠盡其所能，博覽群書，特別精通《易經》及邵氏《經世書》，對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奇門遁甲之類，也無不精通。除潛心讀書之外，劉秉忠的詩賦、書法、音樂等方麵的天賦也得到充分的發揮。劉秉忠所作的詩章樂府，都是膾炙人口，他的書法效法顏真卿的正楷、二王的草書，有口皆碑，當時人把他的音樂才能譽為“得琴阮徽外之遺音”，聲聲皆妙。劉秉忠在出家隱居期間中，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獲，成為當時群儒為之翹首的學者。
劉秉忠在出家隱居期間對於道教有一定的研究；後又入寺為僧，對於佛教更是精通；加之他原有的儒家文化功底。使得他年紀輕輕便成為學兼儒、佛、道三家的學者。由於他也多才多藝也自然而然將他推上了學術領袖的位置。
一言心語
年紀輕輕便集儒、佛、道於一身．真可謂全才。劉秉忠不愧是當時學術領袖。關漢卿
關漢卿像關漢卿，號已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偉大戲劇家。與馬致遠、白樸、鄭光祖合稱“元曲四大家”，並位居其首。他一生“不屑仕進”，生活在底層人民中間，多才多藝、能寫會演、風流倜儻、豪爽俠義。是當時雜劇界的領袖人物。
著有雜劇六十部，現僅存十八部，其中曲白俱全者十五部。所作大曲十餘套，小令五十餘首。他的戲曲作品題材廣泛，大多暴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敗，表現了古代人民特別是青年婦女的苦難遭遇和反抗鬥爭，人物性格鮮明，結構完整，情節生動，語言本色而精練，對元雜劇和後來戲曲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其作品主要有《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單刀會》等。
調適心態倜儻不羈
一
關漢卿的前半生。是在血與火交織的動**不寧的年代中度過的。作為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關漢卿熟讀儒家經典，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把(倜易》、《尚書》等典籍的句子順手拈來，運用自如。不過，他又生活在仕進之路長期堵塞的元代，科舉廢止、士子地位的下降，使他和這一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處於一種進則無門、退則不甘的難堪境地。和一些消沉頹唐的儒生相比，關漢卿在困境中較能夠調適自己的心態。他生性開朗通達，放下土子的清高，轉而以開闊的胸襟，“偶娼優而不辭”。他的散曲《南呂?一枝花》套數，自稱“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宣稱“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那，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這既是對封建價值觀念的挑戰，也是狂傲倔強、幽默睿智性格的自白。由於關漢卿麵向下層、流連市井，受到了生生不息雜然並陳的民間文化的滋養，因而寫雜劇，撰散曲，能夠左右逢源、得心應手地運用民間俗眾的白話，三教九流的行話。而作品中那些弱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也在流露著下層社會的生活氣息與思想情態。
二
元朝，是儒家思想依然籠罩朝野而下層民眾日益覺醒，反抗意識日益昂揚的年代。在文壇，雅文學雖然逐漸失去往日的輝煌，但它畢竟浸入肌膚，餘風尚熾，而俗文學則風起雲湧，走向繁盛。這兩股浪潮碰撞交融，締造出奇妙的文化景觀。關漢卿生活在這種特定的曆史階段，他的戲劇創作及其藝術風貌，便呈現出鮮明而駁雜的物色。一方麵，他對民生疾苦十分關切，對大眾文化十分熱愛；另一方麵，在建立社會秩序的問題上他認同儒家仁政學說，甚至還流露出對仕進生活的向往。他一方麵血淚交進地寫出感天動地的《竇娥冤》，另一方麵又以憧憬的心態編寫了充滿富貴氣息的《陳母教子》。就其全部文學創作的總體風格而言，既不全俗，又不全雅，而是俗不脫雅、雅不離俗。就創作的態度而言，他既貼近下層社會，敢於為人民大聲疾呼，又是一位倜儻不羈的浪子，還往往流露出在現實中碰壁之後解脫自嘲、狂逸自雄的心態。總之，這多層麵的矛盾，是社會文化思潮來回激**的產物。唯其如此，關漢卿才成為文學史上一位說不盡的人物。
一言心語
作者有獨特的個性．深邃的思想。才會有好作品問世。關漢卿的作品就像他本人那樣。確是一粒響當當的銅豌豆。
巧言脫險
民間傳說，元代的關漢卿因為編演《竇娥冤》，得罪了統治者，官府要捉拿他治罪。關漢卿得知消息後，連夜逃走。途中，他遇到幾位捕快。
班頭問：“你是幹什麽的?”
關漢卿順口答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統領千軍。”班頭明白了：“原來你是唱戲的。”關漢卿又吟道：“或為君子小人，或為才子佳人，登台便見；有時歡天喜地，有時驚天動地，轉眼皆空。”班頭見他如此伶俐，出口成章，便問道：“你是關……”關漢卿笑道：“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班頭本來愛看戲，特別愛看關漢卿編演的戲。知道眼前這人便是關漢卿。捉他吧，於心不忍，不捉吧，五百兩賞銀便沒了。關漢卿看透了他的心理，便順口吟道：“台頭莫逞強，縱得到厚祿高官，得意無非俄頃事；眼下何足算，到頭來拋盔卸甲，下場還是普通人。”
可能是這首詩打動了班頭，他便對另幾名捕快說：“放人吧，這是個瘋子。”
關漢卿就這樣脫了險。
一言心語
在危急的情境下，靈活的思維是化險為夷的重要法寶。而靈活的思維來自於鎮定從容與博學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