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當共產黨中央、毛澤東率一、三軍團從巴西地區北上後，張國燾大張撻伐，公開拒絕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和命令，率左路軍並強令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麵軍部隊再度過草地南下，公然打出分裂的旗幟，與黨中央、毛澤東分道揚鑣了。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黃草漫漫，寒氣凜冽，彌漫著深秋的肅殺氣氛。紅軍第一次過草地時留下的行軍、宿營痕跡，還很清楚。有些用樹枝搭成的“人”字棚裏，堆著些無法掩埋的紅軍屍體。衣衫單薄的指戰員，頂風雨，履泥沼，熬饑寒，再次同草地的惡劣自然條件搏鬥，又有一批同誌獻出了寶貴生命。回顧幾個月來一、四方麵軍合而後分的情景，展望未來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鬱不已。
抵毛兒蓋略事休息後，旋即沿著黑水、蘆花以西的羊腸山路，向黨壩、鬆岡開進。時值蘋果、核桃、柿子的收獲時節，部隊沿途找藏民購買或交換，弄來充饑果腹。月底，在大金川北端的黨壩同左路軍會合。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王樹聲等，已來到這裏。朱總司令麵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穩健，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來，也沒放在心上一樣。
這場北上與南下，正確與錯誤之爭及其所導致的後果，來得既突然又神秘，叫人措手不及。當時，這場路線鬥爭的內幕情況，竟連紅四方麵軍的軍一級幹部也不知其所以然。
張國燾明知他公開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會遭到全黨全軍的一致反對，為了欺騙和蒙蔽群眾，便在部隊中公開散布對黨中央的不滿，惡意挑撥兩個方麵軍之間的關係，並加強了軍閥主義的專橫統治，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予“紀律製裁”。對中央政治局在俄界會議上對其反黨錯誤所作的決定則嚴加封鎖。
9月中旬，四方麵軍以及左路軍的五軍團和三十二軍，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執行張國燾的“命令”，分別由阿壩和包座地區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草地。
第二次過草地，已是秋季，金風蕭瑟，天氣轉寒，戰士衣單鞋缺，大軍再經草地，糧食更缺乏，比第一次過草地更為艱苦。同誌們毫無準備，情況不明，思想一度混亂，許多人想不通，有意見：為什麽不北上而要南下？為什麽要和黨中央分開？南下到哪裏去？但所有這一切，在當時都無法得到回答，大家隻有悶著頭，跟著走。
由軍委1局局長調任紅四方麵軍第四軍參謀長的張宗遜，在返歸總部的途中，陰錯陽差，終於失去了跟隨黨中央、毛澤東先期北上的機會。
楊成武在紅四軍工作不安心，寫信給右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請求調動工作。當時，右路軍總指揮是徐向前，政治委員是陳昌浩。9月9日晚飯後，楊成武接到總指揮部的電報：宗遜星夜回總部，另有任務。接到電報後，楊成武立即啟程，一夜走了六、七十裏路，在10日黎明趕到駐夾溪的總指揮部。當時，沒有見到葉參謀長，楊成武就在司令部休息。
第二天，楊睡醒起來，看到劉誌堅和李伯釗，才知道張國燾陰謀用武力裹脅毛澤東、黨中央南下，發生了曆史上有名的張國燾反黨事件。後來知道毛澤東、黨中央已率領紅一、三軍團先行北上，開往俄界，脫離了險境，並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出決定，號召全體同誌，反對張國燾南下把紅軍帶到戰略上極為不利的地區、反對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劉誌堅、李伯釗等是帶著紅三軍團的“火線劇社”到紅四軍和紅三十軍來慰問的，事件發生後，他們也沒有趕上紅三軍團的部隊。紅四方麵軍的人說，毛澤東曾親自對在紅軍大學工作和學習的紅四方麵軍同誌說：你們想回去的可以回去，你們將來還是要北上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論斷是非常英明正確的。
1935年9月12日，右路軍的紅四方麵軍部隊，紅四軍和紅三十軍開始南下過草地。就在這一天，楊成武和彭紹輝被調到紅軍大學紅四方麵軍的學生隊當教員，學生隊有學員100-200人。南下的路線仍是北上時走過的路線，由巴西過草地，經過毛兒蓋，上下打鼓、黑水蘆花、馬塘、卓克基。紅軍大學學生隊在9月30日到達鬆崗附近的鄧家橋休整。
猜測、懷疑、仇恨所造成的對立情緒，在南下的紅軍隊伍中彌漫。不僅下層指戰員間由於一、四方麵軍隸屬不同而產生矛盾、磨擦，即便是高層指揮員之間，也經常鬧得劍拔弩張。紅四方麵軍三十一軍軍長李聚奎，回憶了這個由張國燾主持的、圍攻朱德總司令的“鬥爭”會：
10月間，部隊到達大金川東北的卓克基地區。一天，王樹聲同誌找我談話，他說：“中縱隊司令部準備和你們三十一軍司令部合並，軍長餘天雲調到紅軍大學去學習，由我兼三十一軍軍長，王維舟同誌任軍參謀長，你當副參謀長。”並通知我去參加當天晚上總直屬隊召開的全體黨員大會。會議地點是在一個大喇嘛廟裏，到會人員除方麵軍總部的負責人外，還有挑夫、馬夫、炊事員等勤雜人員。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整個會場亂哄哄的。我進入會場後，就和李井泉同誌同坐在一個角落裏。會議一開始，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講話，他一開口就說：“自從毛周張博率一方麵軍單獨北上一個多月來……”我一聽一方麵軍單獨北上了，心頭不由一陣緊縮，就和李井泉同誌悄悄地議論：“黨中央北上了，紅一方麵軍北上了，那就說明紅四方麵軍這次南下是有問題的。”不久會場上出現了一陣騷亂，各種叫喊聲混成一片。原來是有人要朱總司令站出來發表一個反對毛澤東同誌的“聲明”。隻見朱總司令從容不迫地站了起來，對大家說：“毛澤東、周恩來等同誌率軍北上，這是黨中央的決定。至於你們要我發個聲明反對毛澤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從井岡山鬥爭開始，不但全中國知道朱毛紅軍，就是全世界也知道朱毛紅軍……”朱德同誌的話音剛落，有一些人就圍攻他。劉伯承同誌見他們圍攻朱總司令，就說：“現在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火力”就又轉到劉伯承同誌身上了。會議在張國燾的操縱下，通過了“決議”，汙蔑北上紅軍是“右傾逃跑”、“機會主義。”過後，就聽說張國燾自稱“主席”，另立“中央”。
那次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當晚我沒有回三十一軍軍部，而是和李井泉同誌在一個喇嘛廟裏，睡在地板上，我們兩個人合蓋著一條毯子，一夜沒有合眼，都為黨和紅軍的前途擔憂。
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四方麵軍的部隊南下之後，張國燾再也掩飾不住自己的野心和權力欲望了，於是便匆忙地導演了這出中共黨史上另立“中央”的分裂鬧劇。
10月5日，在馬爾康縣的卓木碉，張國燾另立“中共中央”。作出“組織決議”：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的中共中央委員職務和黨籍，下令通緝，還宣布成立“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宣布朱德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借以進行拉擾和誣陷。朱德堅決反對張國燾這種錯誤做法，嚴正表示：“你這種做法我反對。我們要接受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同中央對立。”他嚴肅地對張國燾說：“我是總司令，不能反對中央，不能當你封的這個‘委員'、那個‘委員'。你要搞，我不讚成。我按黨員的規矩保留意見，仍以總司令的名義做革命工作。”張國燾又變換手法，除平時加緊對朱德的監視外，還別有用心地誣陷原一方麵軍的1個營有“叛變”行為，說要繳他們的槍，企圖製造事端，造成武裝衝突。
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麽突然，人們都傻了眼。就連南下以來，一路上盡說中央如何如何的陳昌浩，似乎也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發言表態支持張國燾。會場的氣氛既緊張又沉悶，誰都不想開頭一炮。張國燾於是先指定一方麵軍的一位軍的幹部發言。這個人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麵軍的人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
張國燾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態。朱總的發言心平氣和，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張國燾又讓劉伯承表態。劉講了一通革命形勢相當困難的話，弦外之音是要講團結，不能搞分裂。張國燾為此懷恨在心。不久，便將劉的參謀長職務免去，調他去紅軍大學工作。
張國燾見朱德、劉伯承都不支持他，臉色陰沉，但不便發作。接著，就宣布了“臨時中央”的名單，以多數通過的名義，形成了“決議”。還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臨時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擔任。這樣，張國燾的反黨行為，就發展到了高峰。
這次會議，明顯帶有突然襲擊的性質。所謂“決議”，並未經鄭重討論，不過是一哄而起罷了。徐向前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舉手表決，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擁護吧，沒有多少道理，原來就有黨中央，這邊又成立一個，算什麽名堂？反對吧，自己有些事還沒想清楚，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當時就是那樣的水平，頭一回遇上如此嚴重的黨內鬥爭，左右為難，隻好持沉默態度。會後，張國燾找徐向前談話，徐明確表示，不讚成這種作法。他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麽好處嘛！我的主導思想是希望團結，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將來不堪收拾。張國燾呢？大言不慚地以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成立第三國際的事例為自己辯解，根本聽不進徐的勸告。
分裂不得人心。大敵當前，黨的團結和紅軍的團結，是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的迫切要求所在。張國燾愈是公開製造分裂，煽動分裂，廣大指戰員就愈加渴望團結，珍視團結。紅四方麵軍的不少人，腦子裏都打了問號：“這樣做對嗎？”“符合黨章要求嗎？”“有利於一致對敵嗎？”他們雖然不敢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但對“張主席”的盲目崇拜心理，開始懷疑動搖，竊竊私議之風，不可遏止。紅一方麵軍的指戰員，不滿情緒尤甚。調來四方麵軍任軍參謀長的陳伯鈞，就曾直接找張國燾談話，呼籲團結，反對分裂。他是黃埔五期生，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任過紅軍師長、軍團參謀長等職。他秉性剛直、豪爽，敢於堅持原則，陳述己見。紅四方麵軍南下期間，他調紅軍大學執教，一麵培訓幹部，一麵積極支持劉伯承對張國燾的鬥爭，表現不錯。
張國燾另立“中央”後，由於人為的原因，與四方麵軍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了。在張國燾及其少數分裂分子的威逼利誘下，隨四方麵軍南下的同誌和一方麵軍處境艱難，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同分裂主義行徑進行鬥爭。
利用手中的生殺大權，欺騙蒙蔽、威脅利誘，張國燾終於朝著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