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川南後，敵情又發生了急劇變化，川軍十幾個旅的兵力按照蔣介石的命令，不但在長江憑借天險沿江布防阻截紅軍渡江入川；而且派主力集結川南地域，企圖配合蔣、滇、黔、湘諸敵，圍殲紅軍於川南狹小地域。紅一方麵軍為打通過江入川西的通道，攻擊永寧城又沒得手，並且川敵在2月1日和2日兩天又截斷了紅一師和紅二師，阻擊紅軍渡江入川。在這種軍情下，黨中央和軍委如果仍像過去那樣機械地按渡江作戰計劃強渡長江，顯然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這時，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博古，片麵地過低估計了川軍作戰能力，堅持原定戰略計劃，主張在川南同敵人死打硬拚，奪路冒險去渡江入川西。正如周恩來事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澤東找我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當時說，當然是毛澤東”，毛澤東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博古隻有離開黨中央最高領導崗位，從組織上徹底糾正其錯誤，才能把黨和紅軍從險境中挽救出來。路線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勝敗的因素。這是一條真理。由此可見，“博古交權”在當時是勢在必行了。這是黨的利益的要求，是必然的。
據此分析，2月5日晚，中央負責人在高坎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首先完成了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的“交權”任務。接著在張聞天的主持下討論了“中區的問題”和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從高坎會議關於這兩個問題的內容看，反映了毛澤東的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會議作出了在撤離中央蘇區時中央未能完成的中區組織領導問題的決定。這充分說明了是在“博古交權”之後，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對當前紅軍所麵臨的形勢作出的關於戰略方針問題的決定和對中央蘇區作出的“三條”決定。
張聞天日記中說：“當時政治局許多同誌推舉我當書記”，我“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也說明了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出“博古交權”的組織決定的。
張聞天說：“我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毛澤東也曾幽默地說，張聞天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周恩來說：“實因在遵義會議後得到毛主席的領導”，“中央紅軍能不在李德的荒謬指揮下被消滅，而能渡過長征的困難”，“在與張國燾鬥爭中的勝利，也是如此”。又說：“毛澤東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
為貫徹毛澤東馬列主義路線，作了組織上的保證。當時，客觀形勢又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在馬列主義唯物思想路線指導下，依據當時的具體實際，對遵義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提出了再轉移的意見，而博古不同意這個正確意見。這時，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就很難貫徹下去。張聞天接替博古職務後，主持中央工作就立刻遵照毛澤東的意見，轉移了紅軍的戰略方針，使紅一方麵軍轉危為安。從而，使紅軍又一次避免了強行拚命過江帶來的全軍覆沒危險。毛澤東作出的初步戰略轉移設想是“根據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立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鬥與創造新蘇區”。這說明，在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後的高坎政治局會議上，采納了毛澤東等對土城戰役、永寧戰鬥失利後產生的如渡江不可能，即留川、滇邊創建新蘇區根據地的初步戰略轉移計劃。
黨中央作出的關於“中區”問題的決定，使“中區”工作有了正確的路線和貫徹正確路線的組織保證。這樣，就糾正了中央和紅一方麵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後不正常的工作秩序，恢複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從此，開始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