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蝕》三部曲的《幻滅》是茅盾的處女作。由於他在創作前就有著深厚的中外文學的理論涵養，又有到漢口參與大革命的實際生活，因而處女作就顯得非常成熟。女主人公靜女士（章靜）從小在傳統家庭中長大，多愁善感。她原來是在讀書中尋找安慰，並冷對抱素的追求，抱素被慧女士戲弄後，同情心使她對美好的愛情燃起了希望，但在與抱素結合後，才發現所愛的人竟是有妻室的反動軍閥的走狗，靜女士的希望破滅了。她厭倦了拜金的上海的喧囂而奔赴漢口，對革命燃起了詩情畫意的熱情與希望，然而實際的現實生活卻與她的想象相距甚遠，她不斷地變換工作，在無聊中感到了又一次幻滅。她在護理傷員時遇到未來主義者強猛連長，愛情重新喚起了她對生活的信心與希望，他們一起去廬山度過了一段甜美的時光，但隨著強連長離開她而奔赴戰場，她又陷入幻滅中。小說通過靜女士的經曆展示了傳統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碰壁，象征著傳統文化的衰落，而她與未來主義者強連長的歡好則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為了突出靜女士的傳統性格，小說還刻畫了一個勇敢而決絕的新女性慧女士，她與抱素在一起不但沒有受到傷害，反而將抱素戲耍了一番。
《動搖》比《幻滅》更富有藝術表現力。茅盾回憶，《動搖》非“信筆所之”而是“有意為之”，構思的時間較長。與《幻滅》主要從靜女士眼中看世界不同，《動搖》通過國共合作時期武漢附近的一個縣城在革命中的風雲變幻，展示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以及人物的複雜心理。男主人公方羅蘭作為國民黨縣黨部的負責人，性格矛盾而優柔寡斷，他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革命者，但身上的文人習氣很濃而缺乏政客的果敢。然而權力的腐敗卻在這個縣城橫行無阻，胡國光作為投機取巧、心狠手辣的老狐狸，在革命到來時以“極左”的麵目出現，獲取了相當大的權力，暗地裏卻是貪色好**，胡作非為，並挑動不明真相者對革命進行挑戰。對於這個混進革命隊伍中的蛀蟲，方羅蘭一開始就對他有所警惕，但卻不能像堅定的革命者李克那樣與之鬥爭，隻能在中和妥協中維持現狀。最後，胡國光勾結國民黨右派對城內的革命者進行大肆屠殺，方羅蘭隻得逃跑。方羅蘭告別了傳統，卻又恐懼“極左”的言行。他在對土豪劣紳瘋狂報複革命的思考中保持著自由主義文人的獨立思考：
你們剝奪了別人的生存，掀動了人間的仇恨，現在正是自食其報呀！你們逼得人家走投無路，不得不下死勁來反抗你們，你忘記了困獸猶鬥麽？你們把土豪劣紳四個字造成了無數新的敵人；你們趕走了舊式的土豪，卻代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你們要自由，結果仍得了專製。所謂更嚴厲的鎮壓，即使成功，亦不過你自己造成了你所不能駕馭的另一方麵的專製。
正如方羅蘭動搖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在個人生活中，他也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徘徊而難以抉擇。其妻陸梅麗是《幻滅》中靜女士的變形再現，在很大程度上象征著傳統女性。與方羅蘭結婚後，她越來越想退回家庭，麵對著時代變遷而不知所從。她雖然不像靜女士那樣多愁善感，但卻因現代生活的複雜而覺得惶惑與感傷。孫舞陽則是《幻滅》中的慧女士的變形再現，象征著現代新女性。孫舞陽比慧女士更加豔麗性感，在性上也更加開放。她投身革命顯得很果敢，那種玩男人的姿態是當代木子美的先驅。在很多男人趨之若鶩的情況下她遊刃有餘地周旋於其間，以致使嫉妒她的女性說她是妖豔**玩著多角戀愛的“公妻榜樣”。方羅蘭不能離棄他的妻子，又抵禦不了孫舞陽的**，他彷徨於傳統與現代之間而感到無所適從。小說結尾，方羅蘭帶著梅麗與孫舞陽逃到一座破敗的尼姑庵避難，這座破庵象征著古老的中國；而在梅麗夢中，破庵倒塌壓垮了一切生機，則是對國民黨右派摧殘了中國之希望的一種象征。瞿秋白臨死前在《多餘的話》中將《動搖》與《羅亭》《安娜·卡列尼娜》《阿Q正傳》《紅樓夢》相提並論而不提《子夜》，值得關注。
若將《幻滅》與《追求》易位，更切合作品演進的內在邏輯。從追求、動搖到幻滅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知識青年的普遍心態。《幻滅》中的靜女士不斷幻滅，但還在不斷追求；而在《追求》中，所有的追求與希望都成了“死神唇邊的笑”，這是蔣介石大屠殺造成的知識青年真正幻滅的表現，因而表現的是浪漫感傷的一代知識青年的現代困境，這是中國式的“迷惘的一代”與“垮掉的一代”的藝術再現。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章秋柳是慧女士、孫舞陽的傳人，但卻比前二人顯得感傷頹廢。在同學聚會上，她再次見到求學時的戀人張曼青，自己都感到詫異，因為過去那個意氣風發指點江山的張曼青早已死去，變成了一個眼光如豆而追求實際的人。然而，即使是張曼青放低姿態，從政治救國轉向教育救國，也仍在現實中碰壁；而他追求到的嬌柔女友，婚後卻變得悍潑無比。另一同學王仲昭，在新聞救國的旗幟下實行半步半步改革，並且從主編那裏爭取到自己負責版麵的自由，他的這些努力都是在博得漂亮可人的戀人陸俊卿的愛，然而婚期臨近，陸俊卿卻出了車禍。看破紅塵的同學史循（取曆史循環之意）最為悲觀頹廢，整天琢磨著怎樣自殺。章秋柳為了將他從死神那裏拉回來，以少女之身拯救他，然而史循還是在恣欲與酗酒中死去。章秋柳染上梅毒後那種坦然態度，更表明這群知識青年感覺生不如死的頹廢。於是，同學聚會、野餐就成為他們之間傾吐痛苦的場合。張曼青說“現在的時代病”就是“中國式的世紀末的苦悶”。
《蝕》三部曲具有濃重的抒情性，很難用任何一種文學上的“主義”來加以簡括。可以說，《蝕》三部曲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與頹廢主義的雜糅。具體而言，茅盾在文學研究會時期倡導現實主義，在《蝕》三部曲展示主人公賴以活動的社會背景與細節描寫上都有表現，然而五四文學的個性解放與浪漫抒情在三部曲的主人公身上表現得也很充分，而茅盾推崇的梅特林克等人的象征主義技巧在三部曲中時有運用，大屠殺後知識青年那種幻滅感與孤獨感又與世紀末的現代主義契合。
在創作《蝕》三部曲的同時或稍後，茅盾還創作了《創造》《詩與散文》《自殺》等短篇小說。《創造》中的君實開始嫌新婚妻子嫻嫻封閉、滿足，甚至有飄然出世之思，就以新文化對她加以洗禮，給她閱讀個性解放乃至性解放的書。嫻嫻果然在性上變得熱烈，對新事物的關心超過了對他的關心，直至最後竟離棄了他。《詩與散文》中的詩象征著女性的怕羞、幽嫻與空靈，散文象征著女性的熱烈、性感與肉感，青年丙占有了散文式的桂女士，又想追求詩一樣的表妹，然而最後桂女士與表妹雙雙離開了他。這兩篇小說都具有濃重的象征意味。《自殺》則具有濃重的抒情性。環小姐寄居在姑母家，在“五四”新潮的洗禮下她暗示姑母戀愛婚姻要自己做主。然而，那位與她春風一度的男子離開了她，而她卻懷上了身孕。她在自殺前那種情景交融的抒情，具有感傷色調。
《虹》是一部從《蝕》三部曲向《子夜》過渡的長篇小說，然而卻並沒有因為這部小說的過渡性質而犧牲藝術，較之《蝕》三部曲也是非常出色的。《蝕》三部曲那種濃重的抒情情略有變淡，象征技巧仍在使用。小說仍運用女主人公的視角看世界，然而，與《幻滅》中的靜女士與《追求》中的章秋柳不同，梅行素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女性形象，從而使小說對人生的刻畫也更加深刻。小說開始描寫女主人公掙脫出四川而在前往上海的船上，第二章到第五章倒敘她在成都的經曆，構成了對五四時代的象征。梅女士在益州女校受到新文化的洗禮而追求個性自由。她愛上的是表哥韋玉，然而父親卻將她許配給表侄柳遇春。由於患肺病的韋玉奉行的是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她認定自己的初戀不得不在含苞時期就僵死。柳遇春的殷勤加上父親的威逼，她還是嫁給了柳遇春，但她卻沒有隨遇而安。在她的反抗下，柳遇春從把她據為己有到懇切哀求她回家，變化很大。當柳遇春將奮鬥的艱難與對她真正的善意傾訴給她時，她被打動了，然而她受不了柳遇春在性上無休止的索求又開始反抗。柳遇春不得不出去住旅館，不過再次親熱，梅女士為他帶給自己的妓女味而惡心。她向好友徐綺君求援要離開家庭的樊籠。梅女士離棄了傳統而向往現代，然而傳統中的善性也會打動她；她追求新文化與進步，然而又看到新文化旗幟下進步陣營的種種腐敗現象。那位目睹過火燒趙家樓現在整天憤世嫉俗的黃教員，竟在妻子的眼皮底下與名義上的妹妹黃因明私通。梅女士將其妻子對此事的嘮叨寫成文章，報社竟然改為“打破舊禮教”，以至於使梅女士想：“一切罪惡可以推在舊禮教身上，同時一切罪惡又在打破舊禮教的旗幟下照舊進行，這便是光榮時髦的新文化運動！”
小說的第六章到第七章所描寫的梅女士在瀘州師範學校小學部任教的經曆，恰恰就是對新文化經被小和尚念壞的典型，是茅盾眼中“五四”後與革命到來前的中國文化界現狀的象征。這些教員都在利用新文化中飽私囊，打著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的旗幟放縱情欲，鉤心鬥角。在梅女士眼中他們吃“打倒舊禮教”的飯，正如傳統文人吃“子雲詩曰”的飯一樣。這裏的惠師長提倡新思潮，卻在女性解放的旗幟下派義女楊瓊枝當花鳥使搜羅漂亮女人，連剛到此地的梅女士也在被搜羅之列。謠言盛行，新文化僅僅是借口，人們屈服的還是權力，因而這裏亦非梅女士久留之地。小說第八章接續第一章，描寫梅女士到了上海，遇到了共產黨人梁剛夫，也遇到久違了的現在已是革命者的黃因明。她深深為具有鋼鐵意誌的梁剛夫所吸引，夢裏都想與梁剛夫纏綿，然而過去幾乎是所有男人追逐對象的她，現在卻不能打動梁剛夫，她隻能在夢裏索取梁剛夫的愛。與此同時，她還愛上了一種“主義”。在這種愛與主義的影響下她義無反顧地投入了“五卅運動”。第八章到第十章藝術上並不成功，梁剛夫的形象缺乏血肉與生動性，結尾也落入革命加戀愛的俗套。然而總體而言，《虹》還是一部表現從“五四”到“五卅”知識分子心理變遷的優秀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