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創造了任何現代女作家都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曆史：她引發魯迅與毛澤東專門為她賦詩；她既坐過國民黨的牢，也坐過共產黨的牢。她的名字與現代文壇最重大的幾次事件相關：她是“左聯”的領導人，是20世紀30年代備受文壇推崇的左翼女作家，她的文章及她刊發的文章引發了舉世矚目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在會議上那篇著名的講話。
丁玲（1904—1986），原名蔣偉，字冰之，湖南臨澧人。18歲與好友王劍虹赴上海進入陳獨秀、李達等人創辦的平民女校，次年入上海大學。1924年王劍虹與瞿秋白同居後丁玲去北京，次年與胡也頻同居，並開始與沈從文交往。1927年12月在《小說月報》發表短篇小說《夢珂》，次年2月在《小說月報》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並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丁玲是敢愛敢恨的多情女，不久又喜歡上馮雪峰，後來是以馮雪峰的退出結束了這段三角戀。從《夢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繼承的是五四文學傳統，但在馮雪峰、胡也頻的影響下開始向“左”轉，並於1930年加入了“左聯”。同年她還發表了以瞿秋白與王劍虹的戀情為原型的中篇小說《韋護》與《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出版短篇小說集《一個女人》。胡也頻的被殺激起了丁玲的仇恨，她全身心撲到“左聯”的事業上。1931年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發表中篇小說《水》，開始與魯迅來往。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出任“左聯”黨團書記。1933年5月丁玲被捕並押往南京。丁玲被捕是當時文壇的一件大事，連徐誌摩都為此作小說。6月盛傳丁玲被害，魯迅聽說後作《悼丁君》：
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丁玲被幽禁三年後，逃出南京，從上海經西安於1936年11月到達延安。延安對丁玲的歡迎，可從毛澤東用軍用電報發往戰鬥前線的《臨江仙》一詞中看出：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在中國現代，丁玲與魯迅是僅有的以日記體小說一舉成名的作家，而且二人的日記體小說都是以心理描寫見長。《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丁玲前期小說的代表作，充分表現了她是“五四”的產兒。主人公莎菲是在自由的情場上，既有遊走在不同男人之間的矛盾，又有被男人追逐的困惑，最早顯示了愛的“圍城”。溫順的葦弟對莎菲是一往情深，然而她卻是愛不上葦弟。寂寞時她也需要葦弟安慰，甚至不惜給以情人式的熱情，一旦葦弟越過紅線，莎菲不但以冷淡加以疏離，而且還以殘酷耍弄磨折他。然而她同時又為自己欺負老實人而內疚，“用著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摩他的頭發。”這種“惡魔”精神，是冰心、淦女士等女作家的小說中所沒有的。莎菲是一個矛盾體，她理智上感覺“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地過日子”，但是在情感上卻不能俯就葦弟，“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占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不久，莎菲幾乎是一見鍾情地愛上了來自新加坡的淩吉士。“女人隻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反反複複的隻想著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癲了！”但是莎菲在與這位高個子青年的接觸中，卻發現自己迷戀的是竟然是一個金錢至上者，一個做橡樹生意的資本家的兒子，經常拿著金錢在妓院中揮霍以博一時肉感的享受。莎菲的困境在於，她理智上極為瞧不起這個公子哥兒，情感上又是那麽需要他，恨不能被他摟在懷裏柔情似水一番。人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做奴隸，不可思議的愛情也能使人淪為奴隸，莎菲隻有故意顯得不柔順與不近情理的倨傲時，才可能從奴隸狀態中解脫出來。
丁玲小說的風格不像冰心、淩淑華小說那樣含而不露，而近似淦女士的熱情似火。然而，淦女士筆下的女主人公是在猶豫而緊張地衝破傳統的牢籠，而丁玲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就好像是淦女士的女主人公已經走到自由的原野上，在愛與被愛、靈魂與肉體的“圍城”中苦悶彷徨，並且顯露出自由主體的惡性，這是包括淦女士在內的所有丁玲之前的女作家所沒有的。廬隱描寫了不少走出傳統家庭在自由原野上苦悶掙紮的人物，但廬隱小說那種疙疙瘩瘩的文筆與藝術表現力都不能與丁玲小說相比。這就是夏誌清不能理解的丁玲在20世紀30年代享有盛名的原因。不僅如此，丁玲筆下的莎菲還預言了張愛玲明知道胡蘭成是大漢奸還舍身摯愛他的奧秘——女人變成愛情的奴隸。
原典閱讀
莎菲女士的日記（節選）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的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惱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在這本日記裏，與其說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記錄，不如直接算為莎菲眼淚的每一個點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覺得更切實。然而這本日記現在是要收束了，因為莎菲已無須乎此——用眼淚來泄憤和安慰，這原因是對於一切，都覺得無意識，流淚更是這無意識的極深的表白。可是在這最後一頁的日記上，莎菲應該用快樂的心情來慶祝，她是從最大的那失望中，驀然得到了滿足，這滿足似乎要使人快樂得到死才對。但是我，我隻從那滿足中感到勝利，從這勝利中得到淒涼，而更深的認識我自己的可憐處，可笑處，因此把我這幾月來所縈縈於夢想的一點“美”反飄渺了，——這個美便是那高個兒的豐儀！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癲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豐儀的裏麵是躲著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手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
我應當發癲，因為這些幻想中的異跡，夢似的，終於毫無困難的都給我得到了。但是從這中間，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會醉我靈魂的幸福麽？不啊！
當他——淩吉士——在晚間十點鍾來到時候，開始向我囁嚅的表白，說他是如何的在想我……還使我心動過好幾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欲燃燒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於是從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發出的更醜的誓語，又振起我的自尊心來！假使他把這串淺薄肉麻的情話去對別個女人說，一定是很動聽的，可以得一個所謂的愛的心吧。但他卻向我，就由這些話語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遠了。唉，可憐的男子！神既然賦與你這樣的一副美形，卻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樣一個毫不相稱的靈魂放到你人生的頂上！你以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嗎？我所歡喜的是“金錢”嗎？我所驕傲的是“地位”嗎？“你，在我麵前，是顯得多麽可憐的一個男子啊！”我真要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樣把眼光鎮住我臉上，是被情欲之火燃燒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隻限於肉感的滿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來摧殘我的心；但他卻哭聲的向我說：“莎菲，你信我，我是不會負你的！”啊，可憐的人，他還不知道在他麵前的這女人，是用如何的輕蔑去可憐他的使用這些做作，這些話！我竟忍不住而笑出聲來，說他也知道愛，會愛我，這隻是近於開玩笑！那情欲之火的巢穴——那兩隻灼閃的眼睛，不正在宣布他除了可鄙的淺薄的需要，別的一切都不知道嗎？
“喂，聰明一點，走開吧，‘韓家潭’那個地方才是你尋樂的場所！”我既然認清他，我就應該這樣說，教這個人類中最劣種的人兒滾開去。然而，雖說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當他大膽地貿然伸開手臂來擁我時，我竟又忘記了一切，我臨時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驕傲，我是完全被那僅有的一副好豐儀迷住了，在我心中，我隻想，“緊些！多抱我一會兒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時還有一點自製力，我該會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那東西，而把他像一塊石頭般，丟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麽言語或心情來痛悔？他，淩吉士，這樣一個可鄙的人，吻了我！我靜靜默默的承受著！但那時，在一個溫潤的軟熱的東西放到我臉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麽呢？我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會暈倒在她那愛人的臂膀裏！我是張大著眼睛望他，我想：“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因為他所以使我迷戀的那東西，在吻我時，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時鄙夷我自己了！於是我忽然傷心起來，我把他用力推開，我哭了。
他也許忽略了我的眼淚，以為他的嘴唇是給我如何的溫軟，如何的嫩膩，把我的心融醉到發迷的狀態裏吧，所以他又挨我坐著，繼續的說了許多所謂愛情表白的肉麻話。
“何必把你那令人惋惜處暴露得無餘呢？”我真這樣的又可憐起他來。
我說：“不要亂想吧，說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聽著，誰知道他對於這話是得到怎樣的感觸？他又吻我，但我躲開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決心了，因為這時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腦力，我要他走，他帶點抱怨顏色，纏著我。我想，“為什麽你也是這樣傻勁呢？”他於是直挨到夜十二點半鍾才走。
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為什麽呢，給一個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風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嗎？
總之，我是給我自己糟踏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麽法子去報複而償還一切的損失？
好在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隻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盡夠了，那末因這一番經曆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的憐惜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嗬！我可憐你，莎菲！”
——1928年《小說月報》第19卷第2號。
原典點評
這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最後一篇日記，集中表現了莎菲在靈與肉、“色的**而墮落”與高尚的精神拯救之間的矛盾與掙紮，顯示了丁玲小說的心理深度。這種明知對方靈魂的卑鄙卻在肉體上無法擺脫的矛盾，後來在迷戀於胡蘭成的張愛玲身上應驗了。
丁玲的前期小說關注女人的命運與愛情，《夢珂》與《莎菲女士的日記》是如此，隨後的中篇小說《韋護》與《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也是如此。不過，《韋護》與《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已有向左翼轉變的跡象，描寫的都是革命加戀愛，而且重點突出了革命與戀愛的矛盾衝突。《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比《韋護》富有藝術表現力，小說表現的是瑪麗與望微之間愛的“圍城”。瑪麗與久別的情人望微重逢，望微已變成一個埋頭於革命工作的人，以至於使瑪麗感到備受冷落，瑪麗不能忍受，就著力打扮吸引望微，卻就是不奏效。於是瑪麗憤而離家出走，以與其他異性的親密報複望微。當望微因從事革命工作而被捕的時候，瑪麗卻與新的情侶醉生夢死。如果說在瑪麗身上可以找到莎菲的影子，那麽，丁玲就是以這種藝術的方式表明了與莎菲時代的告別。
丁玲的中篇小說《水》標誌著這種告別的成功。夏誌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諷刺的筆法嘲弄丁玲的《水》，失去了作為一個文學史家應有的客觀與公正。因為這種嘲弄並非指向丁玲一個人，而是指向整個20世紀30年代為《水》叫好的左翼文壇，包括茅盾等資深的批評家。公正地說，當整個文壇都沉浸於莎菲式的個人悲歡，而率先睜開眼轉向對人民大眾疾苦的描繪，僅僅這種藝術努力不就值得表彰嗎？難道我們隻能推崇王維那些藝術上爐火純青的山水詩，而否定杜甫的“三吏”與“三別”？《水》以當時震動全國的16省大水災為原型，表現了一個渡口附近的人民的深重苦難。官府隻知催逼捐稅，不知興修水利，當滔天洪水來臨時，等待人民的隻有災難。然而，善良的人民還是寄希望於政府的救濟，當他們得知運來的不是救濟糧而是鎮壓的武裝力量時，人民終於憤怒地反抗了。小說題名為《水》，當然是指給人民帶來災難的大洪水，但這裏還有一個象征意義，就是當怒不可遏的人民群起反抗時，就像大洪水一樣，能夠衝垮一切反動統治的堤壩！當然，小說藝術上的缺憾是群像的描繪多而沒有刻畫出典型人物。丁玲由《莎菲女士的日記》轉向《水》，與蔣光慈由《少年漂泊者》《麗莎的哀怨》轉向《咆哮了的土地》是一致的；盡管《水》與《咆哮了的土地》發表時間相差無幾，但當時左翼文壇普遍是以丁玲的《水》為擺脫革命加戀愛的主觀小說模式的標誌的，這也是丁玲在30年代名氣之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