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三部曲雖然不是什麽佳作,但卻具有時代意義。《憩園》是真正的傑作,它與激流三部曲、《寒夜》一起代表著巴金小說的藝術成就。

巴金在《秋》中顯露的向寫實的轉變,到《憩園》得以完成。從《憩園》開始,巴金小說的客觀寫實性明顯增強,從早期作品濃重的理想主義與感傷主義轉向寫實主義。在《憩園》中,再也沒有過渡文本《秋》所殘留的感傷主義。最早發現《憩園》文學價值的是李廣田,《憩園》出版不久他就著文說在他讀到的巴金小說中這是最好的一本。然而夏誌清在小說史中卻將《憩園》貶得很低:文體平淡,悲劇性主題也未得到適當的發展。唱反調的是香港文史學家司馬長風,他甚至認為《憩園》得魯迅、沈從文、老舍、鬱達夫之長,“卓然獨立,出類拔萃。”事實上夏誌清的小說史雖然偏見極多精彩處也多,司馬長風的文學史平正但精彩處很少,對《憩園》的價值發現是其不多的亮點之一。甚至更關注文學思潮而非文本細讀的顧彬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認為《憩園》“真正的深意並不為人所知……從中可以看出有一個具有主導地位:寫作在危難時代的問題。”

引起巴金創作《憩園》的是他的五叔。1941年1月他回到闊別18年的成都,聽說不久前吃喝嫖賭敗光了家產的五叔死在監獄中。如果早點聽到五叔的佚事,那麽《秋》的篇幅會更長一些。他在籌劃《冬》,然而,如果真是延續激流三部曲的路數來寫《冬》,那麽家族中的眾多人物都不能不提,就會沒有藝術特點,於是,他摒棄了《冬》的寫作計劃而另寫《憩園》。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是以控訴的主體介入的姿態出現在小說中,這個代言人或者是覺慧,或者是覺民、淑華;而在《憩園》中作者完全將主體屏蔽,而是以客觀的姿態書寫憩園主人的興衰存亡。小說的結構也是巴金中長篇小說中構思最巧妙的一部。

小說描寫“我”以作家的身份回到故鄉,遇到從小學到大學的同學姚國棟。他後來還留過洋,也曾誇口要寫出巨著,見“我”住處肮髒,非拉“我”到他家住不可。進入他買了不久的名為憩園的豪宅,我對一個闖入憩園的少年發生了興趣,原來他是憩園老主人楊老三的小兒子,闖入的唯一目的就是來采山茶花。在姚國棟的家裏“我”受到其新婚妻子萬昭華熱情接待,姚國棟因“我”是作家而吩咐人一般不要打擾。於是“我”得以像一個偵探一樣觀察姚國棟的家庭,探尋那個楊家少年的秘密。我從姚家下人那裏了解到,萬昭華是不喜歡看戲而喜歡看電影的新派女性,與姚國棟的關係還好,然而由於姚國棟前妻之子虎少爺而過得並不幸福。虎少爺是個遊手好閑的13歲少年,上了七年學仍在小學四年級,認識的字不到一籮筐,更麻煩的是前妻的娘家是巨富,他們縱容虎少爺整天賭錢,在家裏搗亂。萬昭華對虎少爺不管不好,管又怕落下後娘心狠的惡名,姚國棟則對虎少爺聽之任之。李老漢在憩園易主前就是看門人,“我”從他那兒得知楊家老太爺及各位老爺的信息,其中三老爺把家產敗光,但說起三老爺的小兒子,李老漢則很興奮,說他品學兼優不滿15歲就上高三。於是“我”跟蹤來采山茶花的楊家少年,跟到破廟中見到了楊老三,終於又揭開一個家族敗亡的秘密。楊夢癡是能詩會文的才子,可惜給朋友帶壞了,吃喝嫖賭,甚至變賣妻子的嫁妝以養婊子,把家產敗光。關鍵時刻大兒子將他掃地出門,以免於母親、弟弟像父親一樣流落街頭成為乞丐、小偷。隻有心腸好的小兒子寒兒對他加以關照,甚至忍受屈辱采折山茶花以讓父親在憶舊中得到心靈的安慰。但楊夢癡的良心再也裝不下過多的孝敬,因為他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他給寒兒留字後就不知所向。後來行竊入獄並染上霍亂,死不見屍。在姚國棟的坐吃山空後麵,虎少爺一定是敗家賣憩園的後來者。不過作者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而讓他溺死在江中。而寒兒經過努力學習成才,將來不是沒有入主憩園的希望。

小說中還有一個正直的老車夫與好心的瞎眼女人的故事,不過那是“我”的創作。在創作中“我”受到了女主人萬昭華的影響。萬昭華作為一個新女性卻在狹的籠中受困,因而她喜歡文學,希望文學能夠像心靈的醫藥一樣具有療治精神鬱悶的功能:“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幹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萬昭華的話使“我”震驚:“我第一次看見自己的無能和失敗。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計劃全是浪費。我給人間增加煩惱,我讓一些純潔的眼睛充滿淚水。”這就是顧彬所說的“寫作在危難時代的問題”。小說的藝術魅力就在這裏:以偵探小說的懸念探索人性,在人性小說的總題下兼具偵探小說、教育小說、家族小說的某些要素。三個故事都是“我”所觀察、感受與創作出來的,而且彼此聯係地交融到一起,楊家與姚家的故事將中國幾千年家族興衰的循環揭示得入木三分,但卻與激流三部曲迥然相異。以激流三部曲的寫法,楊夢癡就是吃喝嫖賭的敗家者克安、克定,然而作者再也不是“我控訴”的姿態,而是以人間的愛心給每一個生命以同情的理解。小說將“我”也寫成了主要人物,“黎先生”的“黎”通巴金的“李”,而且在巴金創作《憩園》時還用過“黎德瑞”的假名住院。因此,“黎先生”的苦惱也就是巴金的苦惱,當他轉向描寫小人物的悲歡時,對“我控訴”的啟蒙現代性也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顛覆。

從《憩園》開始,巴金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受契訶夫小說的影響越來越大。小說《第四病室》的題目就與契訶夫的《第六病室》相似,不過,巴金的《第四病室》是根據他在中央醫院第三病室治鼻子的經驗而作,技巧是寫實的,而契訶夫的《第六病室》除了寫實還以象征技巧描寫了生活的荒誕與個人的孤立無援。

巴金曾談到他寫《第四病室》的方法:“我都是按照真實寫下來的,沒有概括,也沒有提高。”小說假托是第四病室的陸懷民在出院後給巴金寄來的日記,如果與另一部日記體長篇小說《腐蝕》進行比較,那麽20世紀30年代以客觀寫實著稱的茅盾,40年代寫的《腐蝕》具有濃重的抒情性與象征性;而30年代以理想、感傷、青春著稱的巴金,在40年代寫的《第四病室》卻以寫實為特征。醫院應該是衛生的地方,這裏卻充斥著肮髒、騷臭。那個被燒成重傷的工人,沒有錢不給他用藥,隻好打鹽水針,終於痛苦哀號地死去。奇怪的是,醫院裏死了人,醫生與護士不知道,要病人告訴護士。多數醫生與護士勢利眼,工人也沒有覺悟,老鄭居然拿不到錢人死了還要挨他一巴掌。於是在這個肮髒汙濁的病室,有病人不斷死去、離開,有病人不斷進來,小說以直麵醜惡的文筆描繪了他們在痛苦中的煎熬與哀嚎。而且由於醫院缺少經費,即使醫生想救死扶傷也沒有條件。巴金感到這個地獄般的醫院太缺少愛的光照,就虛構了一個有愛心的楊木華大夫,使得黑暗王國透出一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