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戊戌維新變革的製度意義
1．戊戌前的政治格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個轉折。中日這兩個後現代化國家，各自學習西方的成就在直接較量中得到了檢驗。殘酷的現實讓中國人意識到這個事實，一個一向為中國人瞧不起的小小島夷，居然就是因為學習西方學得比中國好，就打敗了中國人，而且讓中國人敗得非常之慘。花上千萬兩銀子堆起來的北洋海軍灰飛煙滅，戰前國人頗為引以為豪的湘軍和淮軍也是一敗再敗，連一場像樣的小勝仗都沒有，害得李鴻章在馬關談判中連起碼的還價資本都沒有。
當然，更為刺激中國人的是，從此以後，中國有了一個能夠將自己打得一敗塗地的緊鄰，而且這個緊鄰對滅亡中國非常有興趣。自從日本將中國打敗，拿中國作為上升的墊腳石之後，中日之間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甲午之戰，不僅讓中國付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賠款，而且吞掉了邊界基本定型後的兩大塊國土（其中的遼東經三國幹涉後，由清朝政府贖回），也就是說，甲午戰爭讓中國人真切感受到了亡國的危險，從西方隻要利益、不要國土的夢幻中醒了過來。
人們公認，甲午戰爭是中國士大夫普遍覺醒的轉折。這個轉折促進了學習西方和日本的熱潮的到來，要求變革的呼聲日見其高，其中聲音最響的是來自廣東的一群士大夫，他們的代表人物為康有為和梁啟超。不過，講求西學呼籲變法的人們實際上並不隻有這群人，在北京，在東南沿海，這樣的士大夫還有很多。使變法成為潮流，最後影響到中樞，應該是這些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麵對亡國的威脅，清朝最高統治者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甲午戰爭後，無論是光緒帝還是西太後，都感到了亡國的危機，也意識到了變革的必要性（光緒的態度已是眾所周知，其實西太後當時也多次表示，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寫得好）。清朝皇室傳統的責任感，不僅作為皇帝光緒有，作為太後的那拉氏也有。當然，具體怎麽變，他們並不清楚。我們應該承認，盡管國家危亡，但不願意變法的人還相當多，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缺乏因循苟安之輩，一個王朝到了晚年，這種人就更多。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這些人已經不能像19世紀60年代那樣推出自己的領袖，甚至連像樣一點的反對變革的說辭也拿不出手了。
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百弊叢生，太平天國之後的地方導向的改革，雖然使中國出現了某些新的因素，但沒有使中國出現新的中產階級，更沒有觸動舊的政治體製，反而因新舊轉換導致體製上的摩擦和裂痕，舊官僚係統的狀況不但沒有因改革而改善，反而2更加惡化。賣官鬻爵已經製度化，人們在買官之後，還要買缺，買了缺之後，還要買排隊的位置。一個官缺，至少有幾十甚至成百上千個人在候補。買官的錢，隻有少量歸入國庫，其餘的都被當事者中飽私囊。作為維護王朝統治的核心製度，科舉製也已經退化，不再能勝任官僚製選才和更新的需要。經濟狀況也是如此，原來的官督商的工商業，日益暴露出官方幹預的弊病，經營逐步惡化。對日巨額賠款，又使中國背上了數額龐大的國際資本的高利貸。可以說，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非改不可的關頭，然而改革的條件卻相當不好。
不僅如此，當時中國的變革，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隱憂，就是最高權力的二元結構。西太後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已經牢牢把握最高權力35年。但是，她的掌權卻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隻是因為倫理結構和體製之間不可避免的縫隙，才使得一個女人變成了中國事實上的皇帝。為了繼續做這個事實上的皇帝，在她親生兒子同治死的時候，她居然甘冒家族之大不韙，不為同治立嗣，選擇了與同治平輩，年僅4歲的光緒作為養子繼任皇帝，為的就是能夠繼續垂簾聽政。但是，這種舉動，還是引發了一場政壇風波，一個昔日的言官吳可瀆竟然以死相諫，西太後費了很大力氣，才平息了這場風波。然而隨著光緒的長大成人，朝廷上下，要她歸政的壓力越來越大。光緒1889年親政之後，不僅朝廷輿論，甚至連懦弱的光緒自己，也指望著早日執掌大權。可是，盡管住進了頤和園，西太後卻並沒有放棄權力，依然在遙控朝政。結果，甲午戰爭的失敗，人們批評的矛頭也依然指向西太後。不僅言官說三道四，就連舉足輕重的地方大員劉坤一覲見時，也委婉地批評她不該信任宦官。
在這種情形下，西太後隻能再放一點手，一任光緒在前台執政，包括主持變法。後台的西太後雖然把握著最高權力，可是光緒畢竟是合法的統治者，所缺乏的隻是經驗和事功。如果變法成功，那麽光緒所缺少的就自然得到了補足，而西太後再繼續控製權力的可能性就會喪失。
在傳統政治結構裏，權力是使政治人保持鮮活的**，在中國曆史上，罕有在世的皇帝肯放棄權力和平移交的人，凡是做太上皇的，不是被逼無奈，就是名讓實不讓。西太後實際上等於是一個做了35年的皇帝，讓她在有生之年放棄權力，在傳統政治的視野裏，的確是件難事。西太後雖然是個精明而且擅長權術的統治者，但畢竟受教育不多，她的知識基本上是她所喜歡的民間戲劇給予的。她不僅有一般富貴女人所有的惡習，貪求功利，而且眼3界狹窄，隻有粗鄙的戲劇意識，所以，指望她在清朝政治的轉折中有更好的表現，應該屬於意外之想。
不幸的是，中國第一次自上而下的中央變法，就發生在這樣扭曲的政治格局之下。
2．變法的製度意義
戊戌變法期間真正變製內容其實並不多，大體上，我們可以將變法百日內所推行的變革內容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機構裁並。在中央，是將原本就屬於機構闌尾的各個監、寺如詹事府、太仆寺之類的機構裁撤。在地方，則是將本來就沒有什麽用處的漕運、河道總督裁撤，把與督撫同城的巡撫裁撤。二是獎勵民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打破了原來對民間工商業的政策限製。三是以新的行政思路，修改各個中央機關的辦事規則。四是廣開言路，鼓勵臣民直接上書給皇帝，突破了原來隻有四品官才有資格給皇帝直接上書的限製。五是教育改革，設立京師大學堂，第一次在京城設立國立西式最高學府，與從前的同文館有本質不同。同時，鼓勵民間興辦新式學校。六是科舉改革，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最後一項也許是變法中影響最大的舉措，牽扯到最廣大的農村知識分子的利益。然而就是這樣足夠溫和的改革，也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中引起了強烈反應。機構的裁並，尤其是河督和漕督衙門的裁撤，使得一大批借此謀生的旗人喪失了牟利之所，激發了旗下政治中最為惡劣的風潮，而本來就不甘心失去權力的西太後，在旗人的哭訴和鼓動下，對變法日益反感。
從表麵上看，戊戌變法跟傳統意義上任何一次規模較大的變法似乎沒有什麽不同，尤其是其中的官製變革，實際上都是清朝政府早就應該改而沒有改的，即使最為“激進”的廢八股之舉，也是士林輿論呼籲了多年的，人們早就有思想準備。這種變革，按說沒有突破西太後的底線，就是國內大多數偏於保守的士大夫，也是能夠接受的。真正令西太後不能容忍的是變法過程中出現的另外兩個因素。
首先，令西太後周身不快的是光緒的另起爐灶之舉，即所謂開懋勤殿和設立製度局。西太後明白，雖然這些新設的機構名義上隻管改革，但倘若真的設置了，就等於另立軍機處，原有的機構就會被架空。舊係統是她的，新係統是光緒的，隻有通過舊係統她才能夠從中駕馭，如果新的取代了舊的，自然也就意味著她對朝政的控製不複存在。加上光緒借口阻攔臣民上書，未經她首肯撤掉了禮部六堂官的職，在軍機處摻沙子似的加上四小軍機，因此西太後有理由認為，光緒的奪權行動已經提前到來了。
其次，雖然變法動靜並不大，4但朝野上下的維新派所造的變革聲勢可不小。雖然朝中變法連行政改革都談不上，但《時務報》關於開議會的呼聲已經甚囂塵上，讓士大夫家喻戶曉了。一些易服剪發的社會變革議論，康有為自命聖人的托古改製的輿論鼓噪，都過分地刺激了保守士人和朝官的神經。不過真正讓西太後感到憤怒的是這些變法輿論製造者們賣力的揚帝抑後的鼓噪。康有為等人當時對政治有一種從傳統繼承下來的道德慣性，把變法的希望，全數壓在並沒有實權的光緒頭上，屢屢建議光緒“乾綱獨斷”，明顯要排斥女主當政，結果是越發刺激了權欲甚重的西太後。
其實，真正令變法迅速失敗的，還是那不幸的帝後二元權力結構。隻要西太後不肯放棄權力，而且又無法直接主導變法，那麽變法的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隻不過失敗的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罷了。變法最終以激烈暴力對峙的形式失敗，西太後發動政變，事實上對於清朝和西太後本人都是一個悲劇，戊戌政變的結果，使得西太後和朝廷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後轉，趨向反動。一連串向後轉的大動作，不僅違背了原先現代化的初衷，而且不可避免地與西方列強發生衝突。在手裏沒有多少牌可以與西方對抗的情況下，最後竟然利用義和團的迷信與西方對抗，圍攻使館，與列強宣戰，無端地使國家陷入更大的災難之中。
當然，戊戌維新對於中國製度變革並非沒有意義。從舊營壘中分裂出來的士大夫，經過幾年辦報、結社和辦學的經曆，畢竟在中國第一次演練了西方政治的某些過程，也經過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他們第一次知道了什麽叫做開會，什麽叫做表決，什麽叫做議案。康梁維新，雖然沒有戰勝中國頑固勢力，但卻在思想上啟蒙了千千萬萬青年知識分子，使他們變成了思想上的康黨。戊戌後的反動雖然黑雲壓城，但向往變革卻成為此後的潮流，任誰人也阻攔不了。隻是，經過戊戌政變和庚子年的反動後，不僅中國自我改革的政治經濟環境變得過於惡劣，而且清朝政府經此反複，犯下大錯，曆史留給朝廷的合法性空間也很小了。小說.中國政治製度史導論（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