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是918年由王建建立的政權，都城是開京(今朝鮮開城)。高麗政權建立之後，相繼滅掉新羅和百濟，統一了朝鮮半島。當蒙古軍隊進入中原滅金取宋之時，高麗處於高宗王瞰統治時期。
元太祖十年(1215),成吉思汗率軍攻占了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元太祖十一年(1216),一部分反蒙契丹武裝逃到高麗，攻取江東城而據之。
元太祖十三年(1218),成吉思汗為消滅這支反蒙武裝，派遣哈隻吉、劄剌等率領軍隊進入高麗，哈隻吉請求高麗出糧出兵援助，於是蒙古和高麗聯合鎮壓了這支反契丹武裝。事後，哈隻吉曾表示，願意和高麗結為兄弟之邦。
但是，成吉思汗不願意高麗與他們平起平坐，令高麗為臣下之國，並派遣使者催督高麗向蒙古繳納歲貢，因此，引起蒙古和高麗的連年戰爭。
當時的高麗不是蒙古的對手，高麗國王王燕隻好將世子(王儲，太子)王供派到蒙古做人質，以換取暫時和平。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正值高麗國王王死亡。陝西宣撫使廉希憲向忽必烈建議說，高麗國王王曾遣其世子王供入覲以為人質，如今已經三年了。現在王已死，如果乘機禮送王供歸國，幫助他繼承王位，王供“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聽了覺得很有道理，於是決定改變以前對高麗的征討政策，實行挾植馴順國王的招撫政策。忽必烈盛禮款待王偲，派兵護送歸國，幫助王供繼承了高麗國王之位，是為高麗元宗。
忽必烈扶植王供(後改名王植)即位以後，發布詔書，表示“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答應王植可以恢複高麗往日疆土，保證王氏家族安全等，但高麗必須“永為東藩”。王植都高興地答應了。從此，蒙古和高麗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兩國進入宗主和藩邦的和平相處時期。
王植當上高麗國王以後，除自己親自向忽必烈朝覲以外，還遣世子王椹(又名王貝春，後改名王眶)等人入元朝覲。
中統元年(1260)六月，王供遣世子王椹以自己更名王植之事奉表告知忽必烈，這是王椹第一次使元。
至元六年(1269)四月，王椹又一次入元朝覲。
六月，高麗權臣林衍由於不滿意王植附元，起兵逼迫王植退位，改立王植弟弟安慶公王涓為國王。
林衍害怕元朝不滿意，謊稱王植病危，不得不傳位給王涓，並上書元朝，企圖騙取忽必烈批準。這時，王椹已離開元朝首都(今北京)返國，當王椹走到婆娑府(今遼寧丹東一帶)時，聽說國內發生政變，並了解到實情，立即返回元朝首都向忽必烈報告。
忽必烈聽後大怒，立即派遣斡朵思不花、李諤等赴高麗了解情況，隨後，敕令王椹率兵三千，與大將蒙哥都等人往征高麗，解決高麗政變問題。同時，忽必烈又派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等人持詔前往高麗，令王植、王涓、林衍同時入朝“麵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頭輦哥國王等率領大兵壓境，如果三人不按時來朝，即用武力解決。
林衍心虛，不敢來朝，不得不廢棄王涓，重新擁立王植複位。林衍不久病死，其子侄和同黨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流放，政變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接著，忽必烈令忻都、史樞為鳳州(黃海鳳山道)等處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領民二千屯田，而以阿剌帖木兒為副經略司，總轄之，從政治、軍事方麵加強對高麗的控製。
忽必烈幫助王植恢複了王位，王植感激涕零，至元七年(1270)初，親赴大都(今北京)拜見世祖皇帝忽必烈，表示感謝，同時上書中書省為世子王椹請婚，懇請世祖皇帝把公主嫁給自己的兒子。
忽必烈見高麗王請求和親，有意通過這種政治聯姻將高麗對元朝的依附關係進一步鞏固下來。他沒有拒絕，隻是說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為來京辦其他事而順便求婚，顯得很不鄭重，如果確實想聯姻的話，就請國王回國後再派使者專程前來求婚。
至元八年(1271)正月，王植再次遣使向元朝上表請婚。七月，王植又派王椹等二十八人入侍元朝。由於高麗一再請婚，忽必烈終於答應了這樁婚事。
這樣，入侍元朝的高麗世子王椹就成了元王朝的未來駙馬。王椹為了討取忽必烈的歡心，主動改穿蒙古服裝，學習蒙古族的一些風俗習慣等等。
王椹在元朝居住接近一年，至元九年(1272)初返回高麗。十二月，王椹再次入元。到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把自己的女兒忽都魯揭裏迷失(為阿速真妃子所生)嫁給王椹。兩國通過和親，關係更加密切了。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王椹在大都完婚不到一個月，王椹的父親王植就病死了。王植在遺囑中明確指出由王椹繼位，在給元朝上奏的遺表中也說王椹“孝謹，可付後事”,請求元朝盡快批準王椹為高麗國王。七月，忽必烈下詔，正式冊封王椹為高麗國王。
八月，王椹回到高麗，舉行盛大典禮，正式即位，成為高麗史上的忠烈王。
忽必烈從以兵衛送王植回國即位到將駙馬王椹扶上高麗王的寶座，把元朝和高麗的關係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可以說，忽必烈時期是元朝和高麗兩國最為友好時期。
然而，忽必烈時期的兩國友好卻是不平等的，一個是宗主國，一個是臣下的藩國，忽必烈絕不允許一個藩國的國王與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經濟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麵都做了不同規定。
高麗國王過去模仿中國帝王，自稱曰“朕”,對下麵的指示命令曰“宣旨”,國王宣布的減罪免罪令稱“赦”,百官向國王的報告和建議也稱“奏”。忽必烈認為高麗國王作為藩王不應該使用這些字眼，令其改正。
高麗國王隻好唯命是從，把自稱的“朕”改為“孤”,把對下的命令“宣旨”改為“王旨”,把減免罪惡行的“赦”改為“宥”,把百官向國王報告和建議的“奏”改為“呈”。
在政治經濟方麵，忽必烈雖然允許僚機構的高麗保留原有的政權機構和製度，但“遣使諭旨，凡省、院、台、部官名爵號，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高麗於是將政府官稱改為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等。元朝又在高麗首都及其重要地區派駐達魯花赤，用以監視高麗國王和各級官吏，幹涉高麗軍國大事。
後來，忽必烈為了進行遠征日本的準備和軍事部署，特設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為丞相，高麗成為元朝的一個特殊行省。
忽必烈規定，高麗必須向元朝送納質子，讚助軍役，輸送糧餉，定期向元朝朝貢等。為此，忽必烈將驛站製度推廣到高麗，極大方便了交通。
忽必烈規定，高麗必須使用元朝曆法，每年都向高麗頒賜國曆。因為高麗為臣下之國，所以，高麗國王在接見元朝詔使或達魯花赤時，都是東西相對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分庭抗禮”。高麗國王與元朝大臣分庭抗禮，說明高麗國王已經降到與元朝大臣相等的地位。
後來，由於忠烈王王椹成了天子忽必烈的駙馬，身價倍增，接見元朝詔使和達魯花赤時，王湛坐北向南，元朝詔使和達魯花赤則分列東西相向而坐，雖然改變了以前高麗國王的屈辱地位，但仍然不能和元朝皇帝等同。
忽必烈時期，元朝和高麗兩國地位不平等，但雙方建立了十分親密和友好的關係，雙方人員往來頻繁，不少高麗人到元朝學習並在元朝做官，元朝也有不少人到高麗做官。高麗使節頻繁入元朝覲，尤其是尚公主的忠烈王王椹，相繼十一次入元朝覲，並且引經據典地說，“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之禮”,要求與公主一起入元。這些使節入元朝覲，規模都相當大。這些使節入元時都帶去大批禮物，凡是高麗有特點的
產品以及金銀財寶等都應有盡有。元朝更是以天朝大國自居，每次都給予來使大量回賜。
實際上，每次使節往來都是一次重要的經濟文化往來。這樣，元朝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便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
兩國雖然語言不通，由於雙方往來密切，思想文化日益接近。
漢字在高麗普遍通行，政府設有各級各類學校，以《資治通鑒》為課本，學習唐宋經驗，實行科舉，以儒學取士。
至元十七年(1280),高麗國王下令：“今之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精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育國子。”
在全國全麵推行儒學教育。在高麗王王椹的倡導下，蒙古族的一些風俗習慣也在高麗漸漸流行。
同時，元人從高麗人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如高麗的音樂舞蹈，對元人影響很大。火熊皮、香樟木、金漆、蜃樓脂(鯨魚油)等物品的輸入，也豐富了元朝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忽必烈改變了原來對高麗的征伐政策，在高麗尋求忠實的代理人，並與之和親，可謂是一種明智之舉。這種和平友好政策與殺伐政策相比，應該是進步的。尤其是忽必烈與高麗和親，對後世影響很大。
忽必烈以後，元朝皇帝多次把公主下嫁給高麗國王為妃。蒙古親王乃至元朝皇帝，也有多人娶高麗女子為妃，至元朝後期，甚至有二位高麗女子成了元朝皇帝的皇後。忽必烈以後的兩國關係，就是按照這種“甥舅之好”或“表兄弟之好”的姻親關係向前發展著，成為元朝與高麗友好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但也可以看出忽必烈與高麗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對高麗人民的剝削和**極其嚴重，這是由忽必烈剝削階級的本質所決定的，應該予以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