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第二年大連就被關進了監獄，罪名是“反動一貫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那幾年挖出了一貫道三百多“祖師”，一百零四個“皇帝”。這些人斂財無數，害人無數，讓人憎恨。那期間我還跟看門老張到東四“蟾宮”電影院看過一場政府拍攝的電影《一貫害人道》，揭露一貫道的騙人勾當。電影裏的場麵陰森恐怖，嚇得我半宿睡不著覺。
老張比我嚇得還厲害，他參加了一貫道，還交了保命錢，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樣他就見不著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樹的吳剛還慘。萬幸的是政府沒理會他，隻讓街道積極分子找他談了一回話，登了記就算完事了。老張得了便宜賣乖，說一貫道還騙了他的錢，他絕對是受害者。沒想到政府竟然從一貫道道首退賠的款項中，把老張的錢發還了。合算老張一點兒虧也沒吃，當著街道人的麵使勁喊“共產黨萬歲”。
小連是1951年回到北京的，到我們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媽。我想小連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過胡同口的藥鋪，不知他從藥鋪門口過的時候會不會想起小瑛子。那畢竟是他的初戀，是有過愛情結晶的。
小連的回歸並沒有改變大連的命運。姑爸爸說小連薄情寡義，全沒有手足之情，走了這些年整個變了個人，兒子不是兒子了，變成了一塊鐵板。她的那些孫子孫女自然也不是孫子孫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兒的野貓。
老太太拒絕到小連那“樊籠”一樣戒備森嚴的官邸去居住，仍舊住在細管胡同的小院裏，過著炸醬麵、炒黃豆疙瘩絲的平淡日月。小連拗不過他媽，隻好讓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裝了自來水和抽水馬桶。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馬桶的人家沒幾戶，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她都逼著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嘩嘩的，顯擺他們家廁所的幹淨方便。
小連每月孝敬的錢，姑爸爸都用手絹包著，仔細地收在箱子裏，等我撒完尿就拿出來給我看，說這些錢足夠她和大連將來過日子用的了。我讓她存銀行，她說銀行不如她的手絹保險，想什麽時候看了就什麽時候拿出來看，擱銀行哪有這方便。
姑爸爸一邊罵小連沒情義，一邊又誇她的小兒子是公家的人。小兒子的官位遠遠地超過了他的父親“撥什戶”，按過去朝廷的說法，她兒子至少是個一品大員。共產黨不興封妻蔭子，擱有皇上那會兒，以小連的爵位，她封個一品誥命夫人也不是沒有可能！甚至她還能申請皇上的旌表，立牌坊。以她這孤兒寡母地拉扯孩子，贍養婆婆，把兒子培養得這麽有出息，在胡同口立個牌坊是綽綽有餘的。到了老年，姑爸爸的思維有些混亂，鬧不清各種關係，她還活在過去，活在自己認定的世界裏。
1959年國慶十周年，大赦犯人，大連不在其中。為這個我和父親到小連家裏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幹部子弟”們的居所。首先門衛讓我們登記，再用電話跟秘書通報父親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裏頭才出來人領我們進去。這種做法對父親和我來說不異於一個下馬威，就像戲台上犯了錯誤的下級見上級，抓來的俘虜見對方長官要報名才得入門一樣，讓人心裏很不受用。我跟父親說了自己的感覺，父親說我太過於敏感。其實我知道，父親比我還敏感，他不說就是了。
小連的住所與我的想象大相徑庭，樹小房新，不中不西，庭院當間不倫不類地站著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樣的噴水池，一切都不合章法。進到正屋，應該算是客廳吧，內裏竟是空空****的，牆上沒有字畫，窗前沒有花草，除了一個長沙發，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就那個沙發跟我們家嵌螺鈿的太師椅比，也絕對差著檔次，有匆匆忙忙剛從倉庫裏拉出來的感覺。小連屋裏的每樣家具都用白漆塗著編號，桌子椅子凳子甚至連洗臉盆架子也在顯著位置描著數字，大煞風景！後來我才知道，標了字碼的東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屬於小連自己。就是說小連革命幾十年，沒給自個兒掙來一套桌椅板凳。
卻掙來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別叫作遵義、延安、柏坡，如果加上他們家夭折了的井岡、吳起，那簡直就是一部中國革命史。我們去的那天延安和柏坡在家，見了父親和我也不叫，隻是瞥了我們一眼就出去了，居高臨下的態度顯而易見，好像我們是沒有覺悟的下裏巴，是死乞白賴上趕著巴結的窮親戚。他們能讓我們進門實在是高抬了我們，我們應該受寵若驚，應該感恩戴德。
其實我們是為大連的事情而來，大連是他們的親伯父，有著直接的血緣關係，我們不過是旁門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兒上，我們完全可以撒手不管。這些人連遠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幫渾蛋！
那天小連急著要去開會，讓父親有話對吳貞說，看來兩個人早已複婚了。吳貞的派頭很大，穿著藍呢子衣裳亮皮鞋，頭發梳得一絲不亂，白襯衣領子朝外翻著，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兒，有點兒小人乍富的裝模作樣。吳貞坐在沙發上，蹺著二郎腿，往後仰著，向沙發後背張著胳膊，全沒個坐相，這讓我羞於抬眼睛看她。表兄小連當初為什麽看上了她，真讓我匪夷所思。
父親說了大連的事，吳貞哼哼呀呀地打著官腔，言之無物。父親說他知道，大連的罪過是貨真價實，定過案的，不好提前釋放，能夠進入大赦名單也必有多方麵因素存在，隻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邊無人照料的情況予以寬恕。
吳貞先是麵無表情地聽著，繼而瞪著父親說，怎能說是“無人照料”，我們家是按月給了錢的，你說這樣的話把小連擺在了什麽位置？
父親說，老太太身邊真是沒人。
吳貞說，接過來了，她不住，我有什麽辦法？總不能讓勤務員上細管胡同伺候吧！
父親說，我姐姐是個生性剛強的人，輕易不朝誰張嘴，哪怕是自己的親兒子。
吳貞說，我們難道就不剛強了？我們提著腦袋出生入死，要是有一點兒不剛強，也不會有今天的新中國。
父親說，你說得對，但大赦是個難得的機會不是……
吳貞說，小連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從沒有為個人的事跟國家提過什麽要求。大連是大連，小連是小連，他們是兩個陣營的人。
談話沒有任何結果，我很快看出了，吳貞對大連的事情根本不感興趣。大連對這個革命的家庭來說是個毫不相關的局外人，大連的關押與釋放跟他們家沒有一點兒關係。
作為長輩的父親端直地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拐杖拄在胸前，像一個被接見的下級。在外甥媳婦跟前表現著他的謙恭和教養，他的規矩和風度。不過這一切全是白搭，對方不接招！
我更慘，連座位也沒有，站在父親身後，像個丫鬟。按關係，我是小連的嫡親表妹，是吳貞的小姑子，自然沒有站著的道理。可是吳貞壓根兒就沒想起我的身份，就沒有給我“賞”個座兒的意思。
吳貞讓上茶，穿軍裝的勤務員端來了茶，一般的白茶碗，沒有蓋也沒有托，不講究得厲害。依著老北京看茶送客的習慣這是讓我們走的信號，但我相信女幹部吳貞絕沒有這個想法，她不懂這一套，她想起什麽時候上茶就什麽時候上茶！
父親有些尷尬地站起了身，盡管吳貞仍舊在說著挽留的話，我們還是向門口走去。可能吳貞到了兒也沒弄明白，我們說著說著怎的就突然告辭了。
都是那碗茶鬧的。
吳貞站在門檻裏麵，隔著門跟父親握手道別，讓我們等來年過端午節時到他們家來吃粽子；說江西老家給送來了新鮮竹葉和上好糯米，她們老家的粽子是出名的好。吳貞的態度不能說不誠懇，父親禮貌地應承著，顯出了老北京人的矜持和禮數。我知道，父親是不會來的，我也是不會來的，我們把那些邀請當作了寒暄。吳貞終歸沒有走過那道門檻，按規矩她應該把丈夫的舅舅送下台階，站在二門口0送著我們離去。可是她沒有，我們還沒走到二門口，她就早早進屋把房門關了。至於小連家裏的那些“革命史”們，則一個也沒露麵，他們都端著架子，待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屑出現。我和父親對他們來說實在是無足輕重，草芥一般的人罷了。
我似乎明白了姑爸爸為什麽要堅持一人住在細管胡同的小院裏，也似乎理解了父親當年為什麽要堅持回來的原因。這裏麵有些很是說不清的東西，是一種感覺，抑或是一種距離；是一種差異，抑或是一種文化……盡管這兩種不同在慢慢向一起靠攏。
1959年國慶節，我陪姑爸爸到監獄去看望大連。大連跟小連長得很像，說他們是雙胞胎也沒人不相信，隻是兩人的眼神、氣質相差甚遠。能說會道的大連見了他的母親也沒多少話，隻是攥著他母親的手不撒開，孩子一樣張著嘴等著他母親把剝了紙的糖往他嘴裏放。
姑爸爸說細管胡同的小院她永不會放棄，她在小院裏等著大連出來。十年、八年她都等，她的身子骨還硬朗，也有錢，將來娘兒倆有好日子過呢……大連把光光的腦袋紮在姑爸爸的懷裏，半天半天沒有抬起來。
那天下午，監獄裏開國慶聯歡會，有大連的節目，他演的是京劇《三岔口》，他扮演裏麵的武醜劉利華。版本自然是改過的，戲裏頭的劉利華已經變成了好人。
我問姑爸爸這出戲為什麽叫《三岔口》，姑爸爸說是以地名定的，劉利華開的黑店就在三岔口。
我想，三岔口是三條道路的相交點。三條道路，戲裏的人物似乎少了一個，大連、小連，加上我父親正合適。
唱了一個下午，七舅爺的嗓子已經放開，亮出了爐火純青的功夫。以《逍遙津》開始，以《逍遙津》結束，不過，後頭的《逍遙津》和前頭的質量可是大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