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族的朋友中,彭玉堂是一個不能不說的人物。他的祖籍是山西長治,跟京城旗人沒關係,對外卻宣稱他和我們金家有親戚關係。這門親戚是怎麽論的,彭玉堂的解釋很簡單:他的姥姥家姓宋,在長治上秦村住,他們村裏一戶姓宋的本家曾經買過一個叫王小慊的孩子做女兒,這個女孩來自不遠的西坡村,母親早亡,父親窮困,將她插上草標到集上去賣。饑饉之年,賣人的多,買人的少,沒有活路之時宋家人出於惻隱之心將王小慊買下,將她改名叫宋齡娥。後來宋家家道衰落,宋齡娥又被轉賣到潞州知府惠征手裏做使女。因為聰明美貌,善解人意,被惠征夫婦收為義女,名字也隨著旗人變更,成了葉赫那拉·玉蘭。鹹豐二年五月初九日玉蘭進宮,由貴人發展為煊赫一時的慈禧老佛爺。彭玉堂說,老佛爺是漢人,她的一雙解放了的小腳便是鐵證。滿族女孩沒有纏腳習俗,由此可見老佛爺不是旗人,而是來自山西長治上秦村,長治的人都知道這事,老佛爺還給上秦村的宋家寫過信。彭玉堂說,他是宋家的外甥,也就沾了慈禧老佛爺的光,成為葉赫家族的外甥。葉家、金家是親戚,他和我們自然也就是親戚了。我們家的人誰也沒見過慈禧,當然更沒人知道慈禧那雙腳的大小,對這樣的說辭一笑置之,沒人去較真兒,也沒人去考證。有關慈禧的野史、正史在北京流傳得實在不少,但彭玉堂的說法倒是頭回聽說。

老七對父親說,彭先生說的要真是實情,沒想到統治清朝江山四十八年的竟是個漢族老太太。

父親說,滿漢一家,分什麽彼此。

我們稱彭玉堂為“彭先生”,在老北京,被叫做先生的隻有兩種人,一個是教員,再一個是大夫。除此之外一般都叫“爺”,三爺、四爺,劉爺、黃爺。我父親排行老四,外頭人們都稱他“金四爺”。隻有他的學生來了,才叫他“金先生”。

彭玉堂是中醫大夫,在京城很有些名氣,他的醫術之高超絕妙,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名醫們整治不了的疑難雜症,病人便找來彭玉堂,以求最後的一線生機。所以,輪到請彭玉堂出診的份兒上,基本都是到了該“準備後事”、死馬當活馬醫的程度了。這樣的病人,治好了是“妙手回春”,是“起死回生”;治不好是“死生有命”、“無力回天”。病人家屬隻有感激的,沒有找後賬的。於是,彭家的匾額就特別多。據他的小兒子、跟我同歲的彭佟麟說,他們家僅“妙手回春”的大匾,從帽翅胡同東口排到西口還多出三塊。帽翅胡同有多長,我沒走完過,想必不會比戲樓胡同短吧。

病人送給彭玉堂的匾除了“妙手回春”再沒什麽新鮮內容,彭家總不能掛一堂的“妙手回春”吧?於是彭玉堂找到我父親,想請他給題一幅匾,是“妙手回春”的意思,還要回避“妙手回春”這個詞。他要用楠木刻了,描上金,掛在看病的正堂,借我父親的名氣和福分,使之成為彭家的鎮宅珍寶。

我父親沒有理由拒絕,因為彭玉堂才治好了我們家用人劉媽的“鬼疰”病,理應感謝人家。那天也是父親才看完梅蘭芳的《玉堂春》回來,順手便題了“玉堂春”三個大字。想的是彭玉堂不會將妓女蘇三的花名掛在正堂,權當哈哈一笑罷了。孰料,彭玉堂還真就將“玉堂春”的匾掛了,並說這個匾寫得巧妙。彭玉堂妙手回春,那不是“玉堂春”又是什麽?更何況,他才從清雅小班裏接回了一個姐兒,姐兒年齡大了,有意從良。他沒花多少錢,隻是給“媽媽”看好了久治不愈的“陰挺之疾”,象征性地掏了些,便將這個叫“喜春”的女子領回來了。這個時候我父親送來了“玉堂春”,玉堂喜春,妙手回春,一個“玉堂春”把什麽都涵蓋了。好!

我的記憶中,彭玉堂愛穿葡萄灰杭紡大褂,行醫也是以中醫麵目出現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頭發白胡子,基本就是個慈眉善目的老頭了。大約也是因年紀做不了手術,知道他西醫專家身份的人反而不多了。我父親說,彭玉堂曾經留學德國,專攻腦外科,在美國拿的文憑。回國後在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腦外科當主刀大夫。平日穿銀灰西服,說流利外語,見了中國人也不說中國話,派頭大了。那時候“協和”的大夫護士都這德行,以說外國話為摩登,為學問。我的六姐也是這樣,一個助產士罷了,跟我的母親說話也是en.rage hum.drum,成心讓人聽不懂。

北平淪陷,“協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後,彭玉堂棄職回家,穿起長衫,改操中醫,並且再不說洋話。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藝的,通過別的醫院請過去做手術,費用是相當高的,是要以金條論價的。我們都知道,彭家向來不缺錢,彭玉堂是個闊大夫。

我沒見過穿西裝、說洋文的彭玉堂,終歸是遺憾。聽我的哥哥們說,年輕時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風流倜儻,追他的女人一火車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關係最好,沒人在跟前的時候,他一反拿捏勁頭,變得像小孩子一樣靈動,拿他的拐棍敲樹上的青棗,教籠子裏的八哥說山西髒話,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謂之“拉駱駝”。“拉駱駝”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種常見舉動,聽說慈禧在家當女孩時,到附近油鹽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櫃的“拉駱駝”,拉過“駱駝”之後才會把東西給她。後來慈禧當了皇太後,掌了權,油鹽店掌櫃的嚇得舉家遷走,更名改姓了。

彭玉堂拉我的“駱駝”,我並不反感。他那雙手細而長,軟軟的,有股好聞的中藥味兒。彭玉堂一邊“拉駱駝”,一邊讓我喊他“表舅”,我大聲地喊,他脆脆地應;一聲聲,在後園子裏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興。當然不是白喊,他送過我一個他的小老婆喜春繡的香包,裏麵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無比,我跑到哪兒就把香味帶到哪兒。後來我把香包係在了小狗瑪莉的脖子上。有一個時期,我是香氣噴噴的,我們家的狗也是香氣噴噴的。

彭玉堂還送過我一打德國“施德樓”牌鉛筆,黃杆上麵燙著金字和一隻昂著腦袋的小公雞。鉛筆的鉛很柔韌,木質也細膩,很好使,每逢考試,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鉛筆,所以回回考的都是班上前十幾名。我把這成績歸功於鉛筆,換了鉛筆,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讓家裏人匪夷所思。其實隻有我明白,工具的好壞對心態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還救過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兒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學,學習極差,上二年級了還算不清左腳的腳指頭加上右手的手指頭一共是幾個指頭。語文課上,彭佟麟讀課文從來沒連成過句子。語文老師說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屬於高衙內、薛蟠之流,沒出息極了”。

但是“沒出息極了”的彭佟麟外語說得好,那是家傳。在家裏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說話的,因為他的生母是個深眼窩藍眼睛的德國人。彭佟麟長得像他爸爸,黃皮膚,細眼睛,唇紅齒白,像是楊柳青年畫上抱大鯉魚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話說,他這兒子雖是洋人產的,卻是地道中華老種,一點兒沒串秧兒。

班裏同學都不願意跟彭佟麟玩,說他們家除了有錢什麽都沒有。

我們班同學金雨鈞的父親有耳鳴症,耳中總響著京胡悠揚之聲,甚至還有青衣的婉轉唱腔,唱來唱去總是“兩旁的劊子手,嚇得我膽戰心又寒”一句。是《玉堂春》裏蘇三的唱段,把他鬧得心神不寧,完全是一種病態,就是說,神經有毛病了。金雨鈞托我給他父親引見彭玉堂,治療他父親的耳疾。我說你找彭佟麟不是更直接,何必繞一個圈呢?金雨鈞說彭佟麟從來不跟女生說話,老是勁兒勁兒的。我說,他怎跟我說話呢,我也是女的。

金雨鈞說,因為你們是親戚。

我說,屁親戚!

那天,我把金雨鈞的父親領進彭家,彭玉堂午睡才醒,正迷迷瞪瞪靠在條案前頭的太師椅上發呆。我向彭玉堂介紹了金家父親,又向同學的父親介紹了彭先生,說彭先生有京城四大名醫稱號。同學父親想了想說,四大名醫是施今墨、汪逢春、孔伯華、蕭龍友,那不是誰都能請得動的。請名醫診病一回要大洋八十……

彭玉堂說施今墨善治內科雜症,汪逢春善治濕瘟病,孔伯華善治溫熱病,蕭龍友擅長治療虛癆病。而他拿手的是頭顱疾患,動刀子是他的專長;這是幾大名醫都不能比的,他出一回診要金條兩根。

同學父親立刻誇讚彭先生是華佗再世,說當年華佗要刨開曹操的腦袋,曹操跟他一樣,也是頭痛耳鳴,苦不堪言……同學父親再沒往下說,下邊的話當然也不好說了。華佗要開曹操的腦袋,曹操就把華佗的腦袋砍了,使一代名醫人亡術絕,成了中華醫學的大遺憾。

聽了那次談話,我對彭玉堂四大名醫的身份持懷疑態度了。那時候不好印證,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彭玉堂的確不屬於四大名醫之列。

我對蘇三在耳朵邊的演唱沒興趣,欣賞了一會兒掛在北邊牆上我父親寫的“玉堂春”匾,便溜到後頭找彭佟麟玩去了。

彭家的院子很大很深,大樹多,假山多,滿地樹影,滿路青苔,曲徑通幽,幽得讓人迷糊,鬼打牆般地轉不出來。彭玉堂當年從國外回來,隻花了八百大洋就買了這院房產,便宜得如同白撿。有人說,這宅子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宣統二年春天,宅子的原主人一家十一口,早晨起來都沒了腦袋,這個案子一直沒破。凶手一天未捉拿歸案,死者的靈魂便一天不能安生。傳說,大白天常見有滿身血汙的人在院子裏走動;晚上便把腦袋提在手裏當燈籠,這屋進,那屋出……

凶宅是最難出手的,再便宜也沒人敢要。我聽母親說過,她娘家的街坊,那個叫碟兒的自從在家裏紮水缸死了,那所房就成了凶宅。空了幾年也沒人敢住,眼瞅著爛,聽說裏邊無端地有人哭。後來補花社利用那房子發放補活,也是白天在,太陽往西一挪就趕緊走人。

我問過彭玉堂住凶宅怕不怕,他說不怕。說他和那些死鬼無冤無仇,又不是他殺的,他們犯不著跟他過不去。再說了,經他的手術刀刨開的腦袋死的活的也不計其數了,他難道還在乎誰沒有腦袋!我對靈異的事情比較感興趣,彭玉堂到我們家來,我希望他能講講他們家的那些鬼,可是彭玉堂一回也沒講過。有一回我問彭佟麟,他們家是不是有沒腦袋的人。彭佟麟說,人沒了腦袋不能走路,連站也站不起來。

這天,我在彭家院子裏七轉八轉,沒找著彭佟麟的住處卻來到了北牆根。北牆上長滿了爬山虎,綠油油的一片。牆根朝西立著一個半身石頭雕像,我猜這可能是彭佟麟那位死去的洋媽。據說是因為彭玉堂娶了妓女喜春,德國籍的元配不能理解,憂鬱而亡。外國人都喜歡在墳頭上立塑像,彭佟麟的媽是外國人,自然也得立一個像。我很想看看彭佟麟的媽是什麽模樣,便跑到像跟前仔細看。真可怕啊,雕像彎曲的頭發上爬滿了長蟲,有的長蟲還探出半個身子,張牙舞爪的,讓人看著惡心。再往臉上瞅,這一來,剛好和彭佟麟的媽對了個正著,嚇得我汗毛也豎起來了。

一張恐怖的臉讓我永生難忘!

石像的嘴死魚一樣微微地張著,高聳的鼻子刀鋒般直立著,表情憂鬱,充滿仇恨。最可怕的是眼睛,沒有眼珠,是兩個白球……

我扭頭就走,再不敢回頭。想的是那雙白眼珠的目光一定追隨著我,這簡直比沒有腦袋的人還恐怖。那目光,可以穿透,可以折射,它無堅不摧,鍥而不舍地跟著我,讓我無處逃遁。快跑,使勁跑,逃命一般,我繞過山石,奔過石頭橋,還收不住腳步。

遠遠地我望見彭佟麟在月亮門的牆上練習拿大頂,彭佟麟頭朝下腳朝上靠在牆上。他喊我過去,我過去了,他並沒有翻下來的意思。我沒心思跟他玩倒立,我的兩條腿還在哆嗦,身上冒著虛汗,連小褂都濕了。我就近找了個台階坐了,半天,心情稍稍好了些。看見彭佟麟還在牆上掛著,兩條胳膊分明已經吃不住勁了。我說,你下來吧,老這麽拿大頂也沒什麽意思。

彭佟麟哇的一聲哭了,他說他已經試過幾次,下不來了。我才知道,彭佟麟跟牆貼得太近,把整個身子都貼牆上去了。要下牆,必須有距離,除非演雜技的,否則誰也沒本事把自己對折三百六十度。彭佟麟讓我提著他的腳往外挪,我哪兒有那力氣。想的是這座宅子怪,發生的事也怪,我的同學們都愛玩倒立,誰也沒玩出彭佟麟這花樣來。最後,彭佟麟總算下來了,是從右邊歪下來的,其結果是右肩脫臼,右胳膊比左胳膊長出一截子,動不了了。彭佟麟托著胳膊,哭著到前頭找他爸爸彭玉堂去了。這小毛病對名醫來說絕對是小菜一碟,我一點兒也不替他擔心。

我跟在彭佟麟的後頭往外走,臨出園門,沒忘了回頭再看一眼。院內日影斑駁,山石猙獰,一抹斜陽照在東邊小樓上。老舊的綠漆窗戶後頭,隱隱露出一張慘白的臉,那張臉正定定地看著我,想必那就是彭玉堂的小妾喜春了。

打了一個冷戰,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前頭,彭玉堂的診病已經到了尾聲。他說金雨鈞父親以前是顯官,是於飛觴傳茗、曼舞輕歌的應酬中坐下病了。與一般虛症耳鳴不同,金雨鈞父親是實症,膏梁厚味引起風陽上攻,經脈不利,髓海不足。得用“四物湯”,當歸、川芎、白芍、地黃補血涼心。還要淡情緒,戒焦躁,靜心調養一些時日才行。說得同學父親一陣陣臉紅,點頭稱是,稱讚,不愧一代名醫!

沒幾服藥,耳鳴的病人好了,那蘇三再不唱“兩旁的劊子手,嚇得我膽戰心又寒”了。可也沒救了該人的命,1952年鎮壓反革命,他讓政府槍斃了。

問題是那天從彭家回來,《玉堂春》裏“讓人心膽寒的劊子手”又上我這兒來了。先是發熱,再是說胡話,總是見兩個無頭劊子手攜一女子頭顱。那頭顱顏色死白,眼珠子是兩個突出的白球,一腦袋長蟲蠢蠢蠕動,微張的嘴向我淡淡一笑。害得我迷迷糊糊,隻把自己當作了大堂上的犯人玉堂春。

父親從同濟醫院請來了大夫,診斷結果是急性腦炎,往我的血管裏打了不少涼水,屁事不頂,那兩個白眼球照舊在眼前晃。又從胡同口達仁堂藥鋪請來坐堂中醫,號脈看舌苔,說我是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喝了不少焦三仙類的苦湯子,劊子手們還是沒走,我還是罪衣罪裙地在堂上趴著。連續的攝氏四十度高燒,燒得我眼睛也睜不開了,連自己也對生命失去了信心。

有一刻稍稍清醒,便讓守在旁邊的母親給我縫製玉堂春穿的紅衣紅裙。母親想的是我大概要“上路”了,在門口扶著廊柱子痛哭不止。用人劉媽說我是從彭家回來起病的,滿嘴的“玉堂春”,一定是在那兒撞見了什麽不幹淨的東西。她不知從哪兒請了一道符來,貼在我的床頭上。辟邪的符非但不管用,反而變本加厲,我又添了抽風的本事。抽起來倆眼使勁往上翻,眼見著沒有了黑眼珠,眼眶裏全剩了白的。嚇得我媽一邊往後閃一邊說,天哪,這還是我閨女嗎?整個一個死鬼呀!

我當時的模樣一定和彭家花園裏的石頭雕像很接近。

還是劉媽見多識廣,她說解鈴還需係鈴人。丫兒這病,怕還得“玉堂春”出麵,別人鎮不住。就請來了彭玉堂。據說彭玉堂進屋一看見我那德行就笑了,拍著我的腦門說,還變狗兒哪?適當變變就得了!

老北京管小嬰兒害病發燒叫“變狗兒”,意思是害一次病小孩就長大一截子;小孩不停變狗兒,才能不停長大。

劉媽對彭玉堂向來不客氣,直言對彭玉堂說我是上彭家“撞客”了,魂讓鬼拿住了。沒有彭家人拿金條,讓金家孩子受罪的道理。彭玉堂“整治”二娘的賬還沒算清,這回要是不把我救回來,她跟彭家沒完。

彭玉堂沒理會劉媽的抱怨,展開白布小包,從裏頭摸出幾根銀針來,在我的身上紮了,又取來艾卷灸烤。我父親下班回來,問及病情,彭玉堂說,此病叫“離魂”。小格格年幼,神氣不足,妄見妄言;既非腦膜炎也非外感風寒,更非真有祟物,乃心脾氣血虛弱,神氣不寧,驚悸多魘,邪氣侵肝。肝乃藏魂之所,肝虛則魂無所歸。本著養肝安神,益智補虛的原則,針灸手少陰、足陽明即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彭玉堂走的時候給我開了一服藥,主藥是茯苓,以龍齒、參須,辰砂輔佐,依舊讓家裏人到南慶仁堂去抓,說別處的藥他不敢保險。

南慶仁堂是京城大藥鋪,總店在東珠市口往南路東,五間大門麵,門臉講究,夏天門口掛著木夾板的細竹簾,春秋掛著木夾板的藍大布,冬天是黑絨雲頭,納壽字回紋的棉簾子。我們家人說,彭玉堂有南慶仁堂的幹股,所以他開的方子都得上南慶仁堂抓。

就這麽著,彭玉堂毫不費勁兒地把我從死神那兒拽回來了。第二天早晨我喝了一碗粥,下午吃了一碗湯麵,到第三天就開始吃肉包子了。

彭佟麟來看我,他的胳膊已經一點兒事沒有了,聽說上午還在學校推了鉛球。我對他說,你們家園子裏你媽的石頭像不好看,忒惡了。

彭佟麟說那個石像不是他媽,是蛇發女妖美杜莎,是他母親生前托人仿製的名人名作。

我說,我還以為那是你媽呢!

長大以後,對美術有興趣,我在各處看了不少意大利雕塑。那些人物,無論是神還是人,眼睛的處理都是兩個白球。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彭佟麟轉學走了,走時也沒打招呼。有人說彭玉堂回山西老家了,有人說進了中南海,當了國家領導人的專職醫生。他們家那座空曠碩大的宅院被某機關占用,出出進進都是穿製服的人。那個腦袋上爬滿長蟲的美杜莎也不知如何處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