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會戰，中國不僅出動了陸軍、出動了讓廣大官兵一看見就歡喜得在陣地上狂蹦亂跳直掉眼淚的空軍，連海軍也出動了！
海軍！中國海軍的最後一艘軍艦不是早就已經自沉於長江了嗎？哪裏還有什麽海軍？
說來令後人蒙羞，當每個中國男人後腦勺上還吊著一根長長的豬尾巴時，中國海軍便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排名遠在日本之前。
可甲午一戰，中國強大的海軍居然被日本人給滅得幹幹淨淨，隻留下一個篤定會流傳千古的悲劇英雄鄧世昌，留下所有中國人迄今也未能治愈的痛！
史料載，全麵侵華戰爭爆發之前，在英國駐華大使館舉辦的一個酒會上，日本大使館武官端著一杯色彩絢麗的雞尾酒，主動湊到中國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跟前，神態輕鬆得如同聊天氣似的，聊起了未來可能爆發的中日戰爭。
武官挺有禮貌地說：“閣下，到時候如果你們海軍不參戰，日艦不會主動攻擊；如果海軍參戰，三天之內就將你們全部擊沉。”
陳紹寬同樣禮貌地向對方揚揚酒杯，微笑著回答：“我也是一名軍人，我知道祖國需要我時，作為軍人應當怎麽做。”
陳紹寬將軍的回答雖然最低程度維護了國家尊嚴，但他其實心裏很空虛。
他清楚，他這貌似不卑不亢的回答倘換成一種通俗說法，那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在他強做笑臉與日本武官說話時，作為海軍總司令的他不會不清楚，中國海軍有兩萬五千官兵，僅為日海軍十二點七萬人的六分之一。中國海軍連登陸艇加在一起，總共隻有六十六艘艦艇，總排水量六點八萬噸，而日本海軍的總排水量達一百二十萬餘噸，在數量上中國海軍隻相當於日本海軍的百分之五。在質量上，那就更不具可比性了——這麽說吧，日本目前正有兩艘航空母艦躺在船塢裏，而中國軍艦上的每一顆螺絲釘，都是用外匯買來的。
中國海軍總司令的回答不僅無可挑剔，而且還頗顯人格魅力。
可歎的是，戰場畢竟不是酒會，不會這麽溫良恭謙讓。
不久，中日全麵戰爭爆發，陳紹寬明知道是以卵擊石，仍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戰鬥。
中國海軍那點可憐的家底沒法單獨和日本強大的海軍對抗，隻得退縮回長江，依靠炮台要塞既彼此防禦保護，也彼此協同抵抗敵人的進攻。
中國人原本也是有一些機會的。
淞滬會戰前，驕橫無比的日本海軍有七十多艘軍艦和七千多人的海軍陸戰隊員遊弋在長江航線，向中國軍民示威。他們沿著長江上溯，一直到達武漢。
中國海軍落後的軍艦無法與精良的日本海軍抗衡，但是，陳紹寬總司令用沉船的方式，兌現了他在雞尾酒會上，對前來挑釁的日本武官做出的莊重承諾。
長江流歸大海，必經江陰，江陰江麵狹窄，易守難攻，史稱江陰要塞。江陰以下，江麵寬闊，再無險可守。所以，江陰又有“江河門戶”，“鎮航要塞”之稱，自古為軍事要地。遠在春秋時期，吳國就在江陰江岸修築烽火台；南宋時，韓世忠、辛棄疾等名將曾在此地駐防禦敵。明清兩代，這裏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現在，國軍就要在這裏阻擊日軍。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廬主持最高國防會議，研究和決定對日作戰的國策和戰略。
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行政院院長兼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汪精衛，軍委會總參謀長何應欽、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外，連各大戰區的主官和軍委會委員都未參加。
會議決定對日本實行“以快製快”和“製勝機先”的策略，即趁日軍主力集中於華北之時，我軍率先殲滅其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同時選定長江下遊江麵最狹窄的江陰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軍艦艇和兩岸炮火，將長江航路截斷。
目的是：一方麵阻止日本軍艦由上海沿江西上進攻我國首都南京；一方麵截獲當時正在長江中下遊南京、九江、武漢、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軍艦與商船，收先聲奪人之效。
毫無疑問，這是最為重要的國防軍事機密，也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最高統帥部擬定的一次極具魄力的重大軍事行動。一旦成功，必將震驚世界，振奮全國軍心民氣。
具體的作戰方案是，將自己的艦艇在江陰鑿沉，封鎖江陰江麵，然後在江岸兩邊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軍軍艦從長江中上遊遊弋回來，來到江陰，將無法繼續前馳。如敵艦投降則罷，若不投降，兩岸重炮齊發，將日艦全部擊沉。
這種戰法叫作“關門打狗”。
淞滬會戰八月十三日打響，蔣介石算準了遊弋在長江的日本軍艦會在淞滬會戰打響時回援，就提前一天，在十二日下令沉船封鎖江麵。
於是，中國海軍官兵將自己的八艘艦艇閥門打開，接連沉入江底，用來阻擋日本的艦艇。
陳紹寬擔心這些艦艇無法達到預期效果，還向船舶公司購買了二十艘大輪船，也全部沉入長江。
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後，才得知，日本艦艇已於頭一天夜裏悄然駛過了江陰炮台，進入了黃浦江。
“關門打狗”戰法很精妙，可惜，一個不小心，讓狗全跑光了。
就在蔣介石的命令剛剛下達到陳紹寬總司令手上時，在宜昌、漢口、九江、南京等長江各口岸的日本軍艦和商船卻都好像得到了緊急通知，全部沿江順流而下，向長江下遊飛逃，速度快的已經衝過了江陰要塞。
蔣介石得知此情報後，震怒之餘，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即在十三日晚，打電話給駐軍揚州的空軍第五大隊，命令他們十四日淩晨起飛追擊日本向黃浦江方向逃跑的艦船。
空軍按命令執行了，但是已經晚了：除俘獲了日本商船“嶽陽號”和“大貞號”外，其他日本艦船均已逃入了黃浦江。
黃浦江雖然也是中國的江，但是，按照有關不平等條約規定，中國的黃浦江那時候是西方列強的自由航行區，中國軍隊是絕對不可以轟炸打擊的，否則，便有可能再來一次八國聯軍鬧中華了。
中國之敗，敗在內奸，內奸就是在最高國防會議上擔任記錄的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
日本人知道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的黃浚是個出了名的好色之徒，便投其所好地替他安排了一次無法抗拒的豔遇。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好玩的地方多了去，可日本人卻把引誘黃浚下水的地點選在了南京湯山溫泉招待所。此地景致與享樂的條件設施，自然不同凡響。
想想，佳人、溫泉、美食、好酒、豪華臥室，能讓一個官員瞬間湧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勃勃豪情的要素全都具備了，並非柳下惠的黃浚，乖乖拜倒在了石榴裙下。
有了以上諸要素，黃浚中招的過程就非常簡單了。
湯山位於南京南郊，風景如畫再加上此處發現了溫泉，於是被當局辟為禁區，大建樓堂館所，很快便成為一個南京城裏的黨政軍大員們趨之若鶩的地方。為了與這個高級招待所的規格、設施，以及周圍絕佳的山林景致相匹配，招待所的女服務員們也都是花上選花來到這裏的，一個個美若天仙，這裏舉辦的酒會上，真個是鬢影搖曳，衣香溢人。
日本職業女間諜南造雲子，就是其中之一。當然，她現在的名字叫作廖雅權，背景是“因家庭貧困失學的青年學生”。
南造雲子其實是個日本僑民，一九〇九年出生在上海，也自小生活在上海。父親南造次郎是一名老牌職業間諜，所以南造雲子在少女時代就精通射擊、騎馬、歌舞等。十三歲時，南造雲子才被父親第一次送回國內，成為神戶間諜學校的一名學生，射擊、爆破、化裝、投毒等特工技術全都是她每日必練的功課。其間，侵華間諜頭目土肥原賢二對其相當賞識，並專門對她進行了特別訓練。四年後，芳齡十七的南造雲子畢業，並被派回中國。
回到中國的南造雲子已經搖身一變，成了廖雅權。
三年後，年輕貌美的廖雅權成為湯山溫泉招待所的一名女服務員。
廖雅權長得嬌俏動人且很有交際手腕，一次周末舞會上，她結識了剛剛晉升為行政院主任秘書的黃浚。廖雅權沒費什麽力氣便讓這位早稻田大學畢業生拜倒在了自己的石榴裙下。黃浚還把自己的兒子——在外交部任副科長的黃晟也拉下了水。
這就使得南京政府的大量軍事和政治情報源源不斷地通過廖雅權送到了日本情報部。
這是當時一起震驚全國的泄密案，蔣介石嚴令南京憲兵司令穀正倫秘密調查高層內部，黃浚於是被查出。南京保衛戰前夕，黃浚黃晟父子倆雙雙被押上刑場，公開槍決。黃浚黃晟的子孫後代，恐怕到現在也不好意思向人提到他們有這樣兩位老祖宗。
中國海軍的末日很快就到來了。
中日海軍對決，這容易讓人想起一位小學生與泰森站在拳台上。
但是這位小學生並沒有打算一招未出便舉手投降。他知道自己打不過泰森，但即便倒地，也要狠狠咬泰森幾口，就如同泰森被比他更厲害的霍利菲爾德打倒之前，也不忘把對手的耳朵咬掉半拉。
這是中國海軍曆史上比甲午海戰更為慘烈的戰鬥，中國所有參戰海軍都抱著必死的決心，以簡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陳舊船隻，與比自己強大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日本海軍決一死戰。
但事實上，中國的六十多條大大小小的艦艇很少有和日本海軍擺開陣勢過招的機會——當然，對中國海軍來說，那也是愚不可及的戰法——始而馬當、湖口，繼而田家鎮、江陰，僅僅是從停在上海附近海麵的日軍航空母艦上起飛的轟炸機，就讓無處可藏的中國軍艦接連不斷地沉沒在滾滾長江裏。
不過，小學生也真的咬了泰森幾口，而且出手相當狠，直踹日軍命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淞滬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天，江陰防區司令歐陽格派胡敬端、劉功提兩艇長駕駛一〇二與一七一兩艘魚雷艇，偽裝成民船，從江陰出發，一路躲躲閃閃，經無錫、太湖、蘇州、鬆江，抵達上海黃浦江，其間險象環生。
一七一艇因出了機械故障未能跟上，兩天後即八月十六日晚，一〇二號艇全體官兵抱著必死之念，單槍匹馬，偷襲了泊於外灘的日本侵華第三艦隊司令穀川清中將的旗艦“出雲”號。
一顆魚雷擊中了“出雲”號的尾部，“出雲”號遭到重創，日軍這才知道中國的海軍也是有戰鬥力的。
這是抗戰初期，中國海軍在絕對劣勢的處境之下，打出的漂亮一仗。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日軍聯合航空隊的四十餘架戰鬥機及轟炸機攜帶重型炸彈開始進攻江陰防線，攻擊的主要目標是國軍防守艦隊的旗艦“平海”號和它的姊妹艦“寧海”號輕巡洋艦。霎時，彈如雨下，火光四起。“平海”號三麵受敵，左舷和中後部當即中彈，艦體遭到破壞。
海軍部次長兼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將軍臨危不懼，屹立於甲板上指揮各艦抗敵。
全隊士氣高昂，沉著應戰。戰鬥異常慘烈。
親身經曆江陰海戰的“平海”號槍炮指揮官劉馥在日記中寫道：“炮彈如洪水般攻來。敵人如波浪一般，一層退下去，又一層層地衝擊過來。”
經過六個小時的激戰，“平海”號戰艦擊落敵機五架，陣亡十一人，負傷二十三人。“寧海”艦也受到嚴重損傷。
九月二十三日淩晨，日軍偵察機偵察江陰江麵，發現國軍艦隊依然陣容嚴整，暉氣急敗壞。
不久，日機七十餘架蔽空而來，衝向國軍江防艦隊。
“平海”、“寧海”兩艦再次成為日機瘋狂轟炸的目標。
日機一隊隊地瘋狂轟炸，不停地投下炸彈。
此種情景，讓當時一些被允許觀戰的外籍軍事人員歎為觀止。他們說，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還未曾見過如此慘烈的戰鬥場麵。
在日機的瘋狂攻擊下，“寧海”艦沉沒了，“平海”艦受重傷。
陳季良毫不氣餒，率司令部移到“逸仙”艦繼續指揮戰鬥。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敵機十六架又接踵而來，猛撲“逸仙”艦，投彈二十多枚。彈片橫飛，水柱衝天。“逸仙”艦彈藥消耗殆盡，反擊能力減弱，最後機艙的機柱被炸斷，舵艙進水，艦身向右傾斜，擱灘下沉。
陳季良再率司令部人員遷駐於“定安”號運輸艦上，繼續堅持戰鬥。
至此，第一艦隊各主力艦均被擊沉。
隨後，由曾以鼎擔任司令的國軍第二艦隊接替防守，繼續抗敵。
一直到江陰失陷，日軍也未能摧毀江陰封鎖線。
保衛江陰封鎖線的戰鬥阻遏了日軍沿長江西進的企圖，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保護了長江下遊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四川大後方的安全轉移，為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中國海軍中因與“孫中山蒙難”、“中山艦事件”等重大曆史事件密不可分的中山艦，是在武漢會戰末期被日軍擊沉的。
在武漢會戰期間，“中山”艦擔負從嘉魚、新堤至武昌金口的警戒。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艦長薩師俊率中山艦在金口鎮赤礬山江麵巡防，下午三時十五分，日機六架，魚貫向中山艦俯衝投彈，薩師俊率艦攻擊，但艦首的厄立肯炮在連續猛烈發射後發生故障，日機趁機猛烈轟炸中山艦，艦體創傷累累。中山艦用輕武器與敵機對抗。艦尾、左舷中彈，舵機轉動失靈。接著鍋爐艙又被炸，江水猛烈地衝進艦艙，官兵奮不顧身搶險堵塞也無濟於事。不到三分鍾，艙內水深齊腰，爐火被淹滅，鍋爐無汽，機器停轉，艦體逐漸向一旁傾覆。
正站在瞭望台上指揮作戰的薩師俊，腿部被炸斷，猝然跌倒在血泊之中。在瞭望台和甲板上戰鬥的官兵非死即傷，血肉橫飛，慘不忍睹。傷者隻要還有一口氣，便從血泊中掙紮起來，爬到炮位，向敵機開炮還擊。敵機仍不停地俯衝投彈、掃射，一彈下來，血肉橫飛，傷亡枕藉。
薩師俊和全體官兵連同軍艦，向著滔滔的江水沉沒下去！
突然，艦首毅然地向上一昂，卷起一個巨大的旋渦，然後漸漸地消失，一切複歸於平靜！
海軍“義勝”、“勇勝”、“仁勝”號炮艇及幾條駁船，連同艇船上的官兵，在石首、藕池口等處布雷封江時，也被敵機轟炸遇難！
“江元”號等軍艦，在嶽州附近布雷，與敵機相遇，戰鬥中被敵炸沉！“順勝”等炮艇、汽輪和鐵駁若幹艘，為阻止日海軍繼續西進，含恨“自盡”，橫沉於洞庭湖底！
陸海軍之運輸輪駁船二十餘艘，為阻止凶頑的敵海軍艦隊順江深入，也悲壯地“自盡”於石首附近長江之中！
在戰鬥中不幸受創負傷，擱淺於嶽州附近的“民生”、“江貞”、“永績”等軍艦，在敵軍迫近時，不願當俘虜以資敵，拆下艦炮，將軍艦焚毀！
經過江陰阻擊戰及武漢會戰，中國海軍艦艇已經損失殆盡！
中國海軍的抉擇很艱難，過程很悲壯，結果很淒涼。
在嚴酷的現實麵前，從總司令陳紹寬將軍到每一個海軍官兵都形成了一個基本的戰術意識，主動選擇在敵人下手之前，搶先行動，痛痛快快先把自己給幹掉——狗娘養的，你想打我，沒門，老子寧死也不給你這機會！
這天深夜，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乘“江犀”號從武漢向長江上遊撤退。
他的身後已沒有了艦隊和炮艇。當他沿途看見他的那些遭受重創的軍艦在江中燃燒時，心裏猶如刀子割肉般疼痛。
他佇立在瞭望台上，莊嚴地抬起右臂，向他的不屈不撓的戰艦和弟兄們致以最莊嚴的軍禮！
將軍已經兌現了自己的承諾，當祖國需要時，作為一名軍人，他已經履行了自己的責任——雖然他的努力換來的是失敗而不是勝利，但是，沒有一位中華子孫會埋怨他以及他手下的兩萬五千名英勇不屈，百戰百敗的可敬官兵！
沒有了軍艦的中國海軍官兵在此後的日子裏，從來沒有停止過一天戰鬥。
由於中日海軍實力懸殊，而同期陸軍雖然裝備和質量不如日軍，但畢竟擁有幾千萬可以補充兵員的青壯年農民，還可以憑借熟悉的地理環境和兵力優勢與日軍周旋。因此，國民政府放棄爭奪近海製海權的策略，而決定在大陸上實行持久戰。
由於當時中國的首都、戰時首都和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於長江流域，而中國最高統帥部的戰略又是吸引日軍主力於華中地區，沿長江向西仰攻，所以中國海軍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陸空軍沿長江布防，阻擊日本海軍。
中國海軍沒有了軍艦，但是，他們把軍艦上的大炮拆掉並搬上了長江兩岸，從可以機動的軍艦，移到了固定的炮台上。他們掌握的漂雷戰術和敵後布雷活動，狠狠打擊了日軍的水路運輸，迫使日軍多次宣布在長江中停航或限航，即使通航也不敢保證航道安全。
截至一九四三年七月，僅僅在長江方麵的蕪湖至湖口、九江至漢口、漢口至嶽陽三個地區，中國海軍布雷隊出擊九十三次，布放水雷一千六百具，炸沉日軍艦船一百五十六艘。
另外海軍在相持階段的幾次戰役中還加緊布雷，以此呼應陸軍的作戰。例如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攻勢中，中國陸軍反攻馬當，海軍長江中遊布雷隊主動出擊，策應陸軍的進攻和撤退。
而在其他地區的布雷活動也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偽海軍廣東要港司令薩福疇乘坐旗艦“協力”號出巡時，座艦被國軍珠江布雷隊所布水雷炸沉，薩福疇被抗日遊擊隊俘獲，旋解送重慶，九月二十六日在重慶伏法，沉重打擊了日偽海軍。
海軍的布雷活動招致了日軍的瘋狂報複。日軍不僅反複掃**長江沿岸布雷隊基地，而且極其殘忍地對待被俘布雷隊人員。一九四〇年，在長江中遊執行任務的海軍布雷隊員陳木生在湖口被俘，第六戰區《陣中日報》載：“陳英烈木生臨危不屈，罵不絕口，慘遭活鋸，屍首被拋棄江中，亦烈亦哉。”
西陵峽中的石牌要塞，就是海軍與陸軍費時三年多，共同精心構築的銅牆鐵壁。
據《宜昌縣誌》載：“武漢淪陷後，為阻止日軍沿長江三峽航道西侵，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季，中國海軍就開始在石牌周圍構築大小炮台十餘座，安裝各種火炮一〇二尊，形成嚴密的火力網，能有效地封鎖石牌江麵，構成了銅牆鐵壁似的陣線。宜昌淪陷後，石牌遂成為拱衛陪都重慶的第一道門戶。為保衛石牌要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有重兵防守。”
隨著一九四〇年六月宜昌失守，因石牌以上江麵窄淺，國民政府下令殘存的海軍艦艇凡不能馳入川江的，全部自沉於此，用以阻塞河道。並將各艦隻拆下的大小艦炮安裝在石牌一帶的炮台上，艦上官兵即改為石牌要塞部隊。石牌要塞主炮台則安裝有蘇聯援助的巨型山炮和野炮共十尊，從這裏可以一炮打到南津關，正是“一炮封喉”鎖鑰之地。
十八軍軍長方天兼任石牌要塞司令，要塞指揮官則是在第十八軍中任過旅長的滕雲，留英專攻海軍的原艦長方榮，轉任要塞副指揮官兼炮台總台長。
要塞防禦設施的部署是：第一分台配置六門炮，其中四門四十七生火炮直對江麵航道；正麵左前方的江北是煙幕隊，右前方的南岸是魚雷隊；南岸太公沱突出部有瞭望哨，炮台後方設有觀察哨；二分台的任務是：在總台部的直接指揮下，如遇日海軍進犯至太公沱江心時，在煙幕隊的配合下，利用魚雷攻擊，對來犯之敵實施突然炮襲，既能在敵措手不及之下擊沉艦隻，又可打垮敵之進攻，達到阻擊日軍進川之目的。
石牌要塞工事堅固；進出方便，視線良好，射界開闊，較為隱蔽；輕重武器構成交叉火網，既能封鎖整個江麵，又能對來犯之敵給以毀滅性的炮擊。並在宜昌葛洲壩、古老背等江麵沉塞船隻，布設水雷，建立阻塞封鎖線。
日軍覬覦石牌要塞已久，隻是一直不得其便。
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上旬，宜昌日軍曾兩度興師動眾，以重兵從宜昌南岸進攻石牌正麵的平善壩，並以另一路進攻石牌側翼的曹家畈。兩路日軍當時都遭到我守軍的嚴重打擊，慘敗而歸。
有鑒於此，日軍這次策動“江南作戰”，未敢從正麵奪取石牌要塞，而是采取大兵團迂回石牌背後企圖攻而取之。
日軍艦隊無法逾越被號稱為生死極地的石牌要塞，不敢低空俯衝的日機也隻得不斷高空轟炸各個炮台。加之當時的總台長方榮非常重視炮台陣地的偽裝隱蔽，下令在山坡上因修建工事挖堆的黃土上種草、植樹，使山坡呈現鬱鬱蔥蔥的美景，在炮位的胸牆和射擊口也掛滿了藤蘿。遠遠望去，一片青綠，縱然偶爾有人走到附近，也很難發現炮位在什麽地方。故此防空得體，偽裝嚴密，多次空襲轟炸之下，受損也不大。
八十九歲高齡的原十八軍平射炮營第一連連長黃世益回憶：“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奉命守衛西陵峽。當時，日軍不時用山野炮轟擊我們的陣地，敵機也經常當空盤旋，從空中扔下炸彈，企圖破壞我們的工事。但是西陵峽兩邊是筆直的山巒，我們的工事緊挨著江邊，所以他們不容易炸到我們。他們俯衝下來後，扔下炸彈就跑。我們就用大炮揍他狗日的。”
海軍布雷隊的官兵多是馬尾海軍學校和馬尾海軍訓練營畢業生，以福州、長樂、閩侯、馬尾、福清、連江人為最多，水性極好。
最早提議開展“水雷戰”的也是福州人。
2012年已九十二歲高齡的歐陽晉，就是馬尾亭江人。一九三一年他考入馬尾海軍學校航海專業，一九三七年與何必偉等九位同學赴德學習潛艇。
後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東海艦隊副司令的林遵將軍，當時也在德國接艇，因是同鄉，與歐陽晉、何必偉來往極密。
他們在德國得知日本全麵侵華，按原計劃他們結束在德國的學業後，將繼續前往英國學習，但歐陽晉與何必偉等表示：“與其在外國做亡國奴，不如回來為抗戰而死。”
在林遵的帶領下，他們由越南海防上岸，通過河內、友誼關，到貴陽。林遵到重慶匯報計劃。
日寇占領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武漢、嶽陽等地後，長江成為日寇華東華中戰場的一條主要水上交通線。為了打擊這條交通線，中國海軍采納了林遵和曾國晟提出的在長江敵後廣泛開展布雷遊擊戰的建議，於一九三九年底組建海軍長江布雷遊擊隊。林遵是第五大隊大隊長，歐陽晉在第五大隊當布雷官，戰鬥在安徽貴池一帶，給予日軍重大殺傷。何必偉則被分到了石牌要塞，擔任布雷隊少校隊長。
早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日軍為鄂西作戰準備，大量增加了沙市、嶽陽江河的艦隻。
二月十六日，日軍攻陷監利，國軍海軍布雷隊冒著日軍炮火，在石首、古長堤等各處江麵搶布水雷一百五十餘枚，大大阻撓了日艦的行動。日軍迫於無奈，後於荊河口外設置攔江鋼絲網，以此來防備國軍漂雷的攻擊。
二月二十八日，國軍放設漂雷二十餘枚，將日軍鋼絲防雷網炸毀，並炸沉日軍監視艦一艘，隨後布雷隊又於廣興洲放漂雷五十餘枚，阻撓遊動日艦。後日軍用橡皮艇從宜昌、洋溪澗等處渡江，國軍南岸雷區受陷，各布雷隊基地亦受日軍狂轟濫炸，損失布雷船二艘，布雷駁艇十八艘。
石牌保衛戰爆發前夕，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乘“永綏”艦親臨第一線，召集要塞各炮台海軍官兵訓話，勉勵海軍團結抗戰，奪取最後勝利。在此愛國精神的鼓舞下，熱血澎湃的海軍與陸軍協同作戰，結成了江上銅牆鐵壁。
日軍艦隊即使蟄伏在宜昌，也都膽戰心驚，擔心漂雷襲炸。
海軍工程大學兵器工程係博士導師龔沈光，接受采訪時表達了如下看法：據《長江航道史》記載，八年抗戰時期，國民黨海軍在長江中下遊共設錨雷一萬五千多枚，漂雷一千一百枚。盟國飛機空投水雷四百六十七枚。中國軍隊用水雷擊沉擊傷日艦艇三百二十一艘，占侵華日軍軍艦損失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因水雷而死傷的日軍官兵達四千三百多人。
水雷，成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長江的保護神。
日軍企圖進犯三鬥坪以迂回宜巴要塞之石牌背側，戍守要塞的海軍官兵艱苦死守，以炮火有力阻擊日艦行動。
在第三十九師團於枝江強渡長江作戰時，何必偉的布雷隊也頻頻出擊，給日軍造成了重大殺傷。他們先通過偵察，選定在宜昌至宜都之間的塔坪橋順著江麵布雷，這裏距日軍渡河點三四公裏，在塔坪橋布放的漂雷，隨江水漂流而下，在宜都江麵上碰雷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夜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所有布雷隊員都換上了當地老百姓的衣裳，何必偉率三名布雷官和四十多名士兵，從石牌登船出發，將十五具漂雷運到平善壩，在此登岸。而後，在夜色掩護下，悄悄向敵占區進發，繞過密布的敵偽據點和崗哨，穿過敵人的警戒線，深入敵占區，再沿田埂走了近二十裏路，才到達塔坪橋。
三名布雷官以最快速度給漂雷裝上引爆的硫酸電液瓶和溶化塞，抬到預備的船上，將船劃進航道，按預定方案排成一列，依次把雷布入江中，此時已是二十九日淩晨四時，布雷隊員迅速沿原路撤回。
第二天從敵占區傳來捷報：塔坪橋布下的漂雷在宜都附近江麵炸沉敵汽艇一艘，炸死十三人，傷五人。第三天又收到在人和垸至五家口間的江麵上擊沉敵運輸艦一艘的捷報。
繼五月二十九日夜取得勝利後，布雷隊猶如被打了一劑強心針，越幹越有勁，連續炸沉敵艦敵艇，使敵人膽戰心驚，派出重兵瘋狂掃**布雷隊，布雷隊靠著大智大勇，一次又一次擊退掃**，繼續開展水雷戰，炸沉停靠在宜昌碼頭的日艦一艘，使日艦畏於觸雷，而不得不撤往宜都、枝江一帶。
日海軍艦長森實曾大佐晚年回憶在中國長江作戰時悲哀地說：“海軍在中國作戰，如遇陸軍，尚能預先寫遺囑，然後應戰。唯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與艦同歸於盡，欲求寫一遺囑之短瞬時間，也不可得也！”
直至當年年底，中國海軍多處布雷近七百枚，將日軍水路交通節節阻截，日艦行動幾乎完全癱瘓，即使到了十二月三日日軍陸路攻占常德，日艦仍無法予以支持，補給不繼，迫使日軍不得不於十二月九日撤出常德。
宜昌市政協編印的《抗戰烽火中的宜昌》中載：“在一九四三年國軍鄂西會戰的日日夜夜裏，駐守石牌要塞的國軍海軍，一直冒著日機、艦炮的猛烈轟炸，向長江中布放水雷，同時用要塞巨炮向日艦猛烈轟擊，有效地消除了日艦對中國陸軍的威脅，保證了鄂西會戰的勝利。”
“養在深山人未識”的石牌村因石牌要塞這些年突然“火”了起來，每天前來要塞參觀的遊客絡繹不斷。
年近九旬的王忠新就如同要塞裏那些鏽跡斑斑的巨炮、水雷一樣，也成了一件剛剛被發掘出來的珍貴文物。他每天樂此不疲的事情就是給遊客講述當年他在石牌要塞親身經曆過，看見過，聽說過的真實故事。
“那時候，我主要是幫忙把炮彈等東西從倉庫運到炮台上去。”老人告訴遊客，當時的石牌炮台總台下設兩個分台。一分台與總台同在石牌，二分台設在石牌上遊的廟河。王忠新當時所在的，正是一分台。“一分台的炮位、觀測所、指揮所等工事都設在麵對峽江的山坡上，我們可以直接看到下遊的平善壩。工事構築簡單，就是在山坡上挖一條坑道，澆上水泥，覆蓋黃土。”
王老說，那時的火炮一多半都是從軍艦上拆下來的，都很陳舊，口徑不大，射程不遠，射速不高，但占據了有利地形，離江邊很近，可以抵近射擊，不過，有幾門蘇聯大炮的威力還是很嚇人的。
“我們炮台的隱蔽得非常好，鬼子的轟炸機在空中盤旋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我們的炮台。”王老說，當時的總台長方榮非常重視炮台陣地的偽裝隱蔽。他下令在山坡上一片片因修建工事挖堆的黃土上種草、植樹，使山坡上鬱鬱蔥蔥，根本看不出是工事和炮台。
“試炮的時候，江水被炸得浪子掀起老高。炮聲滾滾比打雷還響，在這個峽穀中一直回**，好久才停息下來。”
王老還對遊客們說，那時他們經常看到從平善壩撤回來的軍隊。當時石牌村有一個野戰醫院。但因為傷員太多，許多傷兵就躺在總台部前江邊的沙灘上，沒有人管。“屍體到處都是，根本抽不出人手來埋葬，被野狗拖著到處走！”
後來，方總台長召開大會，動員把當地群眾，特別是老弱病殘送到安全的地方躲避。“但我們石牌的群眾卻堅決不走，有的說：‘打起仗來，我們可以給當兵的送茶送飯，救護傷員，協助你們守炮台。’有的說：‘萬一有敵人打上岸來，我們用滑竿抬你老人家上山打遊擊。’”
前線沉寂了一段時間後，炮台上發現日軍的飛機在平善壩上空盤旋。“有一天，一架轟炸機突然闖入峽穀，離水麵僅幾十米，掠過石牌上空，沿峽穀向右轉九十度飛去。接著，一個轟炸機群就飛臨石牌上空投彈，停泊在對岸的‘長江’號輪船被炸沉。但我們的炮台因為偽裝得好，敵機沒有發現目標。”
王老一臉得意地說，石牌保衛戰期間，由於前線將士的拚死抵抗和第一分台的嚴密防守，日軍的軍艦始終沒有竄入峽江。石牌炮台就如同一尊巨大的“砥柱之石”，保衛著戰時首都和大後方的安全。
從抗戰勝利到現在，王忠新一直生活在石牌村，靠務農為生。現在，王老身體很好，每天都要到田地裏忙活一陣，然後叨起煙杆端起茶盅和前來石牌旅遊的遊客們擺龍門陣。
他每天忘不了一句話：“你們沒有經曆過打仗不曉得，這樣太平的日子，實在難得呀！”
(1) 楊揆一，湖北武昌人。1946年春，楊在南京雨花台以漢奸罪被國民政府處決。
(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紀》，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3) 賈玉芹：《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國派遣軍》，中華書局1984年版。
(4) 賈玉芹：《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國派遣軍》，中華書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