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人民日報》上登載了顧工的《將軍》一詩，中有一節雲：
在大江南北，他曾寫下壯麗的戰歌；
以光輝的勝利作標題，以敵人的頭顱作句點。
讀到後麵兩句，不免感到有點“那個”。固然，克敵製勝，將軍是要消滅敵人的肉體的。要革命，也必須流血。但殺人與流血，絕非是我們的將軍取勝的目的。一位革命的軍人，是決不願以敵人的頭顱，來裝飾革命的勝利的。他為的是人民的幸福的生活。但我們的詩人，用這樣的句子來歌頌我們的將軍，怕有點“擬不於倫”了，我以為。
少時候，讀些曆史書，總感到古時候的帝王將相，有些行動是過火的。比如說，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竟把智伯的頭割了下來，加上一層漆，當作飲器；這真不知何所居心?又如，劉邦與項羽爭城奪地，項羽以劉邦的父親當作押頭，為要威脅劉邦撤去圍城之兵，說要烹煮他的父親。劉邦表示無動於衷，還說道：
你如果烹了他，就分給我一杯羹吃吃吧。我也以為大可不必說這種“大言壯語”的。但這些究竟是古人的事，曆史記載是否如實可靠，我還有點懷疑。
至於文藝作品，作家以想象之筆，寫出革命人物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似乎不應把他畫成一副凶殘的嘴臉的。也是少時候，讀到一首詩，是石達開寫的，全詩忘記了，記得其中有兩句：“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這其實是詩人對當時清朝統治者的仇恨深切的表白。處被壓迫的地位，抒不平抑的胸臆，那心境是和我們勝利了的人民有所不同的。何況我們的將軍的崇高理想，是要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有深厚的人道主義的精神，決不以殺人為誇耀的。
有人一看到批評家強調作品的社會教育作用，就認為這一批評家忽視了作品的美感享受，而斥之為庸俗社會學觀點。其實作品的社會教育作用與美感享受是一致的。上述兩句詩的想象和意境顯然是不美的，但同樣也沒有社會教育作用。不知從哪一本雜誌裏，我讀到過一首歌頌黃花崗烈士的詩，詩雲：
七十二烈士，
骨葬黃花崗；
黃花開燦爛，
英雄骨亦芳。
這詩的想象和意境何等美麗，而它的教育人的意義又何等深刻，所以一經過目，便能永誌不忘。我以為，詩人的想象，隻有追逐現實生活的崇高境界而飛翔，那才有美，也才有教育意義。
我之所以對上述兩句詩不免感到“那個”者，也就是這個緣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