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在《人民文學》發表，不相信我們的生活本身會是公式化的，問題是在於作家對生活的深入程度和看法怎樣。這回我出外跑了跑，覺得這說法，從總的情況看是對的；但還須加以補充和修正，我們的生活的某些地方，的確是公式化的。

這些看法，是在漢口得到啟發的。

到漢口的第一天，一個朋友對我說，在漢口三輪車的合作化管理，是全國最好的。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為了公務，我恰巧要常常借三輪車的光，這才叫我知道它們如何的管理法。他們在一定的街道邊，設立了三輪車站。看來，每站總有兩個管理人員，沒“出雇”的三輪車都一列地擺在站旁邊，自然是候雇的。要乘車的，不論你住得離站多麽遠，必須跑到站頭，說明去處，才能雇到車。管理人員，有的坐在崗棚裏，言明車價；有的在崗棚外，調度車輛。接受任務的三輪車工人，就向管理人員交付同車價有一定比例的籌碼；然後乘車的才能坐上車，被蹬著起身。三輪車工人照例隻蹬到你要到的地方相近的一個站頭放下。如果你要到的地方，離那站頭還遠，你願意再加車錢，請他多蹬一段路，那是辦不到的。有時，你出門並不想雇車，走到半路下大雨了，看到三輪車拉過身邊，要雇它，也不可能；更不用說，走累了，太陽炙得人發燒，半路上想雇車的。……而這，據說是全國最好的管理法。

我的幾個同事對這種使人在生活上招來很多不方便的管理法，都有意見。有的說，這是把公共汽車的管理法搬到三輪車上來用了；有的說，這是坐小汽車的人，打從車窗看出來而認為是最好的管理法；有的說，不從提高三輪車工人的自覺精神著想，使每個人都老老實實按站論車費，像南京和杭州一樣，而一定要用這種管理辦法，讓三輪車工人每天分到同等“工資”，實在是笨得很。

我自然有同感的，但還想到另一方麵。在我們生活方式的改革中，有的是改革得公式化了。漢口三輪車的管理法，僅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北京的時候，我也偶然到公園去玩。到了什麽茶社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是等不到茶吃的；不像過去，就會有人前來問你要什麽。到百貨公司去買東西，這個櫃頭買貨，那個地方付錢，總得跑來跑去，也不像從前的商務印書館買書便當。買了一大捆書，一個售貨員看顧著你。他開好發票，你付好錢。他連同錢和發票，放在傳送器裏，一拉就拉到出納員那裏。出納員核對了賬單和書價，還付了找頭，也用傳送器，一拉就送回來，隻等不多一會兒的時間就夠了。真正做到與人方便，自己也方便。還有，我這次旅行中，到過上海，據說上海各業對人們的服務精神是很好的，可是我碰到的也不盡然。在上海，我們被朋友介紹住在國際飯店，十一層樓。一個房間，定價六元多一天，不算太便宜。房間自然很幹淨。桌椅、床、臥具、洗澡間，一應俱全。可是我是要吸煙的，煙灰缸上可沒有洋火；得自己買。我又歡喜喝茶，照例飯店不備茶葉；也得自己買。自己買也沒有什麽，反正室內有電鈴，按一下叫服務員買去就是了。但當你按鈴之後，服務員照例端來一隻熱水瓶，給你開水。這是他們唯一為你服務的事。電鈴就是專門為要開水用的。如果你說，給我買幾兩茶葉來吧，他笑笑地回說，那不是他分內事，恕不代勞。這樣就非自己跑趟馬路不可了。雖然我有十多年沒在上海生活過了，但記得過去，你如果住上六元多一天的房間，不但要得到茶，就連飯搬到房間裏來吃，也還是可以的；天太熱，喝些冷的飲料，那是很容易得到的。而現在可不是這樣的了。

這並非我懷念過去，或者缺乏勞動觀念，凡事須得有人“伺候”，我想自己還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我從這些情況，看到了一個問題。在我們生活方式的變革過程中，我們有些改造生活的負責人，常常隻看到自己經營管理的方便，而忘卻了自己事業的服務的對象。這就使自己經營的設計中給予服務的對象以很多的不方便。不考慮服務的對象的利益而隻圖自己方便設計出來的生活，是沒有不公式化的。所以說，主觀主義總是公式化的源泉。

還有不顧曆史傳統和民族特點，一味模仿別人也會使我們在改造的生活中出現了公式化。這次，在外麵看到一些地方報紙，不論是內容和排版形式幾乎全都和《人民日報》一樣，除掉一些地方的生產新聞外，大半文章是照抄《人民日報》的。照抄不會有錯誤，也不致發生壞作用，但看不出地方特色來，總不免是一樁遺憾的事。在旅途中，我也常常想：中國報紙是有自己的曆史傳統的。其中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報紙的副刊對社會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戰鬥作用。這似乎是中國自有報紙以來的一個特點，而且，在舊中國，一家反動的報紙，卻會出現一個進步的周刊或副刊之類的。魯迅先生的有些雜感和《阿Q正傳》，都是首先出現於研究係的報紙《晨報》的副刊上的。有些“正統派”的文人，看不起副刊和副刊的作家，把副刊叫做報屁股，因而副刊作家也就成為屁股作家。但對敵人作戰，當頭一棒，常常會自己吃虧，因為敵人強，手裏拿的是槍，棒是比不過槍的。但從屁股後麵抽他幾棒，有時還是很得手的。1927年大革命以後，反動當局也注意利用副刊了；而革命作家方麵則隨時利用不是反動當局直接控製得了的報紙的副刊，給敵人以襲擊。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等雜文，就是發表在《申報》《自由談》上的，並且這種報紙上的副刊，往往成為培養新作家的園地。任何一個大作家，總得有一個練筆杆的時期，文章總也得從短的寫起，副刊就會起這個作用。現在不少老作家，怕都經過這樣一段鍛煉與戰鬥的。報紙的副刊發揮了這樣的作用，怕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曆史傳統吧。可是解放以來，很少報紙繼承這個傳統；地方報紙，幾乎都成為《人民日報》的翻版。真的是一種規格，一個公式。在漢口時，我看到了《人民日報》的改革，麵目煥然一新，心裏很興奮。但我也有一種憂慮：在地方報紙的改革中，可不要照抄，又成一個新的公式；最好還是多考慮一下各自政治、文化、經濟和人民生活的特色，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

這些公式化的生活的出現，是因為我們改造生活過程中考慮得不夠全麵產生的，這不過是生活合理化的進程中一些不合理的現象。而我國人民的整個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是氣象萬千的。作為一個作家就不應該把自己創作的公式化，歸因於生活本身的公式化。正因為生活某些部分有公式化，作家就得大膽地拿起筆來，

校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