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蘇聯文學報迎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代表大會而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不久以前提出的，對文學藝術和科學的新的政策。這個政策一經提出，中國的文學藝術和科學界較之過去是活躍了，不僅僅對這個政策本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而且在文學藝術的批評上，在學術思想的辯論上，也表現出獨立思考的活力，企圖以各自的所長，貢獻於祖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尤其值得我們欣慰的，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不論年老的和年輕的，不論教授和學生，不論作家和科學家，不論有工作崗位的和沒有工作崗位的，都在紛紛訂立十二年的科學研究計劃，期望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國家建設的專業人才。這一政策的提出，無疑也推動了和加強了向科學進軍的步驟。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的今天，中國知識界和中國人民一起，是抱著對自己事業的滿懷信心來迎接它的。
正如陸定一同誌所指出的，實施這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社會背景是這樣的：第一，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基本區內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剝削製度將在今後幾年內在這些區內消滅。第二，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並且正在發生更進一步的根本變化。第三，我們還有敵人，國內還有階級鬥爭，但是敵人特別是國內敵人已經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極大增強，而且還在繼續增強之中。這種社會情況，其實也就是保證這一政策有實施的可能的有利條件。在這種條件下來實施這一政策，將會有利於中國的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的繁榮與發展的。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公孫龍，就說過這樣的話：“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易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而他還認為爭辯的目的：不僅在於無害於“大道”，而且有利於“大道”。我以為，這確實說明了學術思想發展的辯證關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所以能繁榮和發展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其理由也在於此。
我以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的積極意義，還在於鼓勵中國知識界大膽的吸收與大膽的創造。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不僅為中國民族文化，奠定了廣闊而豐厚的基礎；事實上，它也促進了中國民族統一的曆史運動的加強；秦漢以後的中國，就成為一個統一的有廣大幅員的民族國家。而每當中國王朝最為鼎盛和強大的時代，中國的文化和文學藝術也沒有不大膽吸收與大膽創造的。魯迅先生說過：“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葡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天祿，即天鹿，獨角；辟邪，亦屬鹿的一種，二角——巴人注），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被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看鏡有感》而漢唐兩代的文學藝術和學術思想的繁榮，在中國曆史上，也確實是繼往開來的。漢代一反秦的罷黜百家的做法，設立五經博士，經古文學與經今文學爭鳴一時，並置樂府令、協律都尉廣泛吸收各外來民族的樂曲，開中國樂府與劇曲的先聲。唐代吸收印度的佛教思想，並且飭玄奘於弘福寺專門從事翻譯自印度得來的佛經千三百餘卷。這無疑影響於文學上的創造。我以為在唐代有如此富有想象和不避神怪的傳奇的出現，正是印度思想大膽吸收與創造的結果。而唐代的傳奇不能不說開中國宋元以後平話與小說的先聲。何況，今天的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中國，這一大膽吸收與大膽創造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正是為的建設個繁榮、富強與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提出的。
僅就文學藝術來說，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中國有無限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自《詩經》、楚辭這些古典名著以下，每一朝代都有傑出的文學藝術作品，積累下來。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僅就這些特出的藝術作品而言，已是汗牛充棟。其中有不少藝術性極高和人民性極為豐富的作品。自然其中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但這些文學藝術遺產，中國人民正是合法的繼承者，它們正待中國人民繼承、整理和吸收。“五四”以後，中國雖然介紹了不少的外國文學藝術作品，但世界上最最有名的經典著作，和各種派別的文學藝術理論，幾乎絕大部分沒有介紹過來。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完整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沒有一部哪怕是節譯本的《摩訶婆羅多》與《羅摩衍那》，沒有古典主義大師鮑羅的詩論，也沒有客觀唯心主義大哲學家黑格爾的美學，而另一方麵，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則是始終沿著中國人民的革命道路而前進的，它與中國人民共脈搏、同呼吸。在中國人民沉重的苦難中誕生，也在中國人民的火與劍、血與肉的搏鬥中成長。它也在中國人民的解放後壯大了自己的隊伍。但在這隊伍中，一部分老作家，或者曾經有過不少的創作，隻因為對新社會的新生活還不熟悉，而對於舊日的生活又不敢寫和不願寫，大都擱下筆來了。也有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有精深的研究的，隻因為他們一時尚未取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或者因為他們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文學藝術作品對於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有什麽作用，他們也不敢大膽地進行寫作和介紹。而在革命作家之間，有一部分人，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的，“對於自己的曆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而“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他們對於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知識也是一樣的貧乏。這就不能不一方麵產生了輕視民族遺產的態度，另一方麵不得不生吞活剝地搬運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此外，在中國文學藝術隊伍中，還有一大批的壯年和青年作家，工人作家和農民作家，他們有豐富的戰鬥生活經驗，也有對新生活的敏銳的感覺；他們有熱烈的創作的**，也有深厚的中國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而在解放後，他們也確實寫出了不少的優秀作品。但他們今天急需的是從中國的和外國的經典名著中吸收這種營養，來活躍他們的藝術想象，精煉他們的藝術技巧。但我們的出版界卻不能提供這種讀物，滿足這種需要。蔥蘢的喬木必須有豐厚而肥沃的土壤，而中國的文藝園地，則是既豐富而又貧乏的：豐富的民族文學的遺產，既沒有很好整理，叫人不知從何吸收起；貧乏的外國文學譯作，就是過去出版過的，至今也大都絕版，叫人很難取得借鑒。幾年來，可作為作家吸收和借鑒的，唯一的隻有蘇聯的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這對於活躍中國文學藝術，是一股宏大的衝擊力，但要繁榮中國自己的、沿著中國民族文學藝術道路發展而提高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還須有更闊大更雄厚的基礎，更多種多樣的可資借鑒的東西。列寧教導我們：無產階級是人類一切優秀文化的合法繼承者，中國人民要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也必須有這種宏大的氣魄。
而幾年來中國文藝批評界出現的現象，則是，或輕視民族遺產的繼承，不予深入的發掘；或以政治教條來抹殺文學藝術的特征；或將題材限製在單純的革命鬥爭與生產鬥爭的範圍之內，定下了清規戒律；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文學藝術，抱著輕視態度，任意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這就使中國文學藝術走上一條
極其狹仄的道路上去，束縛了它廣闊發展的可能性的危險。
生活的辯證法總是在矛盾鬥爭中發展的。文化藝術的發展也是如此。文化上排除了唯心主義的思想出現，不就等於生活上沒有了唯心主義的思想；也隻有文化上出現了唯心主義的思想，這才能經過鬥爭，去克服生活上的唯心主義的思想。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批評的建立，不在於僅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而在於真正擊敗客觀上存在我們國內的那些阻礙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發展的一切封建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藝術理論；但在批評的園地裏，沒有出現封建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藝術理論，不就等於在生活上沒有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藝術理論的存在；在今天，不少的青年中還留有祖述康德、黑格爾和克魯齊的美學理論的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的影響，並且在偽裝馬克思主義的胡風的文藝理論中也偷運這種思想。但我們卻正缺乏朱光潛所著述的康德、黑格爾與克魯齊的美學理論譯著，我們就也不可能從這種思想最深處掘掉它們的根株。這也就無法克服它們在藝術園地裏或在人們的生活中所已經播下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哲學和美學體係，正是恩格斯對杜林的批判，列寧對經驗批判論的批判，普列哈諾夫對資產階級的美學思想的辯論而建立的。為什麽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我們卻反而不敢將敵對的思想，引入陣地，進行戰鬥呢?在思想戰線上展開了“階級鬥爭”，正是用來削弱和消滅現實生活中還殘存著的敵對的“階級勢力”的。這正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方法上的一個特點。
我以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對中國文學藝術來說，正是針對著中國文學藝術的曆史的和現實的情況，為繼承民族遺產，為借鑒外國的文學藝術，而調動社會上的一切積極力量和改造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使他們在更廣闊和更豐富的文學藝術的基地上展開競賽，從而來促進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的。
總之，在剝削製度行將消滅、私有製過渡到社會主義所有製的完成的今天，我們麵對著的，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大任務，是鬥爭業已基本完成從落後到先進的過渡的任務。給予文學藝術界和科學界以更廣闊自由的天地，以進行相互競賽和鬥爭，正是調動社會上一切積極的力量和改造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來完成這個任務的。作為一個作家，我是滿懷興奮，歡迎這一政策的實施，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的今天，我更相信，黨將在各個方麵作出安排，以更有計劃的步驟，使這一政策的實施有更便利與更充分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