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一點也沒有凱旋的大將軍理當有的威風。他此時的打扮與他在克難坡時絕無二致,看上去就像個上了年紀的步兵夥夫頭,身穿普通士兵的土灰布軍衣,腳蹬布鞋,身上沒有佩帶任何表明軍階的標誌。

1945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已經結束,日本在中國戰場也處於苦撐階段,眼看就要支撐不下去了。閻錫山此刻最擔心的已經不是日本人,而是已經在戰火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八路軍。於是,他瞅準時機,動了勾結日寇,奪取抗戰勝利果實的念頭。而此時的日本為了避免投降後受同盟國對它的束縛,也急欲利用中國封建軍閥,提出日本單獨向中國投降的意見。而勢力在山西盤根錯節的閻錫山,無疑又成了日本人實現這一計劃的最佳人選,大本營於是命令華北方麵軍參謀長高橋坦盡快與閻錫山接洽,請閻錫山作日、蔣之間的橋梁,從中周旋。

高橋坦接受命令後,立刻由北平飛抵太原,偕同山西派遣軍參謀長山岡道武、翻譯大島、大漢奸梁上椿等,乘汽車到達孝義縣的瑤圃村,與閻錫山會見。

會見時,高橋坦說:“日本不久即宣布投降,但希望避開同盟國家,直接向中國投降。閣下能否代表日本,向蔣介石先生說話,承擔這個橋梁工作?如肯代說,或可成功,成則有利,不成對閣下也無任何損失。”

不料,老謀深算的閻錫山卻提出一個讓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主意,他說:“現在形勢急迫,而重慶與山西相距甚遠,如以電報相商,未能言之詳切,恐誤大事。如親身前往,又為時間所不許。同時,蔣介石係中國的元首,又有中、蘇、英、美同盟的關係,不能不顧國家的體統,單獨接受日本投降。老夫的意見是,你們最好采取‘寄存武力’的辦法。”

“寄存武力?”山岡道武聞所未聞。

“對,寄存武力。”閻錫山見自己的主意引起了日本代表的高度重視,遂緩緩說下去,“即日本軍隊隻改番號,仍可保有現有武器。因為我是最前線的戰區最高指揮官,雖無權代表國家接受日本投降,但在作戰當中被我打敗的日本軍隊,我有處理的責任,也有改編這些部隊的權力。因此,最好讓在華北所有的日本軍隊都向我投降,我以戰區長官的名義,分別改編,給予暫編番號,呈報重慶政府備案,重慶政府對此便無可奈何。即便同盟國家提出疑問,重慶政府也可將此項責任推在我的身上,如此去做,彼此都有好處。我固為我打算,亦為日軍設想,本來必須繳械投降的軍隊,獲得保存武力,豈不萬幸?”

高橋坦聽了閻錫山這番話,深感吃驚,因完全沒有料到閻錫山有如此一說,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隻好說:“閣下如此設計,我個人覺得很好,但我是個軍人,隻能依據命令商談。閣下的這種意思,我隻能請示天皇裁決,如果認為可行,再繼續商談。”

8月9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國發出乞降照會。

閻錫山於當晚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倉促擬定了進軍計劃,翌日便派部隊向太原進發。當晚,他向駐在浮山的趙承綬發電,命其速返太原,和日軍商討接收事宜。他叮囑趙承綬回到太原後,千萬不要以戰勝者自居,一者可取得日軍好感,再者可安定漢奸心情,這樣,搶奪政權,才能順利進行。

“三顆雞蛋上跳舞”這一指導方針和具體的執行,至少對閻錫山來說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與蔣介石、八路軍、日本人時而刀槍相向,時而暗送秋波,如此煞費苦心地跳來跳去,果真讓他和他用自製的劣質槍炮武裝起來的晉綏軍不但生存下來,壯大起來,而且熬到了日本投降的這一天。

不過,這一天對他這個第十三受降區的中國受降主官來說,卻一點也沒有大將軍凱旋理當有的威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孝義行營人員和樊莊村民敲鑼打鼓放鞭炮,歡慶八年抗戰勝利。

閻錫山雖然知道日本投降已是必然之事,但看到部屬們如此欣喜若狂,同樣也高興萬分,激動得在院內踱來踱去,有時聽聽廣播,有時走進作戰處詢問部隊調動部署情況。

晚上,參謀處送來進軍時散發的傳單,草擬稿中說:“閻司令長官率十萬大軍收複太原,解救三晉水深火熱人民。”

閻錫山提起筆來,輕輕點了點,將“十”萬改為“三十”萬,徐徐說道:“淪陷區人民,隻知過去的閻督軍,不知後來的閻長官,十萬哪有三十萬的聲勢。”

8月17日,趙承綬所部與沿途日軍合作,迅速由臨汾向太原方向開拔。趙承綬則先期趕到太原,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澄田睞四郎商定:日軍駐防原地,拒絕八路軍受降。

早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之前,侵華日軍山西派遣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和參謀長山岡道武就已經產生了賴在山西的想法。他們認為閻錫山掌控的山西從來就沒有真正接受過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無論在政治、經濟抑或地形、資源方麵都具有脫離中國而獨立存在的基礎,“如果戰後日軍殘留山西,與控製山西的閻錫山勢力相結合,把山西置於獨立體製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具體出麵運作此事的是日偽時期的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城野宏,而希望借助日軍實力搶奪抗戰果實的閻錫山,也迫切希望日軍能留在山西,幫助他對抗共產黨,維護他的統治。所以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後,閻、日雙方便迫不及待地將日軍殘留山西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代表閻錫山與城野宏秘密談判的,是閻錫山的五妹夫梁延武。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太原日軍便接到南京日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著日軍不可向八路軍投降,必須以武力守住原有陣地,以等候南京方麵所派受降官的到來。澄田中將根據這一精神,旋即命令山西各地日軍隻向閻錫山所部投降,八路軍如強行接收,則堅決抵抗。

8月21日,國民政府將全國戰區劃分為15個受降區。第十三受降區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為受降主官,辦理投降地點為太原。

8月23日,閻錫山得到趙承綬前鋒楚溪春部已經開抵太原城郊的消息後,即率孝義行營人員從樊莊乘汽車到達介休城關,住進梁家巷一座大宅院裏。

介休當時還駐紮著日軍,城內城外不時看見日軍騎著高頭大馬往來奔馳。

閻錫山到介休後,便電告太原日軍軍部,他係戰區最高受降主官,要回太原受降。日軍接電後,派其第1軍參謀長山岡道武和參謀伊藤,帶日軍500人乘鐵甲車到介休迎接。

24日閻錫山車至介休火車站,因得知鄔城至平遙間鐵路被八路軍分段破壞,閻錫山大怒,卻也無奈,隻好又悻悻折回介休。

閻錫山將鐵路被八路軍破壞一事電告太原日軍,澄田立即派出工兵部隊和工人前往突擊搶修,至8月29日,才將全線修複。

29日上午,閻錫山和行營人員又重赴介休火車站登車。一個中隊的日軍被派來保護閻錫山的專列。日兵耀武揚威地坐在月台上,看到晉綏軍士兵軍裝破爛,並把閻錫山在晉西乘坐的轎子、人力車、小汽車往車廂裏抬時,發出一陣嘲笑,表現出對晉綏軍的極度輕蔑。

不過,日軍雖然看不起中國軍隊的裝備和素質,但隻要見了中國軍官,他們便會自行立正敬禮。

閻錫山所乘火車至介休義安站後,前麵鐵路又遭八路軍破壞。日軍隨即開來10餘輛軍用卡車,請閻錫山坐入駕駛室內,由日軍司機開車,行營人員也分乘日軍卡車,同抵平遙,再換乘火車前往太原。

車出平遙,又鬧出一段笑話。專列行進中,突然發現鐵路左方有軍隊行動。

火車即刻在荒野中停下。

閻錫山的侍從長張逢吉趕緊抽出駁殼槍,帶著幾十名侍從爬到車廂頂上嚴陣以待。

閻錫山問參謀長郭宗汾:“八路還是我軍?”

郭宗汾回:“我也不清楚。”

閻錫山又氣又急,遂派人登上車頂以信號聯絡,也未弄清,滿車人都緊張萬分,不知所措。

這時日軍參謀伊藤,挎著東洋軍刀,神氣十足地走入閻錫山的車廂,對閻錫山進行安撫。並命令隨車日軍立即下車,搶占有利地形,保護閻長官專列。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後經日軍騎兵聯絡偵察,始悉是閻錫山的左路軍在鐵路沿線警戒保護。

一場虛驚,始告結束。

8月30日晚8時左右,太原街市電燈已一片通明。太原老百姓知道閻錫山今天凱旋,傾城而出,夾道歡迎,從火車站通往晉府的大街上全是湧動的人流和旗幡。他們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受了整整8年的熬煎,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離子散?多少人的身上心上傷痕累累?現在,幸存者終於盼到了勝利的一天!

閻錫山的專列駛入太原車站時,時任汪偽政權省長的王驤,與先後擔任過偽省長的蘇體仁、馮司直,以及警務廳長蘇盛江等數百名大小漢奸在站台上搖旗呐喊,列隊歡迎。

太原日軍幾十名師團長、旅團長、聯隊長也全副戎裝,肅立在站台上恭迎。

此時,令所有漢奸和日本人深感意外的情景出現了,閻錫山一點也沒有凱旋的大將軍理當有的威風。他此時的打扮與他在克難坡時絕無二致,看上去就像個上了年紀的步兵夥夫頭,身穿普通士兵的土灰布軍衣,腳蹬布鞋,身上沒有佩帶任何表明軍階的標誌。大部分漢奸過去都在閻錫山手下當差吃糧,知道他原本身材不高,但8年不見,此時看上去已經明顯蒼老憔悴了許多。雖然軍帽遮住了頭發,但他那兩撇標誌性的八字胡,卻明顯地灰白了許多。

兩名貼身侍從小心翼翼地把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閻錫山從火車上攙了下來——這肯定是中國15個受降區中,最不注重自身與國家形象的受降主官。

接著,閻錫山換乘漢奸為他準備好的敞篷吉普車,在淪陷區民眾的夾道歡呼聲中,在無數麵拚命舞動的旗幡中,穿過大街,緩緩向晉府駛去。

閻錫山記得很清楚,他是1937年11月4日夜間離開晉府的,車隊載著他和部分軍政高官輕車簡從,沿晉西公路,連夜取道交城,直奔臨汾。雖是深夜,城內所剩市民也如潮水般向環抱太原的東西兩山逃奔,哭聲、喊聲、咒罵聲沿途可聞。數日之間,偌大的太原古城變成了淒涼恐怖的世界。他撤離4天後,日本人便占領了太原,到今天已經整整8個年頭過去了。當晉府熟悉的歇山式巨大門樓出現在他視線中時,他才驀然發現,鼻梁隱隱有些酸澀。

次日,偽政府大小漢奸和趙承綬、楚溪春等率先率部進入太原的晉軍將領,又在省府大禮堂舉行盛大的“歡迎閻長官大會”。

閻錫山登台訓話,出語驚人,居然說:“這8年來無論行者(撤往晉西堅持抗戰者),或是居者(留在太原當漢奸者),都一樣受苦,一樣有功,諸位萬勿自劃鴻溝,互相隔離。”

閻錫山出此言,也有難言之隱。當時山西偽軍的總兵力,遠遠超過了日本人。作為主政之人,他不能圖一時痛快,把這麽多軍隊統統推到敵人的陣營裏去。

閻錫山回太原主政的第三天,便在晉府東花園內北廳書齋接見了日軍戰犯城野宏。

曆經上千年風雨滄桑的晉府,自北宋時期便成為山西的最高權力中心、決策者的府第,也是閻錫山自登上督軍寶座後的官邸之所在。

而作為古色古香的晉府建築群落一廓的東花園,有著濃鬱的中國古典園林風格,院落中荷池假山、亭台樓榭一應俱全,處處雕梁畫棟,美不勝收,渾然一座精美絕倫的宮殿。精致曲折的彩繪雕欄走廊,將南廳、北廳、高聳其間的勤遠樓,以及幾進跨院相互連通,更顯示出東方貴族超凡脫俗的典雅。屋子裏,卻是西式裝飾和國外進口的暖氣設備。

抗戰之前,這裏就是閻錫山的家。日本人打進太原後,城野宏便搬了進來,當自己家似的住了8個年頭。如今,昔日的主人勝利歸來,城野宏就隻好乖乖地搬走了。

同在晉府東花園住了很長時間的閻錫山和城野宏,在留下他倆深深印跡的地方見麵,讓城野宏心裏很不是滋味。尤其是他進去時一眼看出,屋裏的擺設和他住在裏麵時一樣,原封未動。

時年36歲,身材瘦削白淨,帶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穿著筆挺薄西服,看上去像個文質彬彬的中學教師的城野宏,此前名義上是汪偽山西省政府的顧問輔佐官,實際上所有漢奸都須看他的臉色行事。蘇體仁、馮司直,王驤三名先後出任汪偽省長的大漢奸,無一人敢不唯他的馬首是瞻。

閻錫山請城野宏坐下,用日語客氣地說:“城野君,現在日本戰敗了,不妨與我推心置腹談談,今後你有些什麽樣的想法啊?”

城野宏在統治大半個山西的時候與閻錫山的私人代表梁延武進行過幾次極度秘密的談判,但還從來沒有與閻錫山直接見麵交談過。他見這位率領大軍凱旋的中國將軍一點沒有勝利者的傲氣,而且形象也大為改觀。城野宏看過閻錫山許多照片,過去他蓄著兩撇孫中山似的濃黑的八字胡,一臉凜然與威氣。而現在,八字胡變成了灰白色,揭去軍帽的禿頂泛著紅潤光澤,隻有光腦袋的兩側還吊著幾絡幹枯的白發,穿的又是一襲月白色的竹布長衫,看上去與山西鄉間的一位慈眉善目的冬烘先生並無二致。

更讓城野宏感動的是,閻錫山竟然用日語與自己說話,這更讓他增加了一種親切感,遂挺直身子,以軍人的直率坦言道:“我必須承認當前的事實,我們的祖國已被別國軍隊所占,我們現在已成為亡國之民。但是,日本不是一個可以永久被人支配的國家,我們總有一天會重新站立起來。貴國現在是戰勝國了,必然會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的新領導。為了脫離歐美列強對亞洲的控製,我熱切期待,貴國以及尊敬的將軍閣下,將來能夠支持我們日本的複興。”

閻錫山點著腦袋,輕輕撫摸著八字胡,慢條斯理地說:“本人也有和城野君同樣的想法,貴國之敗,敗在政治而非軍事,我相信,日本作為失敗者的地位隻是暫時的。今後的問題是,如何再次尋求中日合作,共同對付來自北方的威脅。”

城野宏很清楚,閻錫山口中所謂的北方威脅,是指赤色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他更加明白的是,閻錫山所要尋求的“中日合作”,是擔心他的雜牌部隊不是八路軍的對手,懼怕一旦八路打來會守不住山西,所以就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而最簡單的策略,就是把山西境內已經投降的日軍收為己用。

但接下來,閻錫山並沒有談收編日軍的事,而是大談他準備實施的“兵農合一”與“物產證券”兩項製度。“兵農合一”是對傳統征兵方式的改革,他打算從農村征得兵員後,分配給他一塊土地,由村民代耕,作為維持軍人家屬的生活所需,使當兵的人無後顧之憂。而“物產證券”則是指用山西的礦產及農產資源作擔保,發行僅限於在山西境內流通的紙幣。

閻錫山最後對客人說:“我打算以此主張主理山西,你經營山西多年,希望你能依此原則,幫我出些主意。”

初次見麵,閻錫山對城野宏印象不錯,認為這位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法學係的中年人,儀態見地都很有修養。

日本投降時,駐紮在山西的侵華日軍除了大同的駐蒙軍一部外,主要是總計58000餘人的華北方麵軍第1軍。在第1軍的序列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部隊,它就是以元泉馨少將為旅團長的獨立步兵第14旅團,這支駐紮於潞安的日軍拒絕向八路軍投降並卷入了上黨戰役。而“殘留日軍”,主要就來自於第1軍,元泉馨後來則成為“殘留日軍”的最高指揮官,他的職務是山西野戰軍副總司令,而澄田睞四郎、山岡道武等人則以閻錫山高級顧問的身份出現。

在日軍殘留山西過程中,澄田睞四郎、山岡道武、元泉馨三名高級將領,以及第1軍參謀岩田清一少佐、獨立步兵混成第3旅團高級參謀今村方策大佐等一批軍人是積極的參與者,日偽山西省公署顧問輔佐官城野宏、山西產業會社社長河本大作等非軍方身份人士也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軍銜不高、資曆不深的岩田清一,在一些日本軍官眼中還“乳臭未幹”,但卻因為職務的便利而一度取得“殘留日軍”的實際指揮權。河本大作,因為參與策劃刺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而知名,這個狂熱而頑固的軍國主義分子後來成為太原日僑的精神領袖。閻錫山方麵,負責殘留日軍運作的,主要是“山西省政府秘書長”梁延武和第2軍軍長趙瑞,梁延武的另一個身份是閻慧卿的丈夫,也就是閻錫山的堂妹夫。

城野宏擔任的新職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合謀社”軍事組組長,屬於閻錫山任命的中國方麵的正式官員,合謀社的辦公地點設在新民公園池畔萬字樓內的“日華俱樂部”。

萬字樓在戰時是日軍將佐和汪偽政權高級幹官員的聚集享受的場所,算得太原城中最為豪華之地。城野宏覺得“合謀社”這名字實在有些新奇,便問閻錫山派來與他接洽的梁延武是何意思?梁延武說:“這是閻長官親自取的名,意思是中日雙方有誌之士合謀建設山西及抗拒共黨。”

在上世紀那個波詭雲譎的亂世,命運是最不可捉摸與掌握的東西,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亦然,甚至連沒有生命的建築,也不得不以無言的沉默接受時局的磨難與捉弄。閻錫山在決定修建萬字樓的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原本擬作圖書館的這座雕梁畫棟、古色古香、流光溢彩的建築日後的經曆和命運。1937年,萬字樓竣工,然而,子明圖書館尚未開館,太原已淪陷,這個原本應該書香四溢的地方,成為日本人和漢奸的高級聚會場所“日華俱樂部”。1945年,日本投降,閻錫山返回闊別8年的太原,滿目瘡痍的山河亟待收拾,內戰的爆發卻迫在眉睫,上黨傳來激烈的槍聲,子明圖書館的開放依舊遙遙無期,萬字樓又成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合謀社,合謀社下設軍事組、經濟組、總務組、文化組,這是一個為了留用日本人而專設的機構。正是在這一機構的運作下,才有了所謂的“螞蟻部隊”。

城野宏每天都要到萬字樓辦公,策劃改編日軍殘留部隊成為一支新的勁旅是閻錫山交給他的最重要的任務。

初期,我對於這些日軍從天皇的部隊變為閻錫山的雇傭兵,其戰誌、戰力及團結如何獲致,大感懷疑,因為建軍的本質,牽涉到政治和技術,單是把一批軍隊留著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設法把日本的政治、宣傳、生產機構、娛樂機構、文化教育機構及藝術人才留下來,但怎樣才使他們留下來,就成為我的工作之一。

我的宣傳果然奏效,引起一般留在山西省的日人的共鳴,各種人才紛來“合謀社”報到,共勷大計,其中有炸死張作霖出名的前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此人在張作霖事件之後,因“對某重大事件負有責任”,被迫退出陸軍,轉任“滿洲鐵路局”理事,“九一八”事變後,他成為“滿洲煤礦”的主帥人物,後來又被人踢出,那時他的陸軍大學同學岩鬆義雄出任第1軍司令,駐紮山西,便邀他出任山西產業會社的社長,一直到日本投降。

山西產業會社前身是日本占領山西期內,接管閻錫山遺下的所有重要工廠和礦山的軍方機構,把經營所得利益,交給第1軍,軍方則以這些利益作為特務工作費,進行對中國方麵的不可告人活動。河本過去與閻錫山有一麵之緣,他對於我們進行把日軍留在山西一事,舉起雙手讚成,他說:“這樣對我們大大有利,因為一個中隊的日軍便可在中國橫行闊步,有一個師便可控製華北,有日軍做後盾,便可充分開發山西的資源。”

河本對留在山西既有興趣,便把製鐵廠的主任技師等重要幹部挽留下來,自己也成為山西產業會社化身的西北實業公司總顧問。這個總顧問事實上是主宰者,他隻是把山西產業會社時代的“社長室”牌子換上了“總顧問室”。

有一個名叫指田的日本軍屬,奉命和閻錫山手下的特務頭子梁化之合作設一“資源調查社”,名為調查資源,實際專門搜集中共情報。

最後而又最大規模的編組,則是年末以“特務團”名義,把留在山西省的日軍組織起來。

在“特務團”司令部名義下,有9個步兵團,此外尚有特科隊、醫院等共約1.5萬人,大概相當於一個師的實力,並以此一個師為基幹,再發展為其他以日人為軍官,以汪政權遺下的中國軍舊部為隊員的隊伍,初期打算兵力是6萬人。

1946年1月,山西的日軍司令到北平去,向日本的華北方麵軍聯絡部報告山西大部分日軍不願返國之事,那邊認為,天皇的命令本來是要全體日軍複員,但中國方麵既然要留住這些軍隊,日本方麵是戰敗國,也就沒有意見。留晉日軍以原任114師團長三浦三郎中將為總司令,太田少佐為司令部參謀,各方麵準備就緒,即日成立。(1)

城野宏使出渾身解數,勸說名義上已經成為戰俘的日軍官兵,以及在華日僑繼續留下來為閻錫山當雇傭軍。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本《日本人的處境》的小冊子,進行宣傳鼓動。

城野宏從日本人的角度出發,印發傳單,向留在山西的各階層日人進行勸說:“日本已被盟軍占領,主權喪失,成為被征服國家,前途隻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美國化,在美軍占領下,政治上被脫胎換骨,經濟上命脈被握,文化上殖民地化,終有一天成為夏威夷第二。”其次是蘇聯化,在戰後混亂與疲弊中,民眾勢必“左傾”,接受共黨**。第三是獨立之路。我們反對前兩者,期望第三者。為了加速日本獨立,複興祖國,促使占領軍早日撤退,我們留在山西,與閻錫山合作,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最佳方法,因為戰後美蘇勢必對立,第三次大戰難以避免,到那時我們留在山西的日軍,便成為日本複興軍的先頭部隊。

“為了使日本盡快恢複獨立,完成日本的複興,在希望美國占領軍能夠盡早撤離本土的同時,日本必須將主要的經濟資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是日本複興的道路。我們留在山西暫時協助閻錫山,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留在山西的軍隊,將作為重建日本軍隊的先遣部隊,高舉迅速複興日本的旗幟而戰!”

城野宏要求日本人“臥薪嚐膽,為複國而殘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平,煽動那裏的日本人前來山西。在城野宏的鼓動下,太原、北平、天津、石家莊、青島等地的一些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醫務人員、普通日僑甚至僧人等非軍方人士也殘留在了山西,總數超過了15000人。

閻錫山回到太原幾天後的一個上午,在省政府大禮堂對奉召而來的數百名日本官佐、日僑代表、各個株式會社的頭頭腦腦發表演講。

最令日本人高興的是,閻錫山宣布:“本人希望你們留在山西,與當局合作,凡留下來者,本人不僅給予生命財產之完全保障,在經濟上,也將給予優裕之待遇。”

緊跟著,閻錫山的五妹夫梁延武和蘇體仁驅車到壩陵橋“大日本帝國華北派遣軍第1軍司令部”,與城野宏、岩田就如何秘密收編日軍各項事宜進行談判。

談了5天,雙方達成4項條款:

一、凡自願留在山西之日軍官兵,須先向原屬部隊申請複員,脫離日本軍籍後再加入歸由閻長官指揮的新的日軍部隊。

二、所有留用之日本軍人,全體給以軍官待遇,並照原來軍階連升三級。

三、服務合同為期兩年,期滿如願返日,一切由閻長官負責代辦。

四、一俟對日交通恢複,將協助辦理申請各日人家屬來晉居住,或匯款返日接濟家人生活等事宜。日人如願與中國人結婚,甚表歡迎。

8月30日夜,閻錫山召集汪偽政權首腦王驤、蘇體仁、馮司直等開會,決定由王驤向各地汪偽政權、地方武裝發布密令:嚴禁向八路軍投降。

當晚,還委任蘇體仁為高級顧問,王驤、馮司直為高級參議。

閻錫山把澄田睞四郎、山岡道武、今村、城野宏、岩田等日本將軍級戰犯聘為高級軍事顧問,特別是委任板井少將為太原市警備司令,更讓太原人民側目。抗戰勝利後,太陽旗依然在太原上空招搖過市,竟長達半年之久。利用投降的侵略者對戰勝國人民堂而皇之地執法,實乃曠古奇聞!

這段時間,太原日僑、朝僑的店鋪和房產都被查封接收了,哭天喊地的男女老幼被趕出他們的住房,關進了日軍以前用來關押抗日軍民的集中營。長期騎在太原市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優等民族一下子變成了無國無家的可憐蟲。失去自由的他們隻能在愁眉苦臉和眼淚與歎息聲中飽受煎熬。茫茫的前途,未卜的命運,再加上飲食的粗劣,疾病和創傷折磨著他們和孩子。這當然不是中國軍人的錯,要怪,那就隻能怪當初把他們推進這場戰爭的日本軍閥。

中國沒法待,日本又讓美國大兵占著,就算回去也隻能落個當亡國奴的份。日本人昔日的優越感**然無存,大都渴望著盡快為自己尋到一道護身符。家中有女初長成的日本僑民就得著了先機,在閻錫山光複太原最初的幾個月裏,豪門大戶的公館門前常常出現喜氣洋洋的迎娶場麵。那是閻錫山手下的文武高官,爭著搶著在納日本年輕女子為妾。

而首先開端示範,引領這股風潮的正是太原市長白誌沂,警察局長師則程緊隨其後金屋藏嬌。至於梁延武,更是廣攬群芳,香窟滿太原,“五妹子”即便知道,也拿他這花花公子毫無辦法。

不僅僅是日本少女嫁給中國官員,這一期間,也有幾十個太原女師的學生嫁給了日軍軍官。

1946年1月,閻錫山始而采納曾任青島市警察專員的日人古屋的建議,給殘留日軍掛上“山西鐵路護路總隊”的招牌,投入和八路軍作戰。不久又更名為特務團。到了1947年秋天,閻錫山又將特務團並入剛剛組建的山西野戰軍。趙承綬任總司令,原日軍駐長治旅團長元泉馨少將任副總司令。閻錫山為掩人耳目,命令殘留日軍中的中高級指揮官各取一個中國名字,元泉馨的中國名字叫元全福。今村的中國名字叫晉樹德。而在南京國民政府的表冊上,籍貫為廣東新會的少將軍官李誠,就是不太喜歡穿軍裝,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個學者的城野宏。

(1) 摘引自《殘留日軍軍官城野宏自述:保衛山西——日籍部隊戡亂作戰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