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帶著徐向前的親筆信，先進城試探。結果閻錫山非但不聽他的老師勸告，反而連師生情誼也不顧，將他的老師以“策動反叛”罪公開槍決。
決定中國兩種命運的大決戰，自1946年6月爆發到1947年6月，國民黨軍隊喪失戰略主動權，解放軍從戰略防禦逐步轉入戰略進攻。
憑借巍巍太行與滔滔黃河的天然屏障，山西進可直下太行問鼎天下、退可閉關自守割據一方。山西省會太原，自古以來就處於華夏文明和中國政治力量的核心半徑之內，一次又一次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格局和曆史走向。
到了近代，其雄厚的工業基礎更強化了它的地位。20世紀30年代，太原是中國北方規模僅次於沈陽的第二大工業基地。太原兵工廠與沈陽兵工廠、漢陽兵工廠並稱民國三大兵工廠。至解放前夕，除了常規輕武器，太原兵工廠月產炮彈10萬發，更有自行研製的大威力手擲彈。如果能夠奪取這個軍工基地，將對全國解放戰爭起到重要的支援作用。
1948年7月，解放戰爭的烽煙即將在太原城燃起。
城外飲馬汾河的是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兼第1兵團司令徐向前，城裏枕戈待旦的是統治山西38年的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
徐向前，山西五台縣永安村人，時年47歲。
閻錫山，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今屬山西定襄縣），時年65歲。
永安村與河邊村僅一河之隔，相距不過十餘裏。
閻錫山極為重視同鄉關係，山西近代史上的顯赫人物，很多都出自其家鄉周邊幾十裏的區域內。但是，閻錫山沒有想到，動搖和摧毀其統治的兩個共產黨人也都是他的老鄉，一個是徐向前，另一個就是薄一波。薄一波的家鄉蔣村，距河邊村同樣也不過十來裏地。
對於眼前這座城市，徐向前並不陌生，此前他曾經有過兩次終生難忘的太原之行；至於城裏人，他更是熟悉，這裏有他的老鄉與同學，故舊和親朋，還有他現在的對手閻錫山。
一水之隔的同鄉被一道城牆阻隔，昔日的老師和長官近在咫尺。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即將爆發的生死對決。
對徐向前來說，這一仗將完全不同於晉中戰役的運動戰，而是一場攻堅戰，將要攻克的這座城市並不同於此前的運城、臨汾這兩座地區性中心城市。他這次麵對的是當時全國設防最堅固、閻錫山自詡為“固若金湯”的中原北門太原城。
如果說抗日戰爭時期的閻錫山還算條好漢，畢竟還抖擻精神和日寇打過幾場大血戰。那麽到了抗戰一勝利，內戰一爆發，他就旗幟鮮明地倒向了蔣介石一邊，並把槍口轉向了共產黨。
閻錫山從開始統治山西起，就利用太原城垣周圍有利地勢，不斷構築和加強城防工事。抗戰勝利光複太原後，更是大修碉堡工事。太原有當時堪稱強大的兵工廠，鋼鐵、水泥等建築材料充裕。為了建築碉堡和城防工事，所產出的建材，沒有閻錫山的親自批準，一律不準用於其他。
太原及其周邊的城防工事，從軍閥混戰的20世紀20年代，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到1948年，已建成了“百裏防禦圈”。這個“百裏防禦圈”由前沿陣地、外圍要塞陣地、城垣主陣地及核心陣地四道陣地構成。罕山、武宿機場、石千峰和周家山構成外圍的四大據點，牛駝寨、淖馬、小窯頭和山頭又構成內部的四大據點。這些據點既能獨立作戰，又能相互機動兵力、火力，守軍由這樣的點連成線，由線構成麵，使整個太原形成一個大縱深的環形防禦體係。
太原城防工事的最大特點就是星羅棋布的碉堡，因此太原也被稱為“碉堡城”。閻錫山還特設了“碉堡建設局”，西北鋼鐵實業公司的鋼材、太原東山水泥廠的水泥，沒有閻錫山的親自批準，一律不準挪作他用。
在修建碉堡的過程中，閻錫山收編的數千名日軍官兵起了很大的作用，“晉日合作”，把太原變成了一座碉堡城。從東山頂俯首望去，城周每一個山崗，每一處要地都被密密麻麻的像墳墓一樣的碉堡覆蓋著。有“好漢堡”“梅花堡”“人字堡”“老虎堡”“伏地堡”“殺傷堡”“多層堡”，有品字形、圓形、方形、菱形、半月形，堡內存糧、水與睡覺設備樣樣俱全，可以長期固守，難怪一名美國記者參觀過太原的碉堡後發表感想說：“任何人到了太原，都會為數不清的碉堡而吃驚。高的、低的、長的、圓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構成了不可思議的嚴密火網。”
閻錫山聲稱：“共產黨憑人多，用的是波浪式衝鋒的人海戰術，所以到處取勝，誰防不住這一手，誰就要失敗。我一定要憑借碉堡群組成的據點工事，充分發揮火力，做到以鐵彈換肉彈，共產黨來多少，就消滅他多少。”他還秘密命令各級指揮官，一俟戰鬥打響，就將碉堡的門從外邊鎖上，讓守碉堡的士兵無法逃跑，美其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多次在軍事會議上強調，太原周圍30裏以內要修築10000個碉堡。到太原戰役前夕，城垣周圍百裏防線上，已經修築起大小碉堡5600多個，有的碉堡由厚達一米的鋼筋水泥築成，極其堅固。堅固設防的太原，號稱“可抵150萬軍隊”，由此也成為國民黨竭力宣傳的“反共模範堡壘”。
搶在大戰爆發之前，閻錫山大力加強了政治統治和軍事準備，號召進行“太原保衛戰”，除了將7萬餘名壯丁和學生編入參戰部隊外，還組織了老年、少年、兒童、婦女助戰隊。所有的碉堡位置，閻錫山都要一一過目，針對舊式射口目標太大的問題，他親自參與研究了一種隱蔽性較好的圓球射口。
閻錫山還公開宣稱：“共產黨與我是誓不兩立，是我真正的死敵，我決心與太原共存亡。不要說我活著不與共產黨人見麵，就是死後，連骨灰也不留給他們！”
不僅嘴上說說而已，閻錫山還真有行動。晉中慘敗後，他終日神不守舍，坐臥不寧，表現得異常暴躁不安，莫明其妙地發脾氣，批公事時，一觸即怒，肝火特別旺盛，眼睛紅得怕人，弄得部屬們戰戰兢兢，都怕挨罵。
閻錫山曾親自飛赴南京求援，並上演了一幕大鬧總統府的鬧劇。當時蔣介石已經下野，閻錫山闖進總統府大吵大鬧，逼著代總統李宗仁馬上解決太原守軍的糧食，如不答應，就當著代總統的麵自殺。李宗仁讓他逼得無奈，隻好答應從湖南、四川給太原緊急空運大米。
1947年10月和12月，閻錫山的五台老鄉徐向前帶領部隊在陳賡太嶽縱隊一打運城失利的情況下又兩度攻打運城，取得了首戰勝利。次年3月又攻下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臨汾，為最終解決閻軍掃除了外圍障礙。但這些並未讓閻錫山真正感到害怕，因為他還有自己的精銳部隊，還有蔣介石以及美國人撐腰，相信憑借太原險要的地勢和堅固工事，能夠使徐向前的部隊有來無回。
但徐向前在打下臨汾後不久，就讓閻錫山感到了切膚之痛。
1948年6月，徐向前率剛成立的解放軍第8縱隊與閻錫山的“親訓師”和“親訓炮兵團”在汾河灘上遭遇了。雖然閻錫山的這支王牌部隊裝備優良，但卻在硬碰硬中像豆腐渣一樣隻用兩個小時就被8縱全部殲滅，隻逃掉帶傷的少將師長陳震東。
閻錫山聽到這個消息，差點暈倒在地，連連長聲哀歎：“我閻百川白活了65歲，讓這個鄰村的鄉親後輩整得好苦。”
不過，他的“苦”才剛剛開始哩，在徐向前指揮下，解放軍隨即又再接再厲，發起了晉中戰役，一舉擊潰了閻軍主力趙承綬的野戰軍，連趙承綬也當了俘虜。曆時一個多月的晉中戰役結束，閻錫山的十萬大軍被消滅，31名高級將領被擊斃或俘獲，晉中14座縣城被解放，太原成為一座孤城。閻錫山所能控製的區域，隻有南北約60公裏，東西約50公裏的一個很小的區域了。
這一係列勝利，使得運籌於帷幄之中的毛澤東興奮不已，在確定奪取全國勝利戰略任務的“九月會議”上，他興奮地打斷徐向前的匯報問道：“你們還不到6萬人，一個月消滅閻錫山10萬，單是正規軍就搞掉他8個整旅，你說一說，你們那個晉中戰役是怎麽打的？”領袖的話語間，充滿了對晉中戰役的肯定和對徐向前軍事才能的讚賞。
1948年6月，太原的戰略地位格外凸顯。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之後，與太原的距離不過200多公裏。太原不克則山西不穩，山西不穩則直接威脅到中共中央的安全。這也是閻錫山幻想的“以城複省，以省複國”的重要依據之一。臨汾攻堅戰時，閻錫山與傅作義就曾合謀夾擊石家莊，計劃未能實現。但5個月後，傅作義又企圖以“援晉兵團”的名義偷襲西柏坡。然而，中共秘密戰線提前獲取了情報，解放軍嚴陣以待，國民黨閃擊戰術胎死腹中。此外，太原這個後顧之憂的存在，也對解放軍進軍大西北造成了牽製。因此，早日清除身後的這個嚴重威脅，成為中共中央必須考慮的戰略議題。
對國民黨方麵而言，太原同樣重要。
1948年7月22日，蔣介石匆匆飛抵太原，與閻錫山談了4個多小時後匆匆離開。這是蔣介石一生中第4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太原。盡管已被東北、山東戰場搞得焦頭爛額，蔣介石仍然許諾要盡最大力量援救太原，以確保這一戰略要點。蔣介石下令撥給太原糧價款20萬億元，運費10萬億元，這筆巨款占到國民黨政府當年7月總支出的五分之一。
1948年底，山西戰局吃緊，北平一些山西籍軍政人員勸閻錫山離開太原或走政治解決的道路，均遭他嚴詞拒絕。為表達以身殉城的決心，他甚至還讓北平辦事處為他空運太原一副棺材。
還在1948年8月23日，閻錫山便發出手令，戰場倡議投降者殺，無命令後退者殺，主動放棄陣地者殺。令出必行，他還真把郝誌中、肖利鋒、薑嘯林等數十名或丟掉陣地，或作戰不力的團營級軍官就地槍決。閻錫山的一道道“手諭”和對他死心塌地的鐵軍基幹，把閻錫山政權的所有軍政人員都綁上了戰爭列車。
閻錫山拉攏和控製部下的方式與其他的軍閥也截然不同。他有自己獨創的理論體係，尤其強調“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可以放下架子，向在這方麵比他做得好的共產黨“虛心學習”。對“主義”“信仰”的重要性，閻錫山看得十分清楚。麵對他的高級將領們，他可以講出這樣的話：“軍官能力的軍隊，抵不住政治能力的軍隊；政治能力的軍隊，抵不住主義能力的軍隊。”他坦承，“共產主義學說是世界上最具備一以貫之的思想體係，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富國際精神、奮鬥精神、群眾精神的著名政黨”。
當然，他向共產黨學習如何抓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打敗共產黨。
他在這方麵多年所下的功夫也沒有白費，盡管由於他的多疑和在用人上過於濃重的鄉土意識，致使名將孔庚、商震、徐永昌、傅作義、陳長捷等人先後脫離了晉綏軍，但他對部下控製之嚴密、部下對他之忠誠都是其他軍閥所遠不能比的。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在太原城垣被解放軍攻破時，出現了不少晉軍官兵集體自殺的場麵。這在國共戰爭的其他戰場上，的確是極為鮮見的。
而四大要塞爭奪戰後，雖然閻軍被壓縮在不到15公裏的狹小地帶裏，太原孤城已陷入環形包圍。但是徐向前所屬參戰部隊傷亡較大，隻有未投入戰鬥的4個團完好無損。閻軍卻得到了中央軍第83旅的增援，並搶修了5個機場，打通了外援通道，迅速攻克太原已不可能。中共中央軍委同意並決定調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楊得誌部赴太原增援。
解放軍箭在弦上，一場惡戰又將打響。但這時，徐向前兵團接到了上級要求緩攻太原的命令。
那是1948年11月中旬，淮海戰役剛剛拉開序幕，中央軍委決定調剛剛打贏遼沈戰役的東北野戰軍，秘密入關發起平津戰役。此時如果攻打太原，則有可能會使北平的傅作義集團感到孤立而棄城南逃，增加以後殲敵的難度。因此，中央軍委指示等平津戰役結束後再攻打太原。
為了配合全國解放的大形勢，兵團前委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停戰休整。這一次，太原戰役的暫緩攻擊，從戰略意義上，更是直接配合了平津戰役勝利的取得。
從1948年11月底開始，太原前線部隊轉入長達近5個月的圍城休整階段。部隊開始休整了，徐向前肋膜炎複發，轉移到離太原城30公裏的峪壁村。
1949年3月28日，彭德懷在參加完七屆二中全會返回西北途中來到峪壁村，一方麵看望因病沒有到會的徐向前，另一方麵準備在太原戰役結束後帶走第18兵團去參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戰。在因病不能上前線的徐向前勸說下，經中央軍委批準，彭總正式留在了太原前線，參與指揮太原戰役。為了保持指揮的連續性，作戰命令和報告仍沿用徐向前的名義簽署。
12年前，彭德懷和徐向前在奔赴抗日前線時曾一起來到太原。12年間，兩位老戰友戎馬倥傯竟然沒有幾次見麵的機會，沒有想到，12年後，他們又並肩戰鬥在太原城下。
喊話運動是休整期間卓有成效的政治瓦解方式。“晉中各縣，土地平分，閻匪官兵，家中照分，快逃回家，參加平分”，伴隨著喊話，一份份宣傳材料和“投誠通行證”被發射到閻軍陣地。
針對解放軍的喊話運動，閻軍組織了反喊話隊，為了加強宣傳效果，甚至組織城內的女中學生到前沿陣地上喊話。
黃樵鬆事件後，閻軍內部大力宣揚“共產黨有二十四刑，三十六殺”“白天不殺黑夜殺，現在不殺將來殺”，以欺騙士兵效忠。解放軍就針對性地釋放俘虜，或者讓俘虜現身說法地喊話。
戰場上的槍炮聲在寒冷的冬季逐漸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間的勸降和辯論，雙方士兵甚至在喊話的時候攀上了老鄉。長達半年的政治攻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先後有1.2萬多名閻軍官兵投誠。
解放軍的政治瓦解工作針對的不僅是閻軍的士兵和軍官，還包括他們的最高統帥閻錫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華北軍區政委薄一波向中央提出了政治爭取閻錫山的建議。
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解放戰爭全麵爆發以前，我還寫信給梁化之，意在通過梁化之做閻錫山的工作。閻錫山很傷感地對梁化之說：‘我已經作為蔣介石的部下，侍候蔣介石了，上了蔣介石的船，再退回來已經為時太晚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後，我們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一直沒有停止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
其實，當時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閻錫山的情況，即並非國民黨嫡係又有聯共的曆史，希望閻錫山能仿照北平的例子行事，即毛澤東所說的“太原如能照北平樣和平解決，閻錫山又能作上述傅作義那樣的表示，我們亦可照待遇傅作義那樣待遇他”，並對他進行了仁至義盡的說服工作。
但中共方麵做出的所有努力，都遭到閻錫山的一口回絕。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防備閻錫山會效仿傅作義的作為，他讓閻錫山的心腹賈景德給太原拍電報，轉告他的意見，即太原從大局上已絕難再長久支撐，閻錫山和其他軍政幹部應盡快乘飛機撤往西安，其軍隊可由胡宗南派兵接應突圍西渡。顯然，這一建議也被閻錫山客氣地拒絕了，他表示仍然要堅守孤城。
他對邱仰睿的回電說：“不死守太原，等於形骸，有何用處！”他發給祁誌厚的回電有“山自以為老而無用，任一事結一局以了此生”的誓言。他回複徐永昌電文聲稱要“決死戰太原”，且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氣魄：“昔日田橫五百壯士壯烈犧牲。我們有五百基幹，要誓死保衛太原。不成功，便成仁！”
他把500瓶毒藥，發給每個基幹一瓶，勉勵這500基幹隨他死戰到底，殺身成仁。
1949年悄無聲息地到來了，華北最大的三座城市北平、天津和太原都在圍困中度過了新年。在此後的日子裏，這三座城市的命運成為關注的焦點。很多人都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除了太原守軍，守衛北平的傅作義和守衛天津的陳長捷也都曾經是閻錫山的部下，他們都出自民國曆史上一支赫赫有名的軍事集團——晉綏軍。
晉綏軍，一段落滿塵埃的陳舊記憶，一個讓年青人倍感陌生的曆史名詞。這支縱橫闔捭近半個世紀的地方軍事集團，開端於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義，終結於太原戰役的隆隆炮聲，對當時的政治和軍事形勢都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巔峰時代，經過四次擴軍的晉綏軍一度擁有25萬人的規模，成為閻錫山發起“中原大戰”、挑戰蔣介石權威的資本。
顯著的地域性是晉綏軍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三晉子弟，是這支軍隊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職責。無論盛衰強弱，晉綏軍的根始終在山西。草創之初，軍閥環伺，強敵覬覦，晉綏軍先後擊退了馮玉祥的國民軍、樊鍾秀的建國豫軍以及張作霖的奉軍等軍閥的進攻，牢牢掌控著山西這塊根據地。鼎盛之時，晉綏軍坐擁晉冀察綏四省和京津兩市，但他們的大本營始終沒有離開過山西。民族危亡之際，山西大部淪陷，晉綏軍“寧在山西犧牲，不到他鄉流亡”，始終戰鬥在表裏山河。晉綏軍的這種地域性與閻錫山對山西的割據統治密切相關，因此，雖然軍帽上佩戴著青天白日徽章，但晉綏軍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即使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閻錫山的軍務處副處長雷良如還因為將晉綏軍編製機密泄露給軍統係統的綏署二處，而被冠以私通共產黨的罪名遭到處決。
民國之初，軍閥林立，城頭變幻大王旗，中華大地成為他們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台。1930年初，全國反蔣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計，各地大小軍閥僅派出代表的，就有馮玉祥、李宗仁、韓複榘、石友三、樊鍾秀、孫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馬鴻逵、劉湘、張學良等十餘家。喧囂之後，這些軍閥大多成為曇花一現的匆匆過客，強盛一時的東北軍、西北軍等地方軍事集團，最終不是分崩離析就是成為一盤散沙。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晉綏軍卻體現出一種超乎尋常的凝聚力，無論內憂外患，始終保持著完整的體係和統一的指揮。與某些地方軍事集團盛產“三姓家奴”不同，晉綏軍在曆次戰爭中鮮有叛將。1930年，反蔣力量中原大戰失利之後，西北軍各部大多望風而降，晉綏軍眾多高級將領也收到了故舊甚至蔣介石親筆寫來的勸降信，但他們無一例外選擇了回歸山西。在這次大撤退中，最後接到撤離命令的，是扼守運河渡口的一支連隊，在確認不再有友軍通過這個生命通道之後，他們才踏上了艱難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的歸鄉之路。兩千裏的行程危機四伏，這支弱小疲弊的百人孤旅穿行在陌生的土地上，一路先後遭遇西北軍、紅槍會、地方民團、東北軍的圍追和緊逼，但無論前方的道路多麽漫長和險惡，都無法阻擋這群普通士兵回家的渴望和對於晉綏軍的歸屬感。
閻錫山一生中隻有兩次離開過晉綏軍，一次是中原大戰失利之後避居大連，一次是太原解放前夕飛往南京商討和談條件，即使是在晉綏軍最後的謝幕時刻，遠在千裏之外的閻錫山依然牢牢掌控著這支身陷絕境的軍隊。
閻錫山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他格外重視對於官兵的正規化軍事教育和提拔軍校畢業的軍官，因此，晉綏軍的中高級軍官基本都是科班出身，這其中又以“保定係”為主。晉綏軍的13名重要將領曾被稱為“十三太保”，即楊愛源、孫楚、梁培璜、楊澄源、傅作義、王靖國、趙承綬、李生達、李服膺、楚溪春、魯英麟、董英斌、陳長捷，他們全部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除了十三太保，擔任過晉綏軍高級將領的還有商震、徐永昌、張培梅、張蔭梧、郭宗汾、郭景雲、董其武、孫蘭峰等人。對於很多疏於近代風雲的年青人而言，這些名字也許隻是一個個陌生的符號，但是，他們都以不平凡的經曆在民國軍事人物誌中為自己占據了一席之地，他們有的入主民國軍事中樞，有的成為新中國的開國上將。讀完他們的奮鬥史，在為他們個人的興衰榮辱與悲歡離合感慨之餘，不能不歎服：晉綏軍，真可謂英才薈萃，將星閃耀！
那麽，晉綏軍的戰鬥力究竟如何呢？曆史研究者們對此眾說紛紜，甚至出現了一些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說法。的確，在這支軍隊的征戰史上，既創造過輝煌的戰績，也有過不可思議的失敗，如何評價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認，那就是晉綏軍的善守之名。曾有軍史愛好者評議民國十大經典守城戰，晉綏軍十而有其三，涿州、臨汾、太原三場城市保衛戰榜上有名。這一評議未必全麵和客觀，但至少從一個側麵印證了這支軍隊的防守能力。一些人習慣將晉綏軍稱為“頑軍”，頑軍頑軍，既是頑固之軍也是頑強之軍，看來，這“頑軍”之“頑”，並非浪得虛名。
如今的許多人不清楚山西的軍隊為什麽要在名稱中加上一個“綏”字。晉綏軍之“晉”，指的自然是山西，而“綏”，指的是當時的綏遠省，這個省直到1954才被撤銷，劃入內蒙古。
綏遠省的疆域，大致相當於今天內蒙古中西部，呼和浩特、包頭兩座內蒙古最大的城市，當年均在其管轄範圍內。早在清代，綏遠道作為山西四道之一隸屬於山西，道台衙門駐歸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舊城。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的山西人經營和開發著綏遠，在創造繁榮的同時也最終定居於此，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至今仍生活著上千萬山西移民後代，上百年過去了，鄉音無改，習俗依舊，他們與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尤其是晉北人沒有任何差別。
民國初年，袁世凱出於自身利益的權衡而實行了“晉綏分治”。1926年，閻錫山在與馮玉祥國民軍的戰爭中獲勝，取得綏遠的控製權。從此，晉軍更名為晉綏軍，綏遠的最高行政長官也長期由晉綏軍高級將領兼任，商震、徐永昌、傅作義、董其武先後擔任過綏遠都統或綏遠省政府主席，大批編餘裁減的晉綏軍官兵參加“綏西屯墾”，使綏遠成為塞上穀倉。
抗日戰爭時期，綏遠與山西被日軍物理分隔，山西雖然失去了綏遠的控製權，但此後直至新中國建立之前，綏遠仍由原晉綏軍將領傅作義、董其武控製，綏遠，依然是山西人的天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太原解放時，部分閻錫山的部下在突圍之後，將逃亡的目的地選擇在了綏遠。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活躍於中國大陸與台灣政壇的一些山西籍高官，也是當年晉綏軍舊將的後代。
綏遠之於晉綏軍，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特殊意義。1936寒冬的綏遠烽火將晉綏軍推上了風口浪尖，麵對偽蒙軍對綏東的進犯，當時兼任綏遠省政府主席的傅作義率領晉綏軍發起反擊，冒著零下42攝氏度的嚴寒奇襲百靈廟，並最終取得綏遠抗戰的勝利。而閻錫山不僅是傅作義的頂頭上司，而且還將父親閻書堂留下的87萬大洋悉數捐給了前線將士，在中華民族的抵抗外侮的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閻錫山與傅作義一樣，也因此成為風光一時的抗日英雄。
1949年1月31日，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率部接受和平改編，北平和平解放。消息傳到太原後，閻錫山精神之抑鬱與內心之沉痛不可言狀。他召集高幹開會，大罵傅作義“毫無人格”，“出賣了北平人民”。但閻錫山的憤怒無法改變現實，北平的和平解放對他終歸是一個沉重打擊，他不但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物資補給基地，駐北平山西兵站辦事處的軍需用品全部落入解放軍之手。
山西不少軍政人員的家屬也都在北平，軍心人心為之動搖。當時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許多曾是閻錫山的親信或部下，他們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決。
陳長捷和傅作義，在眾多昔日晉綏軍同僚的關注下，一個困獸猶鬥淪為階下囚，一個和平改編成為座上賓。如此強烈的命運反差，也不可能不在閻錫山的上層幹部中引起震動。
而在晉中戰役中被俘的晉軍高級將領趙承綬，也一再寫信給閻錫山，勸他識大局順大勢，爭取和平解決太原。中共中央則允諾，閻錫山如能改變過去的立場，可考慮讓他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但閻錫山對這些善意的言論和舉措一概拒絕，還大罵傅作義、趙承綬等人是“沒人格，不要臉”。他還告誡高幹們，傅作義投降後，共產黨把他放在內蒙古的一口枯井裏坐井觀天，解放軍允諾的投降條件純粹是騙人，放下武器命運就會像傅作義一樣。
即便閻錫山態度如此強硬，徐向前為太原數十萬百姓計，為城中眾多古建築計，仍準備派跟隨閻錫山多年、閻錫山一手提拔起來的戰將趙承綬，進太原勸說閻錫山。後考慮到趙的安全，決定改派閻錫山的老師，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帶著徐向前的親筆信，先進城試探。結果閻錫山非但不聽他的老師勸告，反而連師生情誼也不顧，將他的老師以“策動反叛”罪公開槍決。
為激勵軍心，閻錫山還向侍從醫官室的一名德國醫生請教，什麽樣的毒藥能最快至人以死命？這名德國醫生告訴他，納粹軍官將一種叫氰化鉀的毒藥嵌在牙裏，咬破即亡，痛苦極輕。他馬上叫川至製藥廠日夜研製，但因技術不逮，隻造出一種水劑毒藥。
1949年2月，在為赴太原采訪的中外記者舉行的招待會上，他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裝毒藥的小瓶子，在屋外擺放了一口為自己準備的棺材。
麵對濟濟一堂的中外記者，閻錫山宣稱：“百川生不與毛賊共戴一日，死不讓毛賊辱其軀體。鄙人決心與太原共存亡。已令藥廠造出自殺藥水，如果太原失守，我就和部下飲此毒藥，同歸於盡。”
這張體現閻錫山“英雄氣概”的照片刊登在美國的《時代》雜誌和山西的《複興日報》上，閻還在這張照片上簽上名，特意送給司徒雷登和陳納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