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國民黨內部蔣、汪合流，閻錫山東山再起，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中原大戰的失敗使閻錫山不得不吸取教訓，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發展經濟的老路上來，但在這一過程中，施政理念與工作作風上的差異，使閻錫山與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分歧日趨嚴重。
1934年11月8日，蔣介石攜宋美齡、孔祥熙等人飛抵太原。蔣介石一生曾4次訪問太原，每一次都與徐永昌有著密切關係。蔣介石第一次訪晉期間，徐永昌多次設宴接待蔣介石，並與之商議山西經濟建設等問題。蔣介石前往太穀孔祥熙家做客的兩天中，徐永昌也全程陪同。蔣介石器重徐永昌的才幹與為人，早有將其羅致麾下之意，不久，他就向徐永昌提出到中央任職的建議。在閻錫山扣留了兩份調令之後，1937年3月，徐永昌最終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的任命，從此正式脫離山西，進入中樞參讚戎機，此後又先後出任軍令部部長、陸軍大學校長、國防部長等職務。
對於那個時代的山西統治集團而言，如果由閻錫山主政，徐永昌掌軍，無疑是一個絕佳的組合。然而，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即使他們能夠解決個人性格與權力製衡上的種種矛盾而繼續合作，那個動**的時代也無法提供一個堅實的舞台，也是曆史的必然。
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山西人，桑梓情深，豈能隨著一紙調令而割舍？在投歸山西前的軍閥混戰年代裏，徐永昌就曾經三次拒絕攻打山西。離開山西後，身在中央的徐永昌利用他的影響，屢屢為山西、為晉綏軍助一臂之力。閻錫山與徐永昌在工作中的分歧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私交，徐永昌因此成為閻錫山與中央的聯絡人。閻錫山有求於蔣介石的重大事項得不到解決時，都要請徐永昌疏通；蔣介石需要了解閻錫山的意向時，也派徐永昌前往。後來在閻錫山的老部下、晉綏軍舊將傅作義、董其武相繼起義前夕，閻錫山又請徐永昌多次奔波往返，以圖扭轉局勢。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2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接見原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副總司令鄧寶珊等，為綏遠和平解放做準備。毛澤東指出：“有過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問題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放。綏遠問題可采取‘綏遠方式’解決。”
“什麽是‘綏遠方式’？”傅作義不解地問。
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解釋說：“‘綏遠方式’就是不用軍隊作戰的一種方式，它既不同於天津，也不同於北平。先劃一條停戰線，讓董其武將軍先做內部的工作。同時，派個聯絡處，把鐵路接通了，把通郵、貿易搞起來，並逐步統一貨幣，加強文化交流和宣傳。然後再看董其武將軍他什麽時候覺得可以舉行起義，就什麽時候起義。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協助董其武工作。過段時間你也可以去看看你的老部隊，對董其武的困難，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決解決。”
傅作義連聲說：“好，好。我們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辦。”
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正式對“綏遠方式”加以詳細闡述。他說：“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的製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隨後，傅作義派出閻又文等3名代表，與中共方麵派出的3名代表舉行和談，雙方經過兩個多月的討價還價，一波三折的談判協商。6月8日，終於簽訂了《關於綏遠劃界、交通、金融、貿易、派遣駐歸綏聯絡機構等具體問題的協議》，史稱《綏遠和平協議》。華北人民政府根據《協議》，隨即責成綏遠省委抽調人員在豐鎮成立了聯絡處，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由中共綏遠省委城工部部長潘紀文兼任聯絡處處長，魯誌浩任聯絡處主任。聯絡處下設兩個組：鐵路工作組與銀行工作組。
7月11日，魯誌浩率26人先行抵達歸綏打前站，6天之後，由潘紀文率領的第二批工作人員100多人同抵歸綏，落實《綏遠和平協議》的工作。
中共聯絡處的人員進駐歸綏後，董其武當即同他們親切會見。聯絡處駐在新城西落鳳街6號的一幢房院裏，銀行工作組駐在綏遠省銀行，鐵路工作組駐歸綏市火車站。他們隨即開展了工作。當人們看到街上出現了身穿灰色製服的共產黨幹部，說明綏遠解放指日可待，莫不喜形於色，奔走相告。同時，也說明綏完的起義已經完全明朗化，進入成熟階段了。
在解放軍最早授銜的幾十位上將中，有一名國民黨軍的起義將領，那就是當時的綏遠省主席、省保安總司令兼第69軍軍長董其武。他戎馬一生，在抗戰中戰功卓著，被國民黨授予中將銜，又於1949年率部起義，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綏遠方式”。作為傅作義麾下大將的董其武，在民國軍事將領中可謂出類拔萃，其人生重要關頭的傳奇經曆，也頗值得回味。
董其武其人戀舊，忠誠，所以傅作義起義後，國民黨方麵曾經對他寄予厚望，希望董其武能夠率領綏遠守軍西撤，與馬鴻逵共守寧夏。
按說，傅作義與董其武的關係如此深厚，傅作義已易幟，國民黨方麵為何還對董其武寄以這個希望呢？主要原因就在當時國民黨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身上。董其武本是太原學兵團舊人，對閻錫山十分尊崇。甚至，閻錫山還存有通過董其武，再把已經投共的傅作義爭取回來的打算。再者，綏遠的另外兩員大將孫蘭峰與劉萬春，也都是閻錫山的老部下，雖然後來跟著傅作義與自己分道揚鑣，但作為舊主發句話，他們多少還是能聽進去幾分的。
現在有文獻講傅作義在北平起義後依然存有首鼠兩端的思想，材料多來自當時被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緊急派到綏遠與傅作義、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晤談的徐永昌。
當時傅作義的條件根本不允許他回頭，在綏遠他的主力部隊隻有董其武的69軍、劉萬春的111軍和獨七師以及幾個騎兵旅（22軍是鄧寶珊的），隻有4萬兵馬，這一點兵力到了國民黨軍中也是杯水車薪，他回頭沒有資本。
而且，事先簽訂的和平協議中有明確的條款“地方全部解放區化，部隊全部解放軍化”“部隊以團為單位開出北平接受整編”由此可以看出，傅作義同意起義的時候，有很明確的主見，根本不存在事後反悔，“首鼠兩端”的問題。
1974年春，傅作義在政協舉辦的“2·28”座談會上發言時說：“北平和平解放，當時我就認為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25年的曆史已經充分證明了，我做的確實是一件最正確的事！”
北平和平解放以後，傅作義到綏遠董其武那裏閱兵講話，徐永昌再次坐著飛機到綏遠做他的工作，他要真有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的心思，完全可以不擔任何一點風險地與徐永昌坐飛機跑了。事實上傅作義專程趕到綏遠，是遵照毛澤東在西柏坡時說的“過段時間你也可以去看你的部隊，對董其武的困難，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決解決”這一重托行事。
傅作義親赴綏遠給董其武撐腰，是綏遠起義的關鍵一步。所以，國民黨方麵讓傅作義回頭，無非是幻想而已。徐永昌自己回廣州向閻錫山複命時也說：“本來我是去拉傅宜生回頭的，不料卻讓他給我講了一番大道理。”
徐永昌放出傅作義“首鼠兩端”，欲重歸國民黨旗下的虛言，不過是當時對國民黨政權鼓舞士氣的一種策略性宣傳而已，事實並非如他所說的那樣。
因為對董其武充滿期望，所以傅作義在北平起義後，閻錫山立即派人去歸綏，告訴董其武可以自己再編一個軍，軍費由閻負責。
然而，好意剛剛傳達，閻錫山對董其武忽然冷淡下來，不但多編一個軍不再提起，而且幹脆斷了綏遠的薪餉，調整綏遠軍政布局，取消歸綏指揮所，試圖將董其武架空，用孫蘭峰，劉萬春代替其掌兵。
這時，董其武還沒有進行起義的實質活動呢，廣州方麵何至於如此忽冷忽熱？
事後才知道，問題出在國民黨第9兵團司令石覺身上。傅作義在北平起義，並沒有把事情做絕（這件事中共高層也表示了諒解和配合），而是把石覺，李文等在北平的國民黨嫡係將領禮送回南京。
但是，千不該萬不該，石覺的部隊居然在北平起義前一天發動了一次兵變，試圖推翻傅作義，破壞北平的和平解放。當時傅作義在城裏的嫡係兵力隻有兩個師，差點兒被石覺掀翻了桌子。其間解放軍曾問傅作義要不要增援，傅作義說我自己的事自己能處理。果然，在國民黨軍中論打仗能打得過“七路半”的並不多。
“七路半”是對華北傅作義部隊的一種獨特稱呼，意思是雖然傅作義不是八路軍，和真正的八路軍也就差那麽一點兒了。這個稱呼，最初來自日偽，因為傅作義的部隊作戰比較積極，一些戰術作風類似八路軍。傅作義在抗戰期間比較親共，1938年他曾大量接受共產黨員入其部隊工作，借鑒其政治工作和作戰方法。此外。大概是因為傅軍從上到下作風簡樸，傅作義本人布衣粗食，在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中比較罕見。從正統的國民黨官員眼裏看來，這就有點兒像共產黨八路軍了。杜聿明曾經在國防部高參郭汝瑰家看到一個有洞的沙發，於是猜測郭汝瑰是共產黨，原因是國民黨裏麵沒有這麽樸素的。這樣一來，傅作義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這一仗打到天亮，兵變最終被鎮壓下去。如此一來，石覺隻好到傅作義那裏負荊請罪，請求原諒了。傅作義對他倒也寬厚，溫言撫慰，依然按照計劃用軍用飛機送走石覺。
在1949年江山易手的那個特殊時代裏，類似的事情並非傅作義一人幹過，沒過多久，雲南的盧漢設下鴻門宴，將前來動員他與國民黨中央采取一致行動，與解放軍對抗的張群連同李彌、餘程萬、沈世延、沈醉等幾十名國民黨駐滇的高級將領與特務頭子一網打盡。然而，1949年12月11日，就在《雲南日報》登出盧漢率部起義的通電和李彌、餘程萬、沈世延、沈醉等人擁護起義的通電，廣播電台不斷播放沈醉幾個人的講話，號召部下放下武器，響應雲南和平解放的當天中午，盧漢在未通知中共方麵的情況下，竟然派衛隊將張群和隨員送往機場，讓張群一行乘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到香港去了。與此同時，又用汽車將李彌、餘程萬、沈世延等人送過了中緬邊境線，隻把沈醉、徐遠舉一幫罪大惡極的軍統特務頭子關起來，解放軍進城後，又交給了軍管會。
盧漢向陳賡、周保中等解放軍高級將領如此解釋：“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數次向老蔣發密電，說我心存二心，要求暗殺我，都是張群在老蔣麵前保了我，幾次救了我的命，要沒張群保我，我這條命早就沒有了，哪還有今天起義的成功？就算我率部起義，投向光明，但也絕對不能做恩將仇報的事！你們說對不對？”
陳賡、周保中二將軍同樣沒有批評盧漢做得不對。
巧不巧，就在傅作義仍然決定將組織兵變未遂的石覺時放掉的時候，董其武卻從綏遠飛到了北平。一來，直奔居仁堂見傅作義——他知道北平起義了，要傅作義指示綏遠該怎麽辦。
其實，早在3年前董其武出任綏遠省主席的時候，他就已經猜到傅作義內心深處有些什麽想法了——那時的傅作義，便已與他有過一段“大逆不道”的深談。
1946年11月，董其武接到擔任綏遠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後，特意到張家口東山坡“張垣綏靖公署”去向傅作義辭行……
傅作義踱到窗前，沉默了片刻，忽然回過頭來問董其武：“其武，咱們為誰打仗？”
這突然發問，使董其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如何回答，隻是兩眼直勾勾地望著他。
傅作義走到自己的愛將跟前，注視著董其武又加重了語氣問：“其武，其武，咱究竟為誰打仗？”
董其武看他的表情很嚴肅，卻摸不透他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但又不能不回答，思忖了一下說：“咱們的口號不是替人民服務，為國家負責，要求政治上民主，經濟上平等嗎？”
傅作義說：“是的。我們的口號是這樣的，可是，咱們究竟為哪種人服務哩？為什麽樣的國家負責哩？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經濟上是不是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