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後來回憶：“石覺的臉色極為難看。”

石覺回去，當然會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況向層峰報告，於是，“董其武在北平幫助傅作義籌劃起事”的消息不脛而走。

閻錫山素來疑心重且小氣，聽了這樣的報告不斷董其武的餉，倒是奇聞了……

閻錫山斷了綏遠的接濟，沒了糧餉的董其武十分艱難。綏遠人少地荒，部隊到了春天還沒有單衣，沒辦法，隻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來，充作夏季軍服。官兵每月的菜金隻有兩元。向廣東政府催要餉項，卻是沒有回音，隻是連電董其武離開綏遠前往廣州“開會”。

這種“會”哪個敢去開？要說董其武當時怎麽算也還是國軍編製，就衝閻錫山斷糧這一手，不造反也要給逼反了。

就在這個重要的時候，與共產黨方麵的接洽卻出了問題，綏遠重新倒向國民黨出現了一線希望。

這就是發生在1949年5月的“刺殺共產黨談判代表案”。當時，中共派駐歸綏的負責人潘紀文的處理略顯過激，引發了雙方的信任危機。

這時候，閻錫山見縫插針，派與綏遠將領素有深交的徐永昌與時任空軍副總司令的王叔銘趕來綏遠勸說董其武率部西撤。

作為蔣的高級幕僚，徐永昌忠告於蔣介石：“閻先生其實相當愛國、勤儉、能深思，充其量他不過是委員長眾多政敵中一位，而絕對不可能是賣國者。賣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從他肯大把花錢於公家這一點上看，閻先生亦是比較清廉的，若是別的軍閥，公家的錢，他永遠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裏去，絕不會再拿一點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麵來看，你不但有與閻先生合作的必要，將來他很可能還會有幫你的時代。”

徐永昌在1932對蔣介石說過的這番話對閻錫山來說極其重要，可以說奠定了蔣介石以後與閻錫山多次合作的基礎。

此番肩負閻錫山的重任飛到綏遠後，徐永昌擔心有不測之事發生，故不到綏遠省的省會歸綏，他與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乘坐的專機飛到地處河套的陝壩（現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陝壩鎮）降落，再派飛機到包頭把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一並接來，勸誘董其武等往西撤，並以封官許願、金錢收買等方式進一步拉攏董、孫、劉，以達到破壞綏遠和談的目的。

時至今日，徐永昌手中也無甚拿得出手的牌可打，居然對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說出“國民黨還有很多在緬甸訓練的軍隊，還沒有拿出來”“日本國際誌願軍組織了幾十萬人”這樣的昏話，完全是被局勢擠兌得無可奈何了。

可是，國民黨方麵也是操之過急，華北的中統特務頭張慶恩也從北平來到綏遠，向特務作布置，他們有的帶著電台，有的滲入各支部隊。有的組織不明真相的人在街頭遊行示威，沿路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還一路高喊：“傅作義出賣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賣綏遠！”“打倒傅作義，打倒董其武！”等口號。

7月11日晚上，特務組織一幫暴徒竟然砸了董其武的喉舌《奮鬥日報》報館。董其武下令嚴查，最後查明是258師政治部主任趙元德受特務煽動，帶領30餘名士兵幹的。

中統和保密局的特務形成合力，不遺餘力地企圖破壞綏遠的和平起義。張慶恩甚至親自出馬，策動111軍軍長劉萬春幹掉董其武，拉隊伍西撤。他們沒有意識到傅作義部將領之間的感情深厚，彼此抱團，疏不間親。劉萬春雖不讚同起義，但政治態度的不同，並沒有使他對董其武起殺心，反而是友情占了上風，他不僅未對董其武下毒手，反而向董其武密告其陰謀，讓董其武提高了警惕。

這時，廣州的國民黨政府，以董其武的兒女親家郭寄嶠(4)的名義派了飛機來綏遠，要接董其武去蘭州，和西北幾省長官會晤。你不是不願意去廣州嗎？蘭州總可以吧，那裏也不是廣州能說了算的。董其武開始也同意了，而且人已經到了機場，可一路上左思右想，就在臨上飛機時又陡然改了主意，君子不立險地，這個蘭州不去也罷。

不料，這一改主意卻產生了令人咋舌的效果。當天，那架原定董其武乘坐的飛機在會寧失事，全員死難，其中包括董其武派往蘭州催給養的第32兵站分監部分監張良弼。

臨難不死，董其武真是幸運！

因為盛傳保密局的特務要“幹掉董其武”，這起空難不免讓人疑惑。

緊接著徐永昌和王叔銘飛到陝壩，派一架美國人駕駛的小飛機前往包頭接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3巨頭前去會晤。

徐永昌是傅作義多年的好友，當傅先生任第35軍軍長、綏遠省政府主席時、徐永昌是第33軍軍長、山西省政府主席，二人交情甚篤。王叔銘和孫蘭峰是山東同鄉，又在陸軍大學將官班同期學習過，徐永昌和劉萬春有過一段上下級的關係。他們來後所采取的詭計是對董、孫、劉三人分別談話，進行拉攏。

當時孫蘭峰對起義持觀望態度，劉萬春則是明確反對。

會晤時，徐永昌先是把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信交給他們三人。信的內容大意是：宜生兄以和平方式解決北平問題，是形勢所逼。北平解決，綏遠突出，於你們不利。為全國大局著想，你們應將部隊西撤，同寧夏?甘肅?青海聯合起來，鞏固西北。這有利於同中共進行和平談判。請次宸（徐永昌）?叔銘前往和你們研究。

董其武對徐永昌說：“我們感激代總統親切關懷，部長和總司令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同意主力西撤，不過，我們跟隨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張，將代總統的關懷轉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麽意見。”

徐永昌見他們三人意見一致，隻好說：“你們向宜生請示也對，宜生對代總統是擁護敬佩的，想他不會不同意的。”

之後，徐永昌又分別同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單獨談話。

事後，據劉萬春回憶，徐永昌與他單獨談話的內容是：“你們應該想到你們本身力量有限，單獨同共方談判，他們不會重視你們。因為死了一名共方工會代表（筆者注：指王士鑫），就撤走談判代表，這就說明共產黨輕視你們。因為北平解決，你們綏遠孤立，在地理上你們處於共方的東麵和南麵的包圍中，殊為不利。為避免不利，可將主力西撤，在包頭以東地區暫留騎兵部隊協助綏東?綏南各縣維持行政權，擴充各縣保安團隊，綏北有孫蘭峰的騎兵，這樣部署，主力部隊西撤也不致影響綏遠的安全。”

單獨談話後，徐永昌正式宣布董其武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孫蘭峰為第9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第9兵團副司令官。此舉，實質是奪走了董其武的軍事指揮權。

離奇的是見麵後，載著董其武、孫蘭峰和劉萬春的飛機再次出了嚴重事故！

結果，三員大將軍表現各異，董其武屹然不動，孫蘭峰怒目圓睜大罵老天，劉萬春以一個敏捷的武術動作撲到地板上一動不動等死。

幸虧美軍駕駛員身手不凡，技高一籌，在關鍵時刻采取了正確的做法加油門而不是收油門，飛機才能抬頭撞進一個土圍子，衝塌了幾十間平房，碾死碾傷了幾十口老百姓，而沒有低頭墜毀。3位將軍無一幸免，都受了傷，不過全都是腦震**，並無大礙。

與此同時特務開始在歸綏等地造謠，說董其武受了重傷，綏遠國軍馬上要開赴寧夏等等。

這一來，綏遠高層紛紛認定這次空難是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搗的鬼，對廣州那邊的絕情寒了心。原本動搖的人心，又倏地轉向了北平。

直到今天，國民黨情治係統，不論中統和軍統的舊人都不承認與這兩次空難有任何瓜葛。邏輯上說，就算想將“反叛之心已暴露無遺的”董其武殺掉，也不能把“忠於黨國的”孫、劉二員大將搭進去呀，三巨頭要是全見了閻王爺，誰帶兵西撤呢？

以上說法不無道理，但這兩次空難實在太巧了，任何人處在董其武的位置上，也難保不做此想。

董其武晚年回憶說：

7月間，南京政府派軍令部長徐永昌(5)和空軍總司令王叔銘(6)，乘飛機抵達綏西陝壩。事前他們打來電報，讓我和孫蘭峰、劉萬春在包頭等候，派小飛機到包頭接我們到陝壩見麵，我心想這是南京在日暮途窮的情況下，作最後的掙紮罷了。他們來也好，我當然也有我自己的主意，正好要他們給補給。原來叫我到南京、廣州去，見了麵才能解決補給問題，我堅決不去。現在他們來了，見了麵了，他們解決不解決？

見麵後，徐、王仍是勸我們把部隊西撤，甚至荒誕地說：“將來撤至緬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的勝利。”

我回答說：“北平解放和綏遠有什麽關係，為什麽停止了綏遠部隊的一切補給呢？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們嗎？我們部隊是吃過苦的，要困死、困散我們是妄想！”

徐一聽馬上說：“這是誤會。”

我說：“要我們部隊西撤可以，但是幾個月的欠餉得如數補發；因為部隊的士兵、下級軍官多半是綏遠當地人，總得安安家吧。”

徐永昌當即答應說：“我們回去後研究你們部隊的補給吧，但是你們的部隊要向西撤。”

談完話後，徐、王就回去了，我們又乘小飛機回包頭，飛機起飛時出了事故，我頭部受了點輕傷。後改乘汽車返包後，再改乘火車返歸綏。(7)

當時的綏遠省與察哈爾省實為一體，均掌控在對傅作義忠心耿耿的董其武與孫蘭峰手中。

孫蘭峰，字畹九，出生於1895年，山東省滕縣人，18歲開始軍旅生涯，後入黃埔軍校，曆任閻錫山部連長、營長，後在傅作義部曆任團長、旅長、師長、軍長，國民黨第十二戰區騎兵總指揮，第11兵團司令官，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張垣警備司令，第9兵團司令官。

孫蘭峰將軍作戰勇猛，性格暴躁而強悍，是個舊軍隊中常見的粗人。但是，“粗中有細”，他的一些言語舉止常常頗有深意，令人讀後有一針見血之感。

孫蘭峰的山東籍貫在傅作義集團中算是個另類，因為傅作義是山西人，傅作義集團中的絕大部分中高級將領也都是山西、陝西和綏遠人。山東人隻有孫蘭峰一個。因此，每當孫蘭峰遇到什麽不痛快、不高興的事情，火暴脾氣就發作了，就跑到傅作義的司令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孫什麽都對，就是籍貫錯了一個字！”

周圍的人哈哈大笑，傅作義聽見了一笑置之，也不生他的氣。

孫蘭峰一直是傅作義的部下，素以“勇冠三軍”著稱，作戰中跛一足，人稱“傅作義的兩隻虎——孫蘭峰，董其武”。這兩員大將在傅部從長城抗戰到最後和解放軍的綏遠對峙可謂無役不與，配合默契親如手足，但據傅部老人講其實兩個人的氣質大有區別。董其武沉默堅韌，足智多謀，善於指揮步兵，有儒將美稱；孫蘭峰脾氣暴躁，作戰凶猛，善於指揮騎兵，老部下說起他來有一句順口溜，叫做“孫蘭峰，急火星”，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

在抗日戰爭中，孫蘭峰率部參加了著名的長城抗戰、綏遠抗戰、五原戰役。抗戰勝利後，任收複熱河、綏遠、察哈爾先頭部隊司令。

孫將軍晚年回憶道：“綏遠起義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繼續，是傅作義先生對我和董其武啟發幫助的結果。我在傅作義部下任職30多年，還在傅先生當團長的時候，我就跟他當連長。北伐戰爭時，傅先生帶著他的那個師和一個炮兵團向涿州挺進，那時我是他的營長。1933年長城抗戰時，我是他的團長；1936年綏遠抗戰時，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長。七七事變以後的全麵抗日戰爭期間，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領導下，曆任師長、軍長等職。在多年的患難相處、生死與共中，我們和傅先生之間形成了深摯的情誼。我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人，傅先生在各方麵給予我的啟發和幫助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見為依歸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傅先生錯誤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著他走上了這條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後，讓我以第11兵團司令官的名義負責察哈爾省地區日常的軍事。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平津戰役後，傅先生讓我防守張家口。當時我們防守人員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這場戰鬥的結局是什麽，但我還是執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後傅先生一再對他的部下講，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把大家領錯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我們這些人也是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和深感愧疚的。”

當北平和平解放時，孫蘭峰已經為解放軍所敗，率殘部從張家口退到綏遠，兵團司令部駐紮於包頭。與董其武一樣，他也是從廣播中聽到這一消息的，沒有從傅作義那裏直接得到過任何的介紹和解釋。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樣一種局麵，他感到難以捉摸，內心中一會兒為傅老總懊悔，懊悔他事先對於應付可能出現的戰爭形勢缺乏明確的決斷；一會兒又覺得根據傅老總的長期經曆，他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家，他決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

此後，有一些傅作義的老部下，陸陸續續從北平來到包頭。孫蘭峰在與這些人的交談中發現大家的情緒都比較消沉，一個很大的問題襲上他的心頭，傅老總在北平的行動難道不是投降嗎？當然，投降也有性質的區別。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壞事。但當時他根本還認識不到這種程度，而且更不願把“投降”兩個字與他崇敬的傅老總的名字聯係在一起，自然也不願與自己的名字聯係在一起。根據大家的談話給予他的印象，他甚至對傅作義的生命也擔心起來了。

就在思緒紛亂、心神不定的時候，從北平竄來綏遠的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和軍統特務頭子史泓，輪番來找孫蘭峰。他們說：“傅先生上了共產黨的當，把幾十萬大軍和武器都交給了共產黨，自己卻讓人家把他當作大戰犯軟禁起來了。將來得什麽樣的結果，還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們實在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過去是抗日名將，在國內外都是有聲望的人，這一下投降共產黨，落了個降將的頭銜，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實在替他惋惜。希望孫長官深明大義，萬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轍。”

傅作義決定和平起義，主動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時候，孫蘭峰不在北平，而是帶領部隊遠在包頭。傅作義率部起義的消息傳到綏遠後，孫蘭峰心中大不以為然，甚至對傅老總的這一決定大為不滿。

孫蘭峰在解放後的回憶文章中還寫道：“當我得知傅作義先生和平起義、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後，心中很不以為然，開始時還認為傅先生坐擁重兵卻不戰而降，自毀了半世英名。”

孫蘭峰於是對“起義行動”采取了一種類似於消極抵抗的態度，不願合作，而是以生病為理由躲進了軍醫院。

為了促使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變態度與立場，傅作義下了大功夫，這年6月，傅作義專門派王克俊前去包頭做孫蘭峰的工作。

不料孫蘭峰聽了王克俊的來意後竟然說：“在我對局勢還沒有判斷清楚以前，我不能輕信任何人的話，也不能輕易表態。你既然來啦，住上一兩天就回去吧！不過我提醒你，千萬不要到部隊中去，因為部隊中的情況很複雜，有些部隊不完全聽我的話，我對你的安全負不到保護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