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山草廬”幽雅寧靜，卻仍然沒有電話、電燈和自來水，更談不上業餘生活。一些年紀較輕的部屬，背地裏免不了時有煩言。閻錫山倒處處顯得很超脫，還和愁眉苦臉的侍從們說：“喝泉水好啊，沒有漂白粉的味道，有助於你們延年益壽，得道成仙。”
帶著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的頭銜，閻錫山抵達台灣後，立即住進了台北賓館。此時與他重逢於亂世的家人，隻剩下孤零零一個元配夫人徐竹青，母親陳秀卿來台灣後不久就病逝，兒孫媳婦則全去了美國。
當天下午，帶藍呢博士帽，穿著灰色哢嘰中山服，有著一張圓圓的臉，戴著一副托裏克眼鏡，蓄著濃濃八字胡須，猛然看去有點像德國總統興登堡的閻錫山，即在台北賓館大廳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國民政府”自即日起遷移台北辦公。也就是從一刻起，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徹底宣告結束。
在那段日子裏，幾乎每天都有相熟的各地軍頭來找閻錫山告陳誠的狀，說他用對付共軍的手段來排除異己。
陳誠與孫立人使出的一招“入台管製”，石破天驚：每一艘運兵船一靠碼頭，官兵列隊登岸後武器放一邊，重新配發，人走一邊，重新整編。多年來擁兵自重而威風八麵的各路地方軍閥，頓時變成兩手空空的孤家寡人。陳誠敢放開膽子這麽幹，自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
這一招可謂是重症下猛藥，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國軍中各擁山頭，派係林立的積年頑症。如果說蔣介石作為國家名義上的最高統帥，從來就沒有真正統一過這個國家龐大紛雜的軍隊，那麽，大敗之後逃到台灣，陳誠和孫立人卻輕易地幫助他第一次實現了對來自全國軍隊的絕對控製。
閻錫山注意到，那些在大陸各個戰場上被解放軍打敗後陸續逃到台灣來的雜牌軍官兵，全都落得個同樣的命運。帶了一輩子兵的閻錫山深知，槍杆子一丟，這些作威作福了大半輩子的地方軍頭，從此一切全都得看蔣介石的臉色行事了。
從民元起事到民三十八年國府撤到台灣，閻錫山在山西幹了整整38年，做到了和中華民國同“始終”，毫無疑問是民國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地方軍閥。
早在國民黨遷台前夕，蔣介石就已卸去總統一職，由副總統李宗仁代之，而這時，李宗仁遠在美國，按照國民黨的憲法，總統、副總統缺位時，應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這就是說，閻錫山在台灣就應該是最高權威。所以，入駐台北賓館的閻錫山還頗有幾分國家元首的模樣和氣派，頻繁召開新聞發布會，竭力鼓吹國民黨臥薪嚐膽、卷土重來，反複宣傳到台後的施政方針，並多次發表演講，批評國民黨內的不團結，總結在大陸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要和大家一起立足台灣好好幹一番事業。
但蔣介石早就把所謂的法統丟在腦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對行政院的工作事無巨細處處過問。特別是人事上的安排，更是牢牢抓住不放。
1950年元旦剛過，蔣介石便把閻錫山叫到辦公室，說是與他商量行政院改組人選，其實就是通知他應該換哪些人。閻錫山從蔣介石給他的名單一眼看出，不單穀正綱、顧祝同、俞鴻鈞等蔣的嫡係接替了他安排的各部門首腦，連閻錫山本人兼任的“國防部長”一職，也不得不交給了與解放軍作戰“屢戰屢敗”的徐永昌。
行政院改組，引起了國民黨各方人士的不滿。一天，閻錫山剛剛吃過晚飯，正在院子裏散步，一幫四川籍的立法委員闖進了閻錫山的官邸，他們氣憤地質問閻錫山：“這次政府改組，為什麽四川這麽一個大省，8年抗戰作出了那麽大的貢獻，竟然無一人入閣？”
這一問，倒把閻錫山問住了。因為他名為行政院長，但改組人事卻完全由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做主。這次改組，他的親信也大都被拿下。但此種內情，他又怎麽敢與人明說呢？閻錫山一肚子苦水無處倒，自己沒有落到好，反而當了老蔣的替罪羊，處處遭人埋怨。
蔣介石的用人政策，曆來是以自我為中心。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曆史上，被稱為“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曾幾次倒蔣，甚至在中原大戰中與蔣介石直接對壘。蔣介石對他一直心存芥蒂，但考慮到國民黨剛到台灣，百廢待興，一切以穩定為好，所以對閻錫山還是比較客氣。
雖然閻錫山有自己的個性，但他也知道自己這個行政院長看似權力很大，其實是仰老蔣的鼻息行事，老蔣說什麽，他就得幹什麽。這讓他十分憋屈，但也無可奈何。
盡管如此，閻錫山還是到處發表講話，痛斥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同時對國民黨內部派係之間的矛盾十分不滿，對國民黨的一敗再敗的戰略指導思想，多有責備之意。閻錫山的講話處處刺到蔣介石的痛處。這些話如果讓老蔣本人來講，一點事也沒有，而閻錫山卻毫不顧蔣的麵子，句句話講得釘心透骨，這未免太使蔣介石感到難堪。於是，換掉閻錫山的想法在蔣介石的腦子裏形成了。僅僅3個月後，蔣介石與他談了一次話，閻錫山就不得不乖乖加主動地把行政院長這頂官帽交給資曆比他淺得多，年齡也比他小得多的陳誠了。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舉行“複行視事”典禮。儀式完畢，閻錫山便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長”的請求。閻錫山能主動配合，蔣介石當然很高興，但嘴上仍假意挽留一番。第二天，蔣介石親自來到行政院閻錫山辦公室，與閻錫山長談，進行安撫。3月6日，國民黨中央常委召開由蔣介石主持的臨時會議，批準了閻錫山的請辭報告，正式決定由陳誠繼任“行政院長”。
離職後，行政院的部屬們為閻錫山舉行了一個小型茶話會。有人將老子《道德經》裏的兩句話“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送給他。
閻錫山意味深長地說：“無珠寶而不爭珠寶，不是不爭，是無所爭；有珠寶而不爭，是自己心上無珠寶，才足為奇。人不汙辱你，你不和人爭，不是不爭，是無爭；人汙辱你，你不和人爭，才是不爭。”
這一番話，表明了一貫專橫跋扈、爭權奪利的閻錫山在接連遭受重創，已近古稀時，幡然悔悟，與世無爭的某種心理狀態。
這一年，閻錫山已經67歲了，蔣介石給了他總統府資政兼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的閑差，每月撥付經費5萬元。卸下行政院長要職的閻錫山，被安排到台北農安街（今麗水街）一處小院居住。到這裏一看，院牆低矮，房屋仄逼，一派破敗之氣。與他同來的40名山西籍侍從，以及秘書、司機、夥夫都為老長官憤憤不平，對蔣介石出言不遜。
“唉！”目睹此情此景，閻錫山不禁發出一聲長歎：“東山的土地爺，到西山就不靈了。”
閻錫山從太原逃到上海時，曾對他全家以後的去向做過安排：把母親和夫人，送到台灣，把兒子誌敏和誌信，還有寡婦二兒媳趙秀金送到美國，又派五妹夫梁延武和內侄徐士珙到日本。可謂處心積慮，狡兔三窟。閻錫山搬到農安街後，也曾打算去美國或日本，蔣介石自然不放心這個多年的政敵自由地出入於美、日兩國，更怕成為馮玉祥、李宗仁第二，以種種動人借口挽留。閻錫山心知肚明，卻無可奈何，隻好留了下來。
他在農安街深居簡出，整日把自己關在家中著書立說。半年後，他寫書居然寫出了樂趣，嫌台北太嘈雜喧囂，於是帶著徐竹青、機要秘書原馥庭，以及40名忠心耿耿的侍從前往陽明山，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過隱居生活。當局態度還算積極，把當年日本人準備建，而沒來得及建成的菁山農場裏的幾棟屋子提供給了他。
閻錫山一行坐著大車小車，順著公路行了一段，還沒到菁山農場就沒車路了，大家還得安步當車。爬山越嶺到了農場一看，孤零零的幾棟日式平房，靜臥在幽深群峰之中，房屋全是木板牆、石棉瓦，沒有電話，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四處雜草沒膝，野花斑斕，鳥啼聲脆，受到不速之客驚擾的野兔冷不丁蹦出來，惶惶向草叢深處逃去……
堂堂“閻院長”，怎麽能待在這樣的地方？部屬們怒不可遏，紛紛要求老長官立即返回台北。沒想到，閻錫山麵無表情地指著一間屋子說：“日本人能住，中國人為啥就住不得？我就住這裏了。”
閻錫山都能住，秘書、侍從誰還敢提出不能住的理由？
誰想第二天半夜裏，一場暴風雨將房頂上的石棉瓦刮跑了不少。侍從們爭相抱著軍毯擁來，高舉雙手，將軍毯罩在閻錫山和徐竹青頭上，使這對老夫老妻免遭狂風暴雨的襲擊。
風歇雨住，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部屬們都以為受了一夜淒風苦雨折磨的閻錫山這下總該搬回台北了吧，沒想，他卻和氣地叫大家把房頂蓋一蓋，還在這兒住下去。部屬們都能體諒老長官的處境和心情，而且一個個對老長官死心塌地，也隻好咬緊牙關，與他共受磨難。
侍從們砍來竹子架頂，在上麵押上厚厚的稻草。可是沒過幾天，又一場暴風雨襲來，稻草被吹得滿天飛舞，房頂又露出了大窟窿。折騰了好幾次，閻錫山才吩咐侍從雇來工匠，在菁山腳下他看中的一個地方建起幾排草頂板牆的屋子，然後搬下來居住。
草頂板牆抵擋不住南海的炎熱和台風，閻錫山便想起了山西老家的窯洞。窯洞的特點是冬暖夏涼，而且又不怕台風侵襲，何不在這裏也建它幾孔窯洞呢？他向當地的一些上了年紀的山民詢問，台灣為什麽沒有窯洞？山民回答說，台灣土地潮濕，不適合挖洞。洞子裏空氣也不流通，再說台灣經常鬧地震，洞子容易塌。閻錫山想，窯洞的這三個缺點，他都有辦法解決：洞裏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濕；前後各開一扇窗，就可以解決空氣流通問題；至於地震，窯洞與樓房一樣，樓房設計能防震，窯洞設計得好，也一樣能防震。於是，他親自設計監造了3幢仿山西窯洞風格的磚石建築，這也恐怕算是他和山西的情感聯係吧。
由於陽明山中雨太多，閻錫山不能常常外出散步，沒過多久，又在他房前增建了一條長長的風雨廊。
閻錫山叫侍從做了一塊匾，他親自題了“菁山草廬”4個字，掛在門楣上。
“菁山草廬”幽雅寧靜，卻仍然沒有電話、電燈和自來水，更談不上業餘生活。一些年紀較輕的部屬，背地裏免不了時有煩言。閻錫山倒處處顯得很超脫，還和愁眉苦臉的侍從們說：“喝泉水好啊，沒有漂白粉的味道，有助於你們延年益壽，得道成仙。”
來到菁山的閻錫山，在侍從們眼中，也似乎真有些“仙風道骨，莫名其妙”的情態。他寫了很多對聯，貼在“菁山竹廬”的大小門枋立柱上。
一為：
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工夫；
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等事功。
門額為：“朽去化欲。”
一為：
擺脫開，擺脫開，粘染上洗幹淨很不易；
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
門額為：“努力擺持”。
侍從們看不懂，更不願問，倘若一問，閻錫山又要不厭其煩開會講解，大家反倒落得個自討苦吃。
閻錫山過世後，吳文蔚在《民國史上一個偉人——閻錫山先生》一文中寫道：“閻氏隱居青山後，即專事著述，閉戶不出，非國家大事，或總統有召外，不輕易入市。每晨7時起床，晚10時入睡，午餐後，休息2小時，其餘時間即為會客、講話、會議、思考與寫作。晚飯後，獨出野外，散步數十分鍾，就寢前，展閱床頭木板易經以自怡。”
盡管曾經擔任過北伐時的集團軍總司令、抗戰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38年的“山西王”，甚至“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在台灣的政治處境，其實相當尷尬。
他的由3幢窯洞式建築組成的“菁山草廬”的外牆，最初是紅磚砌成的。一次蔣介石住進台北市郊的榮總醫院檢查身體，無意中從病房窗前看到蒼青如黛的陽明山中，凸露出幾點傷疤一樣的紅色。當時政府已經把陽明山劃為保護區，嚴禁任何人破壞。蔣介石以為有人在這裏開山挖掘金礦，破壞禁令，馬上下令嚴查。
警察馬上捧著尚方寶劍趕到“菁山草廬”興師問罪。到了這裏讓全副武裝的侍從們擋著，才知道此處竟然住著前行政院長閻錫山，馬上換了副笑臉，一點也不敢造次，繞著房屋轉了一圈，還關心地提出建議，請他們在紅色外牆上塗上一層厚厚的瀝青。
侍從們怕老長官生氣，不敢將此事稟報，背著閻錫山買來瀝青，將紅牆塗得一片漆黑。
閻大驚，問為何如此？
侍衛假言解釋，空防司令部電話通知，紅色太醒目，容易招來大陸飛機轟炸，塗上瀝青安全許多。不單此處，台北也照此處置。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蔣介石雖然從大陸敗退到台灣，但他的空軍和海軍力量仍然很強大，經常對廣州、福州、杭州、南京等東南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的軍事和經濟目標進行狂轟濫炸。1950年2月6日對上海的空襲最為嚴重。當天，國民黨空軍出動B-25轟炸機和P-51、P-38戰鬥機共17架，轟炸和掃射上海，造成解放軍和老百姓死傷1400多人，民房毀壞2000多間。楊樹浦發電廠也在空襲中遭到嚴重破壞，造成上海大部分城區停電，生產停頓，而且使全國物價上漲風刮得更為凶猛，本來就非常困難的經濟受到了更大的衝擊。
麵對國民黨持續不斷的轟炸，新中國僅有的一點空軍力量無能為力，所以，在接到上海市市長陳毅的緊急報告後，劉少奇立即致電正在莫斯科談判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求蘇聯給予援助。
1950年3月13日，由巴季茨基中將率領的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華東的上海、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進行空防。從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機場為基地的蘇聯米格-15戰鬥機4次起飛迎擊國民黨空軍，共擊落6架轟炸機，解除對上海的空襲威脅後，又不斷飛越海峽，對台灣進行懲罰性轟炸。
來台初期，所有黨政軍高官的住宅都配建有防空設施，“菁山草廬”也不例外，房子外麵的防空洞，水泥牆厚達40厘米。防空洞上麵的山坡上，侍從們住的獨立小樓也是磚石結構，房頂、牆壁上設有專門的射擊孔，戰爭氛圍相當濃重。
不久，蔣介石和宋美齡聽說閻錫山離開台北，到陽明山中隱居去了，便特意抽時間前來看望。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蔣介石夫婦專程前來拜望，而且來途中還走了一段山路，閻錫山還是打心底裏高興和感激的。他對蔣介石說，他老了，自卸下重擔後，便已百無所求。表白自己遠離鬧市，隻圖找個清靜地方，晚年潛心著書立說。
蔣介石就土地改革問題求教於閻錫山，閻錫山把他在山西準備搞而未搞成的“兵農合一”政策獻了出來，說：“兒要親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當下最好取寓兵於農之製。”
蔣介石聽後，頗為所動。但陳誠則認為“閻先生之議必徒增紛擾”，他力主“耕者有其田”，正在強力推行自己的一套土改計劃。事後證明，還是陳誠的土地改革的方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蔣介石看到脫下軍服的閻錫山一副心境淡泊、超脫世外的神態，而且潛心著述，兩耳不聞窗外事，當即允諾，馬上派人給閻錫山裝一部軍線電話，方便他與外界聯係。
蔣介石與宋美齡能親自登門拜望，這對閻錫山來說，既是一種“殊榮”，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陳誠接手行政院長後，出於禮儀，也進山看過他一次，此外，再也沒有其他一位國民黨政要上山看望過他。倒是一些報刊、電台記者，對這位經曆了清王朝、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的“三朝元老”頗感興趣，屢屢造訪“菁山草廬”。所以，閻錫山潛心研究的所謂“大同主義”，與“中和哲學”，常見之於台灣報端，這對處於世人冷漠之中的閻錫山，多少也添了些慰藉。
盡管過著隱居的生活，閻錫山卻如同以前當“山西王”時一樣，每天晚上都要召集部屬們開會，會議記錄他要親自過目。他的“上諭”，原馥庭更得認認真真地記下來。
既是開會，總要有內容，這會天天開，閻錫山說些什麽呢？下麵，就是原馥庭認認真真記下的一份“上諭”。
1951年6月8日下午7點30分
從記錄上來看，大家在言語上有了相當的進步。過去，大家習於流動的生活，等待的方式，後來到菁山雖有學習進步的風尚，是稍帶的進步，不是專門的進步，所以不踏實。
閻錫山何以熱衷於把部屬們召攏來開會，這裏有講究。他在“菁山草廬”裏每日伏案寫作，甚至到了食不知味的地步。寫什麽？看看書名就知道，《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哲學和共產黨的錯誤》《收複大陸與土地問題》《反共複國的前途》。這些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反攻大陸的方略，一章章，一節節，全成了他組織部屬們開會學習的教材。書稿完成後，再送去發表或是出版。有次談得興起，他竟大言不慚、豪氣衝天地說：“一旦王師跨海北進，直搗黃龍，你們別看我閻錫山老了，真個反攻號響，我還要率領健兒們再打幾個勝仗給國人看看；我有信心，生從太原來，我這把老骨頭，還將活著回太原去！”
除了開會，這批長期跟隨他南征北討，出生入死的部屬們，每天必做的事情便是開墾荒田，養雞鴨豬牛，後來還在山坡上砌起一道道梯田，大種起橘子和鬆樹。等到初見模樣後，閻錫山一高興，又題了塊匾，為這片狹小的天地取了個“種能農場”的名。有時天氣好，寫作累了，他也會提把鋤頭，與部屬們一起鋤草種地。昔日威風八麵的“山西王”、國府行政院長，自得其樂地在深山溝裏當起了小小的農場主。
年屆古稀的閻錫山看破紅塵，能夠“黃蓮樹下扭秧歌，苦中作樂”。他勸導部屬們：“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隻要心安性定，一切苦難，皆能甘之如飴。”
隻可憐了他那幫老部下，過去在太原城裏，他們哪一個不是吃香喝辣，走在街上衣裳角角都能搧死人的角色，而如今每天扛著鋤頭上山累死累活，月餉微薄不說，晚上想偷偷到台北市裏快活快活，囊中羞澀，也充不起大爺。吃的呢？一日三餐也難見油葷。
山西旅遊協會訪問團的成員在閻錫山墓前聽張日明談起當初在“菁山草廬”的清苦生活，都深感吃驚，說，他們曾看到有文章宣稱，閻錫山從成都飛往台北的時候，往“美齡”號上裝了十幾口沉甸甸的大木箱，裏麵全是金條。
張日明聽了大不以為然：“這種說法多了，台灣也有，說閻錫山過世前立下遺囑，死後把他保存的黃金全部分發給來台的山西人，成人一兩，兒童五錢。說得有鼻子有眼。不過，我敢保證，這些都是十八扯。你想想，他會讓我們這些多年跟隨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苦著，把黃金送給他認都不認識的山西老鄉？後來為啥人都快跑光了？哎，就是連薪水都發不起了嘛。”
毫無疑問，這批山西壯漢都是閻錫山精挑細選到身邊的忠勇之士。每個人有幸來到閻錫山身邊的第一天，“舍身護主”就是他們最堅定的信念。但凡大人物用人都會講究點鄉誼，如蔣介石身邊，浙江人就大大多於其他省籍的人。不過在這方麵蔣介石和老閻錫山比起來，就隻能算小巫了。“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挎”，這句民謠對閻錫山的用人路線可謂一針見血。尤其是身邊的人，那更是非山西人莫屬。
這批山西漢子可以在危急關頭毫不猶豫地為閻錫山赴湯蹈火，可他們唯獨受不了清貧生活的長期煎熬。更何況，那還是一種毫無希望的煎熬。
那時“行政院”按月撥給閻錫山5萬塊錢，如果單單用來供這幾十口人糊口，自然是綽綽有餘，可他還必須承擔這幾十口人的薪水；在菁山占有的這片土地，也是閻錫山以私人名義向台北市金礦局租的，每年要付不菲的租金，修房蓋屋，開荒種地的一切花銷，也都一包在內，日久天長，閻錫山自然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閻錫山也清楚沒有其他生財之道，他也負擔不起這幫部屬與他們家眷的生計，後來掏出老底，讓侍從們創辦了台興印刷廠和興中百貨行。可這些玩槍使刀之人哪會辦什麽廠，經什麽商？辦一家垮一家，全都虧得血本無歸。
當了38年“山西王”，怎麽會窮到這等地步？莫不是閻錫山兩袖清風，家貧如洗？
當然不是，不說他的金銀珠寶大洋美鈔，也不說他在太原城裏的不動產，單是他那老家河邊鎮那棟大宅院，就足能證明他富有到什麽程度？
這批閻錫山最信任的人中不少人去過河邊村閻府，也享受過主貴仆榮的滋味。而如今的“菁山草廬”，和整天待在草廬裏伏案寫文章的白發老長官，卻讓他們一個個看到了自己暗淡無光的前程。微薄而且還難以保證的收入與山中的清苦寂寞，更讓他們度日如年。絕大多數部屬最終選擇了悄然離開，40名侍從最終逃得隻剩下張日明等8個人，連他最為倚重的原馥庭，甚至也打算離他而去。
樹倒猢猻散，原馥庭等侍從們再怎麽忠誠，也耐不住長時間孤寂和現實的折騰，慢慢地，侍從們就開始和老先生不辭而別了。上菁山不到3年，上山時的40人，剩下還不到10個。連當初從太原死人堆裏爬出來，輾轉數千裏重新回到閻錫山身邊的王延華，也終於有一天離開了他。那時原馥庭確實也萌生了去意，可是無論如何，他也做不到不辭而別。因為原馥庭知道閻錫山老先生最離不開的就是他。寫作是閻錫山唯一的精神依靠，他連看報紙都早就用放大鏡了，他要走了，閻錫山就沒法寫下去。可看到閻錫山身邊的人今天跑一個，明天走一雙，他也開始悄悄問自己，他已經那麽老了，我還該不該繼續在山上耗下去？在大陸時不存在這個問題，跟著閻錫山就是最好、最有保障的前途，可到了台灣，就不同了呀！
原馥庭回憶說：“我們……哎，說白了吧，彼此之間已經變成了一種雇傭關係，雖然這樣說太商業化，太缺乏情義，但事實上誰都知道已經變成了那樣一個現狀。彼此雖然沒有合同約束，可老先生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們可是連飯碗也打破了呀。我一個人倒好辦，那時候我也有了老婆兒女，不考慮這些現實問題，也是不行的嘛。正好那時候我台北有一個朋友，問我能不能到台北來，他介紹我到一個機關裏做事去？我想了幾天，最後還是鼓足勇氣去對老先生說了。老先生半天沒有講話，腦袋搭著也不看我。我心裏既難過，又委屈，又感慨人生無常。過了很久，老先生雙手捂膝，身子往前一傾，用一種很蒼老的聲音緩緩說：‘他們誰都可以走，你——不要離開我。’”
原馥庭感到鼻梁發酸，就這麽一句話，徹底打消了他離開的念頭。
原馥庭還以一個長期為閻錫山工作的學者的角度，對他的“雇主”進行了一番概括。他說：“閻先生一輩子堅持記日記和讀書，以立德、立功、立言來鼓勵自己，戒聲色犬馬，潛心研究學問，嚴格行為操守，在對‘中’的哲學、社會建設、物勞分配都有創造性的建樹，特別是他自己撰寫的《閻府家訓》，係統地闡述了做人、做事之理，不管對任何黨派的人，都很有教育啟迪意義。閻先生生逢亂世，但難能可貴的是，他是一個很有思想的軍閥，這也是他能夠長期占據山西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時局的變化適時地改變自己的戰略，是他一貫的準則。在抗戰中有兩句話可以代表閻先生的思想，‘夏天穿襯衫，冬天穿棉襖，需要什麽就來什麽’、‘一等的事情要一等的人來做，一等的事情不做一等的人就會走，現在抗戰是一等的事情’，老先生思想之超遠深邃，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閻錫山其人的曆史功過，國、共兩黨按照通常的做法，自然有截然相反的評價。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國民黨內部，對閻錫山的評價也是大相徑庭。這從一個側麵，也可反映出閻錫山曆史的複雜性。在大陸方麵，新中國成立之後，見諸文字的閻錫山大體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惡極的戰犯”，講到他的活動，必冠以“反動”，論及他的作為，也必稱作“罪惡”。這是一種難免的曆史現象。改革開放以後，思想領域清除極“左”影響，文化日漸多元，評價趨於客觀，又突出揭露他“兩麵三刀，鑽營投機”的特性。不過，對他的所作所為，畢竟開始有了趨於客觀的敘述和評價，對他的深入研究也顯現出實事求是的開端。
台灣官方對閻錫山有諸多讚美之辭，但對他的公開貶斥，也同樣是言辭激烈，針針見血。如在閻錫山去世之後六七天，針對有些人鼓吹應對其實行“國葬”的提議，台北《民族晚報》專門發表一篇名為《閻錫山值得國葬嗎？》的社論，便能充分說明這個問題。中國有所謂“蓋棺論定”的傳統，對死人往往是多加褒揚，而對其過錯則輕描淡寫，略詞帶過。閻錫山剛剛蓋棺，蔣介石親往致祭，並送以“愴懷耆勳”的匾額，還以政府名義頒布《褒揚令》，紀念規格可謂高矣。而在此氣氛之下，冒出這樣的“社論”，顯然不是毫無背景的文人所發的牢騷，而很可能正是表現了國民黨權力核心對閻錫山的真實看法。
還有一封“在台三晉人士於閻在世時的一封公開信”，其言辭更不客氣。信中說：“你在山西執政近四十年，做了些什麽呢？眾所周知，民四你對袁世凱勸進，民六參加督軍團禍國，民七出兵湖南抗拒護法軍，民十二助曹錕賄選，民十五出兵襲擊國民軍，民十九公開背叛中央，民二十以後陰結共匪，貼禍黨國。你一生投機取巧，反複無常，蔑視黨國，隻圖自身利益，慣於騎牆觀望，利用機會，以求達到你的需要與存在。”將閻錫山滿麵抹黑，說得一無是處，其用詞用心，顯然也非等閑之輩。須知，台灣那時尚在“戒嚴令”下，稍有不慎，便會引來文字獄。以如此凶猛之言論公開攻擊一位前“行政院長”而不致獲罪，豈非咄咄怪事？
閻錫山一生死心塌地反共，沒想死後卻落了個“陰結共匪，貼禍黨國”的罪名。
閻錫山和共產黨時敵時友，打了多年交道，他對共產黨的有一句評語倒還是不乏自知之明。抗戰期間，他曾在一次會議上對他的高級將領們不無感慨地說：“現在一等聰明的人去了共產黨，二等聰明的人投了日本人，在座諸位，包括我，都隻能算是三等聰明之輩.”
除了住在台北的堂侄兒閻誌昭每年來拜一次年，加上每晚把部屬召集攏來開會以外，寫書，是閻錫山最重要的精神依靠。但他寫書與其他的人不一樣，他不用筆，用嘴。一張小圓桌，麵對麵擺兩個單人沙發，原馥庭與閻錫山對麵而坐。閻錫山口述，原馥庭記錄。這是閻錫山多年養成的習慣，以前即便寫份簡單的電報，他也是如此辦理。原馥庭記錄完一段，逐字逐句念給他聽，記錯或是不當的地方，再改再寫。就在這寒酸的小書房裏，就以這樣的合作方式，閻錫山完成了他最後的著作《三百年的中國》。
閻錫生一生沒有任何業餘愛好，不嗜煙酒，不近女色，寫作之餘聽聽京戲，是他唯一的娛樂。
張日明說：“會長在菁山10年，沒有看過一場電影，也沒有到台北去看過一場戲劇。我們這些下麵的人，有時晚上跑到台北去看電影，回來晚了，也得輕手輕腳，害怕被他發現。”
原馥庭說：“老先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這一生什麽沒經曆過？什麽沒見過？可到了晚年，心裏沒有風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隻有以寫書為唯一的精神寄托，日久天長，走火入魔，就變得食而不知其味了。”有一天傍晚時，我看見張副官把他的晚餐端上來放在桌子上，就站起身準備走了。老先生說：“你不忙走，我還有話對你講。”他一邊吃飯，一邊和我說話，筷子挾起來往嘴裏一塞，驚奇地對張日明說：“嗨，你怎麽給我兩根麵啊？”我笑著告訴他：“會長，麵條在下麵，你挾的是上麵的豆芽。”你想想，食而不知其味，就到了這樣的地步。
一位朋友怕閻錫山寂寞，來信建議他接受宗教信仰，這樣就可以經常出去參加宗教活動。但這位年過7旬的老人，卻有著山西人特有的倔強，他回信告訴朋友，說他一天忙得很，按照眼下的進度，再過兩三年，該寫的也寫不完，現在還日夜忙著趕工哩，所以他一點也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這一天，蔣介石在中山堂舉行慶祝他就任“總統”12周紀念大會。已經78歲的閻錫山接到了邀請，他知道和蔣介石見麵的機會不會太多了，原本也打算前去參加。可是，因為重感冒加上氣喘，他雙腿無力，臥床不起，無法前往。就在第二天的正午，閻錫山被緊急送往醫院。
張日明說：“榮總醫院的救護車開來時，老先生已經挪不動步了，我和原秘書一人架一隻手，把他攙扶到他平時曬太陽的竹椅上，4個人八隻手，連椅子帶人把他抬上車。救護車出了山溝以後，我看老先生臉色已經烏了，趕緊問醫生，老先生能不能送到醫院？醫生說可以，我就有些放心了。可再往前走了不到5分鍾，老先生大睜著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就過去了。沒想他走得那麽快。對我們來說……哎呀，那就是天塌下來了啊！”
原馥庭說：“走得快，走得突然。這樣其實最好，大壽善終，算得完滿的結局。”
從50歲起，閻錫山每年元旦早晨就要口述“遺囑”。他的“遺囑”有遺致山西部屬的，有遺致兒孫的。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過：“去年遺囑成廢紙，今年遺囑將何如？”
每年“遺囑”的首句多為“人生七十，古稀有之，餘今已五十有幾矣……”結果搞了二十多年，才在1960年去世。生前留有挽聯多對，其一為：有大需要時來，終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如今，守護著墓園的仍然是閻錫山主掌山西時代的老侍從張日明。隻是，當年的風發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
三晉民謠稱，山西有座山，名叫閻錫山。而昔日山西的這座巍巍大山，留在台灣的，卻隻剩下了孤墳一座，孤魂一縷……